物联网的传播学考点，全部都在这里了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今年必考的VR新闻，喻国明大大已经给出了完美答案），作为时下最为热门的新兴技术，也越来越密集的出现在新闻传播学的考研试卷中。
事实上，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一直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的热门方向。以英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詹姆斯·凯瑞为代表的学者，对于媒介技术的洞见，曾给新闻传播学注入焕然一新的传播思想。
本期【学术赏析】，solo学长给大家推荐一篇有关【物联网】的学术论文，来自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广安及其高徒吕冰汝，发表于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现代传播》上的一篇论文。
毫不吝啬地说，这篇论文，可能是我目前看过的对于物联网技术解读最为深刻的传播学文章。全文较长，阅读可能需要花费半个小时，但绝对值得一读。
作者 | 董广安 吕冰汝
期刊 | 《现代传播》
原题 | 《物联网技术的传播应用及其伦理挑战》
麦克卢汉曾说过: “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每一次媒介技术的革新，都促进了信息传播的进步，也重构了社会形态。如果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那么物联网技术将会重构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
2016 年10 月，在无锡举行的世界物联网博览会上发布的《2015 － 2016 年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15 年，我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为7500 亿元，较2014 年增长24． 59%，预计到2018 年，我国物联网市场规模有望较2015 年翻一番，达到15000 亿元。据美国权威咨询机构Forrester 预测，到2020 年，世界上物物互联的业务，跟人与人通信的业务相比将达到30∶1，物联网被视作下一个万亿级的通信业务。
物联网技术将人与万物置于全方位信息交互的网络之中，这不仅给物质世界带来结构性的时空重塑，还会对信息传播结构、社会既有的伦理体系造成重要影响。
国际电信联盟对物联网的定义是: 通过二维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 ＲFID) 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简而言之，物联网具有三个层面的技术特性: 全面感知、可靠传送、智能处理。
全面感知依赖于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旨在更透彻、全方位地感知物质世界。
可靠传送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讯网、云计算平台等，实现信息的实时、有效传递。
智能处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模式识别等智能计算技术，对物质状态作出智慧回应，从而真正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对话。
物联网作为一种联通人与万物的媒介技术，将“人的延伸”发展到极致，也将会对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过程产生深刻影响。物联网技术在信息传播中的应用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物联网使信息生产形式得到延伸
1． 增加信息资源的来源。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公民话语空间依托数字技术得到了无限扩大，新媒体的即时、便捷、去中心化等特性，解放了普通公众传播事实、表达意见的权力，扩大了新闻的来源。
在物联网时代，传感器作为“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方面，一些重要的公共信息从难以捉摸到被作为数据留存了下来，这将为公共新闻的生产提供优质、丰富的信息来源。
传感器新闻就是通过传感器获得数据信息，经分析整合，将其以一定的方式融入新闻报道，进而完成”讲故事”的新闻生产模式。与个人生活较为贴近的智能家居、智能医疗、可穿戴设备等终端，还能感知记录人的生理、行为等数据，这些个人信息数据不仅是对新闻生产资源的极度扩充，还能帮助提供个性化的信息精准推送服务。
2． 扩大新闻生产主体。传统的新闻生产主体主要以专业化的媒体机构为主，新媒体时代以内容生产为优势的自媒体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在物联网社会，大数据成为极其重要的新闻资源，一些掌握数据资源、算法优势的技术公司凭借其对用户数据的掌握，逐渐地向新闻生产的核心领地渗透，新闻生产的主体扩大到掌握智能机器、传感数据的IT 巨头、物联网企业。而拥有数据特权、渠道资源和技术优势的企业逐步在新闻生产领域掌握话语权，这就可能会对新闻专业的伦理价值造成极大冲击。
( 二) 物联网使媒介与社会的融合更加深入
