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传奇故事（7）▏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编者按：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心脏”，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即日起，CQDK全媒体将带您走进没有硝烟的战场，为您讲述这些特殊战士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卢绪章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很红的电影——《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题材和电视连续剧《潜伏》类似。1947年，地下党员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以荣昌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活跃于上海经济界。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接受苏北地方军司令赵一彪向荣昌公司的投资，并利用敌军车船，将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北解放区。蒋介石特派督办杜康夫领导执行“A”字密令计划，消灭共产党在经济界的核心组织。杜康夫不顾兄妹之情，逮捕了妹夫、荣昌公司副总经理梁建斋，又四处追捕张公甫之弟、共产党交通员于海宝。张公甫利用赵一彪出庭作证，使杜康夫导演的开庭公审梁建斋的阴谋失败。张公甫旋即又将赵一彪隐藏起来，使杜康夫欲以通共之罪将赵一彪处死的命令无法执行。后党组织派新交通员、与张公甫离散十多年的亲生女儿艾棣前来联系，张公甫、王惠如夫妇严守地下工作纪律，忍痛不与女儿相认。不久，艾棣遭敌逮捕牺牲。在杜康夫欲将张公甫秘密逮捕之际，张公甫主动出击，举办欢迎中统头目 陈果夫的盛大晚会，假陈果夫之手处决了杜康夫，彻底粉碎了敌“A”字密令计划。
卢绪章，正是剧中男主人公张公甫的原型之一。
卢绪章的“身份证”申请书
卢绪章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也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
卢绪章的创业史即使今天看来也令人瞩目。1933年，卢绪章和4个爱国青年在上海成立广大华行。论资金，不过区区200元；谈业务，不过是经营药品医疗器械。不过，他们硬是凭着一股热情把生意越做越大，有了广大华行、海思洋行、友宁行3块牌子，在上海、昆明、重庆开了3个分行，把竞争对手英商合利洋行打得关门停业。
经营着前景光明的公司，站在社会更高的台阶，不知多少人已开始纸醉金迷，享受生活，而卢绪章却别有追求，恰如他常常说的：“人活着总要有意义。”
在卢绪章所处的时代，积极追求人生意义的人常常会被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所困扰。一再失望之下，一再探索之中，1937年10月，卢绪章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人。
入党后，卢绪章迫切希望到抗日根据地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战斗。哪知，组织上却决定派他到西南大后方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工作的任务。带着满心的惆怅，安排好广大华行的相关工作后，卢绪章于1940年夏来到重庆。
一天深夜，卢绪章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专程陪同，择小路悄悄潜入红岩村所在的大有农场，见到了周恩来。
这一次会见令卢绪章终生难忘。时隔多年，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起每个细节：“我们到时，周副主席已在等着了。我看到他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我有点紧张，但他微笑着和我握握手，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联系。广大华行的党员由你单线联系，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的关系。”
原来，鉴于当时 国民党统治区日益严峻的反共态势，周恩来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准备将卢绪章的广大华行作为党在国统区的第三线机构，在第一线的中共公开机构和第二线的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后才能动用。为此，他向卢绪章公布了远比一般地下党组织更为严厉的隐蔽措施，比如要求他断绝与左派朋友的来往，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信得过的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党员身份。
这场交付重任的谈话持续了一夜，直到“远方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临别前，周思来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叮嘱他：“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卢绪章与广大华行工作人员合影
卢绪章把精力悉数放在生意上，广大华行的业务蒸蒸日上，日益发展。但对卢绪章而言，潜伏的风险固然是家常便饭，而角色的扮演和分裂才是真正的煎熬。
当时，由于国民党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对外贸易、外汇管理以及农矿产品等均受政府统制，官僚资本盛极一时，不断挤压民间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党组织和卢绪章都明白，如果没有上层官僚的庇护，广大华行将难以做大做强。
于是，经上级同意，卢绪章放下身段，装出笑脸，逢迎权贵，结识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组主任毛庆祥、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节、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药政处处长曹志功等一帮官员。在这帮官员的支持和引荐下，卢绪章当上了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结交了陈果夫，与他合作建制药厂，陈果夫亲任董事长。由此，广大华行虽然不时受到特务怀疑，但在陈果夫等人的底护和卢绪章的运作下，始终能够平安运转。
卢绪章为自己成功地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但是，声色犬马的生活却是一种非人的折磨：当他瞒着妻子定期夜上红岩、夙夜不归时，却被误解有了外遇，为此，妻子备受打击，甚至离家出走；当过往的好友斥骂他蜕变堕落时，他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剧痛和挣扎。而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与一些臭名昭著的特务周旋交往，赔笑迎送。极度抑郁之下，他曾经有过一次情绪上的崩溃。一次，他喝光了一瓶茅台酒，在家大骂一个军统特务：“你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我凭什么还要为你赚钱，供你花天酒地？我实在承受不了！”
卢绪章的痛苦煎熬，周恩来作为他的直接领导也看在眼里。但是，好党员易得，善做资本家的好党员难求，不是每个党员都能够像卢绪章那样完美地当好资本家的角色。因此，当抗战胜利之后，卢绪章按捺不住内心渴望再次请求到延安工作时，从大局着想，周恩来只能再次说服他安心于“资本家”的工作。
卢绪章的“资本家”生涯直到1948年底才结束。在按上级指示关闭广大华行之际，除去向组织上缴经费外，尚余一笔4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退还股金、遣散员工，而包括卢绪章在内的共产党员们分文未取，都把自己应得的红利股全部作为党费上缴党组织。
一身轻松的卢绪章收拾行装，准备从香港奔赴西柏坡。一无所知的妻子问他去哪里，他兴奋地说：“我去的是最安全最光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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