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老照片】-1万-1977- 围困长春，大额本票最后发展到一张几十亿元，古今中外史上的首创
事隔70年了，如今到长春若问起那些年老一点的、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忆起那苦难深重的情景，仍旧不免心有余悸。是啊，在国民党军队驻守长春的1948年夏秋季节，长春这座美丽繁荣的祖国北方名城，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那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真是亘古少有的浩劫呀！
1948年春，长春市人口不过50万，而国民党驻军却有1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兵，到了我军开始围城期间，由于一些有钱而怕"共产"的人南逃，市内实有人口减少到40余万，就是说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国民党兵。因而，那时的长春，简直是一座兵城。到处是兵的天下，是兵，在那里作威作福。长春的一切，都得围绕着国民党军队转。
长春守敌为了达到长期固守的目的，维系所谓人心、士气，首先抓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欺骗宣传和思想控制。运用吉林省党部控制的《中央日报》和长春市控制的《长春日报》，广泛地进行反共、反苏的宣传与诬蔑，并组织培训反动骨干。分配到军内外，充当欺骗宣传的骨子和监视人民言行的特务。他们将一个流亡在美国的反革命白俄分子葛拉诚科写的《我选择自由》一书，责令《中央日报》、《长春日报》转载和大肆宣扬，目的在于从对苏联的诬蔑造谣中，欺骗和恫吓不明真象的群众和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仇视共产党，充当维护反动统治的力量。还将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炮制的反动透顶的陈词滥调、所谓"大钢"的东西，亲自加以发挥、阐述。
谓之"总体战概论"，在训练班中"演讲"。并印成小册子数千份，分发受训人员和下发给市属有关工作人员，作为镇压人民和欺骗群众的宣传资本。甚至把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套办法也搬了来，用于在长春大办训练班。首先是开办了吉林省军政训练班，把从吉林逃来长春的一批省政府政治工作大队等机关人员和军队的部分基层干部进行了培训，由郑洞国兼主任，吉林省府秘书长崔垂言和尚传道、李寓春为副主任，特务头子参事王中兴任教育长，共收学员400余人。训练结业后，一部分由李寓春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层政工干部；一部分则由尚传道派任长春政工大队队员。这批人，都成为固守长春、维护反动统治的基层骨干，直接骑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紧接着新编第七军也举办了训练班，调集本军连排干部受训，由该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任班主任。主要目的，是把基层干部培养成监视下级军官、士兵的特工干部，妄图顽抗到底。7-9月间，又在励志社举办了两期兵团组织的训练班，抽调兵团机关和两个军的中下级军官集训。继续灌输维系士气，加强精诚团结、长期固守的军事方针。
当时，关内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长春守敌对大学生这部分人深为忧虑，唯恐形成不安定因素。为了把长春大学和从吉林逃来的永吉大学、长白师范学院以及十数所中学的学生等数千人控制起来。命令一个曾任过三青团吉林支团长春办事处主任、名叫智学礼的人，把长春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约20余人，倾向我地下革命组织的人并不多，大多处于中立状态)组织起来，与进步学生做斗争。智学礼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出版了一种油印刊物，持"中立"的姿态，专门与我地下革命组织出版的《红旗周报》做斗争。到了后期，经尚传道批准，由智学礼组织，将这些学生改编成"战时政治工作总队长春大学分队"。在"长大"开展活动。
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吉林省教育厅长王焕彬提议组织"学运组"，统一各学校内反动组织的领导。经郑洞国主持讨论决定，由王焕彬为学运组长，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第一兵团政工处长王中兴为副组长。"学运组"成立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大批逮捕进步学生。许多革命学生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遭到非刑拷打和屠杀。
长敌深怕饥饿了的学生们滋事，便以整顿教育为口实，把所有青年学生集中起来，组成"幼年兵团"。这样，既便于维持生活，又可以充分利用这批廉价的民力，同时还避免了影响社会治安。到了后期，"幼年兵团"年令搞得越来越"幼"，连初中、高小学生也收罗进来了。