1． 传播终端无所不在。2015 年7 月麦肯锡发布的权威报告指出，全球物联网有望渗透的下游应用市场规模将在2025 年之前成长达到3. 9 － 11.1 万亿美元，达到约11% 的全球经济占有率，并与城市管理、生产制造、家庭事务、汽车驾驶、能源环保、物流运输、工作办公、消费结算、个人健康等重要领域结合形成9 个千亿级规模以上的细分市场。届时，传播终端将无所不在，智能设备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促使物质世界与虚拟空间的融合程度更深，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社会更难以区分。
2． 媒介终端的场景化。彭兰教授认为，移动媒体时代，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空间与环境、实时状态、生活惯性、社交氛围是构成场景的四个基本要素。在万物互联时代，物联网将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连接起来，智能设备充斥着物理世界的空间与环境，占据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场景，这些媒介终端对社会场景的覆盖可以有效监测公共领域与个人世界的实时状态，记录甚至培养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基于场景的个性服务。
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与心理都不相同，因此物联网设备的设计不仅要满足当前情境下的需求，还要善于捕捉用户的场景信息的变化与移动。LBS、传感器、大数据等物联网技术将无限拓展媒介终端的场景化基因，推动媒体更加智能化。
( 三) 物联网使用户的概念更加清晰
1． 用户平台的延伸。互联网促生了多种平台型媒体和综合型信息服务商的出现，受众也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积极参与内容生产、主动消费信息产品的终端使用者，也就是新媒体条件下的用户。物联网时代，用户的意义将更为凸显。
2017 年5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2017 年一季度《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通告中称: 一季度，物联网终端用户达到1．14 亿户，同比增长56． 4%。物联网终端的普及将会带来物联网用户规模的极度扩张，用户不仅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更成为了直接意义上的物质产品使用者，用户对产品、技术与服务的使用感更加强烈，用户体验也更为重要。
物联网设备的使用，还会推动用户平台的延伸。以往用户基数大、用户黏性强、用户体验佳的平台往往是社交软件居多，而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将会促使用户向物联网终端平台的迁移，强化社交属性、利用场景优势、提供个性服务的物联网终端产品将会赢得更多用户的青睐。
2． 用户分析的多维化。对传媒行业来说，精准把握用户结构，及时了解用户反馈，有利于迅速调整传播策略、优化传播效果。但是，传统的受众调查和采集收视率的方式不仅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所获得的数据结构也较为单一。
而大数据、传感器技术的兴起则使实时检测用户的媒体使用行为成为了现实，开通了即时反馈渠道，不仅如此，对用户的分析也从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把握，增加了对生理反应的记录和深度需求的挖掘，如通过监测用户的心跳、血压等生理层面的波动来评估用户观看传播内容时的情绪反应与心理体验，从而精准预估传播效果，改进传播方式，同时还能根据用户的实际体验与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用户的概念和轮廓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
物联网技术的传播应用对信息生产的方式、媒介渠道的扩展、用户服务的优化都有积极影响，但任何一种新传播介质的普及与使用总会在重构社会传播结构过程中对社会既有的伦理体系造成不可避免的冲击和僭越。
伦理作为处理人与外界关系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是随着客观条件与文化实践的发展而演变的，面对物联网引领的高度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伦理体系必然面临着破坏与重建的挑战。在新传播技术条件下探讨物联网可能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警惕物联网传播秩序中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一) 淡化人的主体性
“人类创造和发明技术，当然旨在造福人类自身，但技术一旦产生，却未必受制于创新发明技术的人，这是技术的吊诡之处。”技术具有自主性，技术本身带有一种秩序意志，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技术的强权逻辑，使用技术的同时也是向技术妥协的过程。
正是由于技术的工具理性强大，在技术至上的时代，作为主体的“人”有沦为技术的“应声虫”的危险。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时代里已经不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技术束缚、统治和支配人的行动。物联网的核心是一种媒介技术集群，这些先进的技术无孔不入地侵占了人类生活和物质世界的方方面面，使人面向客观世界的主体地位淡化。
