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丧钟：打断了明帝国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两个事件

文｜原廓

“土木堡之变”后，明帝国强化边军，依靠“将门”边将与精锐募兵或家丁的政策，从短期来看，很好地补足了边防野战的短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却有极大的风险。

首先，家丁本身依附于将领，而这些家丁本身，又是来自某一地区的地方势力，甚至是边疆民族，这很容易让边将与家丁，走向军阀化。而且募兵与家丁的发展，基本依赖于将领本身的财产，这无疑会加剧将领的贪腐问题，从而进一步降低明朝正规军的战斗力。

其次，没有可靠的中央军，又使得明朝进行大规模征伐时，要从各边境地区抽调边军，联合成军。比如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与萨尔浒之战都是如此。这种临时组织的抽调型野战军，面对“不羞遁走”的蒙古骑兵时能够占据优势，毕竟明中后期的蒙古人最害怕遇到强敌，每次明军只要能斩杀一两个蒙古前锋，就能让上千蒙古人“啮指而遁，如鱼骇鸟惊，不可复聚”；面对各地缺乏组织与武备的叛乱土司和农民起义军也问题不大；甚至在朝鲜战场，面对缺乏强有力骑兵，军事科技又落后于明帝国的日本军队时也能野战无双。

但当明末时，面对农业化程度已相当高，拥有很强组织度和纪律性的后金八旗军时，明军就踢到了铁板。史载，临战时八旗军士令行禁止，队伍齐整。战斗时，穿戴重型铠甲、手持利刃的肉搏士兵冲锋在前；穿短甲（两截甲）、擅长射箭的弓箭手在后面掩护；巴牙喇（八旗最精锐者）则骑马于侧后观望，随时接应和支援，起到督战队和预备队的作用。“临战每队有押队一人，配朱箭，如有喧呼乱次，独进独退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查检，背有朱痕者不问轻重斩之。”“一闻攻战，无不欣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徐光启也曾说，“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而谈东事者，但以为长于弓马而已。”

这样的新兴军事力量，就不是边将靠少数精锐家丁所能撼动的了。在明末的辽东战场上，也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百人级别的前哨战，明军往往能够凭借敢战的边将与精锐的家丁占上风；千人级别的前锋战，某一镇抽调而来的明朝精锐边军也能不落下风；但万人级别的大规模会战，互相不熟悉和缺乏配合的各路边军，在缺乏军事能力与经验的文官指挥下，对上令行禁止、军事组织度高的八旗军与久于兵事的八旗将领，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切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土木堡之变”摧毁了原有的明帝国中央军，并让文官领兵成常态；“夺门之变”打断了明帝国重建中央军的进程；之后的明朝统治阶层，又因“土木堡之变”的经验教训，选择风险和投入较小的强化边境防御体系和边军的防守反击模式，而对大兵团作战兴致缺缺。

可以说，“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打断了明帝国的军事发展进程，让其选择一个更为保守和短视的军事政策。最终，伴随着后金的崛起，明帝国北方边疆所面临的战争状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给明帝国和它的北方军事体系带来致命的危机，并最终导致明帝国的毁灭。而明帝国的第一声丧钟，显然是从“土木堡之变”鸣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