吉林师管区司今为塞责征兵，搜罗炮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他将从北满五省我解放区流入长春的青年和从吉林逃亡流落到长春的一批地主富农子弟，从"难民收容所"中收罗起来，组织所谓"志愿兵团"。这样，既可避免这些人在社会上捣乱滋事，又可减轻救济粮的负担。到7月份，竟组成6个"志愿兵团、约7 000-8 000人，大部编入新编第七军和第六十军。其中有不少人由于长期散荡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吃不了军队之苦。以后又脱离了军队。
长春守敌，在欺骗愚弄群众的同时，还对长春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当时长春市区内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计有：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南京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也称史作炎高参办事处)、中统局长春站、南京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宪兵特高组、市警察局等，这些特务组织的狗腿爪牙，遍布市区各个角落。监视和钳制人民的言行。
我军围城初期，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军统特务头子安振东，即接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的电令。要他加强所谓"防奸防谍"活动，妄图消灭我革命的地下组织，镇压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并通过报刊、集会大造反动舆论，勒令各机关、学校、团体，以科室为单位，编组"防奸防谍"小组，互相监督。并实行联保联坐，一人出差错，联坐者都遭殃。这种庞大而又严密的特务监督网给长春市人民带来了人人自危的灾难。保不定何时、何故，就可能被强加一顶"通共"、"通匪"或"隐匿不报"、"图谋不轨"的帽子，投入监狱，惨遭不明不白的关押或杀戮。
为统一特务机关行动步骤，专门成立了"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特秘处")。参加这个"会报"的特务头子有，国民党中统局长春站站长张思明、军统局北满站站长项迺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振东、长春市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邵惠林、吉林省政府参事兼第一兵团政工处处长王中兴、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站长史作炎等。下设五个组：一是调查组，由中统特务张伯樵任组长，二是行动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特务陈寿岚任组长；三是审讯组，由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侦察组长陈牧兼任组长，四是管训组，由军统局北满站特务崔毓琛任组长；五是总务组，由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特务张鸿业任组长，这是执行逮捕与屠杀的总机构。上述特务一组织，机构虽然庞杂，但实际上仍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为骨干。
据初步估计，我围城期间、惨遭这个秘密的特务组织杀害的我地下工作人员、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无辜人民群众，达300-400人。长春解放后，仅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院内一处，即挖出尸体184具。据调查，在这184人中，有我地下工作人员14人，爱国青年16人，无辜市民60人，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图谋不轨"或"不稳定"分子9人。此外，一般的刑事案犯，甚至包括特务机关某人的姘妇，因争风吃醋而遭屠杀。尤其是1948年10月18日清晨，第六十军起义后，在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张国卿的命令之下，特务们把督察处看守所残留的"犯人"48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活埋。其中包括一些普通刑事案犯，已在前一天准予保释的。灭绝人性的特务们，自知末日将临，难逃人民的法网。因而，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对革命志士、进步学生、无辜人民群众发泄兽性，杀红了眼。其疯狂与残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长春守敌外界的粮源断绝时，尚传道慑于他市长职责的利害关系，曾力谏郑洞国在执行蒋介石杀民养军政策的具体做法上打了折扣。所谓"粮管法"的实质，就是巧取豪夺。早在我军对长敌形成包围之前，尚传道曾献策，要国民党中央运来10 000两黄金，作为长春地区发行货币的实物准备。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郑洞国无奈，只好利用他的职权责令南京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大额本票，作为"购粮"和开支军政费用的手段。大额本票最初每张票面额是100万元，接着递增为500万、1 000万、3 000万、5000万、1亿以至1.5亿，最后竟发展到几十亿元一张了。票面值如此巨大的流通货币，只怕是古今中外史上的首创。粮价也随着票额的上涨而飞升，从开始每公斤数百元、数千元的高粮米，涨到5-6亿元，开创了人类史上从所未闻的粮食价格。从1948年的3月到10月的8个月中，国民党在长春的军政人员、特务、警察等多达10万余，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以外，就是用这样一堆废币榨取了市内及郊区60余万人口的全部粮食和财物的。