媒介环境学派代表学者波兹曼曾说: “任何一种工具都存在观念上的偏见，都会倾向于将世界构建成某种特定形态，看重某种特定的事物，强化某种特定的感官、技能或态度。”对此，麦克卢汉也曾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理论，即媒介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及带来的社会变革。”
在物联网所勾绘的传播图景中，作为主体的个人不过是信息网络的一个“节点”，像冰箱、汽车一样，成为万物互联网络中一个“物化”的实体，“我”的存在不过是信息流中的几组数据而已。当人类成为技术的对象，被技术操控时，一种新的异化和统治就产生了。
( 二) 加重社会心理隐患
学者兰登·温纳在《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一书中指出，技术为社会“立法”，人也要反过来“适应”技术。在对技术进行“反向适应”的过程中，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物联网技术重建人类生存景观的同时，还可能会带来相应的心理层面的断裂与交往行为的异化，导致社会心理隐患的加重。
1．“技术焦虑”心理更加普遍。2016 年底，在微信团队内部举办的领导力大会上，腾讯创始人之一张志东提出了微信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技术故障和社会恐慌。他认为，作为一个早上起床第一个被点击的国民应用，微信的登录故障、朋友圈故障、支付故障等问题容易引起用户焦虑，造成心理恐慌。
由此可见，“技术焦虑”是一种由于技术的“闯入”或“失灵”而引起的心理不适现象，是在新媒介技术的冲击下当今社会所特有的病态心理和行为倾向。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欲求和需要。移动互联网与社交软件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实现了人与人的“掌上互联”。人的社交心理发生转向，愈加依赖于虚拟空间的身份建构与话语交流。
梅洛维茨指出，现实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地域的消失”和“场景的瓦解”。人一刻都离不开手机，离开网络工作就会陷入瘫痪，这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愈演愈烈，以至于技术的任何“闪失”，都会造成人们的恐慌与焦虑。技术的先行与心理适应的滞后是一对矛盾，物联网时代的“技术焦虑”心理会越加普遍。
2．“时空紧张感”加剧。“时空紧张感”一词由陈力丹教授提出，旨在说明新媒体在改变时空经验中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和心理紧张状态。陈力丹教授认为，新媒体对时效性的追求，相应地带来一种“瞬息即变的文化”，人们在面对急速、短暂、支离破碎的信息轰炸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这就是一种紧张感。移动互联情境打破了我们对日常时空序列的认知，传统的、固态性的时空框架渐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虚拟化、模糊化的时空常态。
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不同媒介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偏向不同。在万物互联时代，一切机械的、重复的、程式化的日常劳动都由机器完成，人们可以在特定时间借助智能媒介操纵多种事物、完成多项任务，人们的时间和空间均被最大限度地压缩。
由此，生活节奏更快，社会的流动性更强，面对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信息环境，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时间紧张”的错觉。新媒介技术使社会交往与物理场景的固有联系被割裂开来，而物联网技术促进虚拟空间与地理空间的交互叠合，届时虚拟空间无限侵占现实空间，人们在虚拟空间与现实场景的转换中，感到一种错乱和迷茫，这是“空间紧张”的表现。
梅洛维茨认为，媒介对于空间的作用能够改变人的行为表现和角色扮演。物联网改变传播变量中的时间、空间和物理障碍的重要程度，并且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空间结构划分的场景。在物联网技术勾勒的时空场景中，人们的“时空紧张感”更是呼之欲出。
3． 媒介依存症加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 年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 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 95 亿，占所有网民总数的95． 1%。媒介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是手机媒介，更是成为人们在现实与虚拟间随意游走的工具。手机媒介的普及表明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在加剧。
媒介依赖理论认为个人、群体、组织和其他社会系统与媒介具有一种相互依赖关系，但相互依赖中较强的一方是媒介，它们主要通过掌握传播内容的控制权来使受众产生对媒体的依赖。媒介技术的过度使用与依赖心理，会对人的认知结构与行为动机产生负面作用。长期沉溺于媒介所搭建的世界，可能会造成深度思考的减少和现实社交能力的退化，甚至自我认知的偏差。