随着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的逐步加深，长春人民几乎早已与粮食绝缘。由糠秕、陈年酒糟转入吃野菜野草，连秋天树上的落叶和能够得着的树皮，都被吃光了！苦难的市民身上再无丝毫油水可榨时，留在市内就成了守敌的巨大负担。前已说过，远在庐山的蒋介石想到了这一点，电令郑铜国从8月1日起疏散长春市卡哨内的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也就是说，把那些没有饭吃的老百姓统统地赶出去，不顾他们的死活。
长敌为了执行蒋介石这一指示，手段恶毒残忍，他们的办法是欺骗宣传与强迫驱逐相结合。如说什么"7月1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八路军放卡子7天，要乘机赶快出城。"有的把居民集中起来，用卡车载到我警戒线附近，驱赶他们到我前沿，向八路军"请愿"，放他们到城外活命。被驱赶出来的不只是市内平民，还有公教人员，军队的眷属和被裁减的地方官员。那些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们，在执行这一驱逐任务中，从饥民手中夺下了一切可以入口的物品，致使一些生命垂危的老百姓，连爬到我军警戒线的能力也没有了，有些人力不能支，没走多远就愰愰悠悠地倒了下去，父母已经倒下去了，孩子们凄凄惨惨地哭爹喊娘声发自遗体旁，惨不忍睹。被驱逐到难民麇集的敌我中间地带，是国民党土匪队占居的天下，这些曾被郑洞国称之为"让他们自生自灭"的"山大王"们，唯一的"自生"手段，就是残害老百姓。这就等于城内的国民党军把老百姓的血和肉吞食一尽，余下一把骨头又扔给城外的土匪去啃！这些难民的病饿之躯，蔫能经得起土匪的蹂瞒？有不少人为之丧生，如不是我党政军开放收容和救济难民及时，只怕迟一天也要增加饿俘数以万计。
9月份，中秋季节的长春，树叶飘落却不见归根，饥饿不堪的人们，见落叶如获至宝，边落边被一抢而光。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本绿树成荫，一般人是不敢靠近那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殿的，只有一群群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胆怯地跑到围墙四周抢搂树叶。可是，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这些可怜的孩子"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吃喝驱逐，不走则鸣枪威胁。在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吃树叶、树皮、草根而生病致死的也累累增加。在市场上，开始还有拍卖子女的"人市"，后来，有人卖无人买；于是，街头上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哭爹喊娘，悲惨万状。慈善机关想发动一些人去领养，但哪能领得完，又有几个养得起的？有些人，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了，一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发生过卖食人肉的惨事！
据原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后来说，当时，国民党新编第七军的3个师，库存的粮食仍可维持一段时间，第六十军到了10月份，确已濒临最后关头；但却从未发生过饿死士兵的事。这话很值得深思：同在一个长春城内，同遭困饿，老百姓饿死了那么多，而国民党军10万士兵却无一人死于饥饿——这说明了什么？纵使国民党军通身是口，只怕也难以抵赖，他们执行杀民养军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吧？
长春人民，在解放长春的作战中，承受了人生莫过的妻离子散生死诀别之苦，其状之惨，实属历史罕见！至今回忆起来，不禁令人痛惜！然而，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内战的兰年战祸中，遭受生灵涂炭的岂只是长春人民？而是遍布全国！当然，长春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国民党守军为了对付我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炮制的杀民养军政策。其实，杀民养军并非国民党在长春开创的新篇，而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故技。蒋介石要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就必然镇压人民，他发动内战就是这一政策的集中表现。
灾难深重的长春人民，对这场灾祸的来由是一清二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