在物联网社会，虚拟现实技术作用于人的视知觉器官，模拟人的经验系统，使得虚拟与真实的界限更加模糊。人们沉浸在虚拟技术所营造的缤纷绚丽的“王国”之中，渐渐产生与现实的脱节和隔离，可能会造成身心透支之后更为严重的心理错位与精神空虚。
( 三) 加大信息管控难度
物联网社会的信息是生产力，也是权力。因此，信息安全在物联网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信息处在感知、传送、应用的各个阶段，无论哪个环节的信息链条出现故障，后果都不堪设想。社会安定牢牢建立在信息安全的基石之上，一旦信息出现不稳定，社会风险也就必然加剧。与互联网时代相比，物联网时代的信息管控难度更大。
1． 隐秘信息泄露: 信息安全风险加大。
对个人来说，隐私权是一种基本人格权利，保护个人隐私也是社会伦理的基本要求。而在网络社会，伴随着人们对电子媒介设备的普遍使用，隐私泄露也渐渐成为常态。
2016 年9 月23 日，雅虎宣布有至少5 亿用户账户信息被黑客盗取，盗取内容包括用户的姓名、邮箱、电话号码、生日、密码等。同时，这打破了史上最大单一网站信息遭窃的纪录。为人类提供更智能化服务的物联网技术，更以搜集大量的个人信息为前提。在物联网的全息感知环境中，个人信息和生活细节在大量智能识别设备的“监视”下无处隐藏，人成为一种“透明化”的存在。个人隐私不过是躺在各种应用终端里的冰冷数据，毫无秘密可言。尤其是储存在应用层上的信息，暗含人的需求、偏好、习惯等，一旦遭遇泄露，个人安全将遭受巨大威胁。
对国家来说，信息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早在2014 年2 月，就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论断。保护网络安全，就是保护信息安全。在物联网时代，物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国家的基础设施、农业、国防、公共卫生等重要领域。
这些涉及国家重要机密与战略的隐密信息一旦泄露，将对国家的总体安全造成严厉冲击。物联网技术增加了隐密信息泄露的风险与代价，因此，物联网技术的推广应该确立其使用边界，以不能侵犯个人隐私、国家机密为底线，保证信息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2． 权力转换: 信息与空间的关系重建。
在物联网的全息感知环境下，个体在各种信息系统留下“数据足迹”，这些数据信息看似零碎、微不足道，但通过智能算法的挖掘与整合，个人的行为和生活细节便无所遁形。这些个人信息的使用与控制背后暗含一种社会权力的转换。伴随着物联网技术标准的统一和完善，信息的控制权和处置权会越来越集中，个体也就会无形中受到这种信息权力特有的“监视”和“规训”。
福柯所论述的“全景敞视监狱”，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化的空间构形。监视者只要站在瞭望塔上“观看”，便可以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观看”成为了一种权力运作。而空间既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也是权力实施的媒介。空间的生产实际上体现为对主体的规训实践，以此完成对主体的管理和支配，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物联网技术下的空间关系，决定其对主体的规训采取更为隐蔽、温和、普遍的方式，以至于我们为自己铸造一座“监狱”，把自身变为囚徒，每个人都能编辑自身的“可见性”，又参与组织别人的“可见性”，每个权力拥有者同时也是权力的牺牲品。物联网技术规制下的社会权力转换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3． 数字鸿沟加深: 信息资源的不对称。
2017年5月14 日，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发表主旨演讲并提到: “我们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可见，数字鸿沟也是信息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数字鸿沟是指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体、家庭、企业和地理区域之间，在信息通信技术( ICTs) 的使用机会和许多活动中的互联网应用方面存在的隔阂。数字鸿沟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以及各个社会群体之间都存在，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甚至引发隐性的政治问题。
物联网技术的兴起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息资源的重新分配，引起数字鸿沟的扩大和分化。具体来看，物联网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会引起国家之间信息主权的不对等。在经济收入、知识水平、接受习惯方面占有优势的社会群体，也会更早接触和使用到物联网设备，继而引发新的社会分层。此外，物联网是一种新信息技术，未来物联网社会将分为信息资源的掌控者与不占有信息资源的群体，这也必将引起一种新的对抗。
( 一) 大力发展相关技术
诺基亚《威胁情报报告》显示， 2016 年底，Mirai 僵尸网络利用大批物联网设备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3 次DDoS 攻击，其中一次攻击导致诸多知名网站大面积瘫痪。这些攻击表明，物联网行业迫切需要更强健的技术安防能力，提高安全开发能力，以保护未来物联网设备不受攻击。
首先，尽快突破物联网核心技术。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安全加密技术，在信息加密、身份认证系统、高级防火墙、网络检测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保证物联网时代的信息安全; 其次，尽快确立物联网技术标准体系。技术标准和体系往往体现着某种社会价值内涵，技术标准的良莠不齐和不完善，不仅会严重阻碍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因此，必须在遵循以人为本、公平合理的原则基础上，就物联网的技术标准问题展开多方合作与全球对话，尽快确立公正、规范、统一的物联网技术国际标准体系;
最后，还要加强物联网技术管理。物联网的技术管理，包括频谱资源的管理利用、技术标准管理、编码管理和安全管理、污染处理等等。加强对物联网技术的管理，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有利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稳定。
( 二) 完善法律法规
物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势必会重构个人行为方式。在重构过程中，社会上难免会产生失范行为。比如，共享单车就是物联网应用的典型代表之一。共享单车的大规模使用，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管理难题。为了遏制使用共享单车带来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南京市从2017 年5月15 日开始，与摩拜、Ofo、小蓝等八家共享单车企业建立信用共享机制，违法失信的使用人可能会被纳入车管系统，甚至影响其开车行为。这种信用共享机制的建立，提高了违法成本，从而对不良行为产生了很好的约束作用。
物联网技术的使用，对传统法律法规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在物联网的感知层，传感器的布置和电子标签的使用，将面临保护、监管和回收难题; 在物联网的传输层，将遭遇非法搜集、处理、分析信息的多重围困;在物联网的应用层，利益平衡和纠纷处理也面临难题。必要时借助法律法规的强制和规导力量，可为物联网的健康发展提供强硬法律保障。
( 三)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在物联网时代，传感器、层级网络与智能应用设备无孔不入，技术的“逞威”也无所不在。人们在享受物联网技术红利的同时，很可能沦为技术的奴隶，丧失人的主体性。因此，在物联网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尤其需要帮助人们了解媒介技术如何构架现实，提高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的反应与思辨能力，唤醒人们对媒介信息和传播环境的警觉，防止和消解技术异化，坚持人在媒介时代的主体地位。
( 四) 构建完善的物联网伦理体系
康德将实践概念区分为“技术的实践”与“道德的实践”，主张应该以“道德的实践”为基础，来统领“技术的实践”。面对物联网技术领域涌现的伦理问题，传统的伦理范式面临失效，因此需要构建一个与物联网社会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
一方面，物联网社会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是伦理责任主体的扩大，从作为主体的人，扩大到作为整体的物，伦理道德的延伸和约束范围更广。因此，在技术和终端物品的研发和设计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社会伦理观念，体现人的尊严和需要;
另一方面，技术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如何选择和使用技术往往由内含道德观念的人所决定，对此，可以建立配套的物联网道德评估与监督机制，如对企业或个人成立诚信档案、建立信用评估机制等进行道德约束。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正在实现，与之相应的，信息全球化中的风险系数也在增加。5 月12 日，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席卷全球，约99 个国家遭到了一款名为“wannacry”的勒索病毒侵袭，受害者的电脑被黑客加密锁定，必须支付高额赎金才可恢复。这场危机的爆发也为物联网终端的安全敲醒了警钟。信息技术的潜在危害足以激起人们的反思，引发理性对待。
《自然辩证法》一书提出了技术伦理的概念: “技术伦理主要是指围绕技术所产生的伦理关系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是人们在涉及技术活动过程中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应该尽到的道德责任，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和负面价值的制约。”技术的合理使用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潜在规约。
物联网将物质世界与人的世界相互连接、感应与互通，这种技术本身将深刻改变社会信息传播的结构与形态，也是对既定伦理范式的冲击与僭越。越是强大的技术，越需要强大的责任心。面对处在“野蛮生长”前夜的物联网技术，我们必须警惕技术的异化，审慎对待技术的伦理风险，理性拥抱物联网带来的美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