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万壑千岩变态生 ——浅谈天津地方文化研究中的几组对立概念［下]
第五组概念——雅与俗
任何地方文化，无不存在着雅俗的二元对立。但一般规律都是，雅文化作为发展的主流或主线，俗文化作为其支流或补充；即使俗文化极度发达的地域，也无法与强大的雅文化分庭抗礼。天津则似乎是个例外，很多年来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大都心安理得地接受“戏曲之乡”“曲艺之乡”“相声之乡”之类封号，把天津看成是俗文化的大本营。关于天津文化结构的探讨，也常把码头文化、市民文化、混混文化等作为重要概念，这些固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确实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使得学界都对天津的认知存在整体误区。
其实，从现有资料来看，天津俗文化虽然也源远流长，但真正发达仍是清末民国以降的事，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追溯早期天津俗文化，可以找到不少零散资料，譬如笔记中关于明末清初天津演剧的记载，著名艺人石玉昆的评书，杨辉祖记录的天津鼓词，颜自德辑录的《霓裳续谱》，还有杨柳青年画至少可溯源至明末，但是以现代的眼光来观照，它们与同时的天津雅文化相比，并不具有任何优势地位。随着康雍乾时期漕运的繁盛和盐业的发达，天津古代雅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从张氏遂闲堂文人群体，到查氏水西庄文人群体，甚至直到道咸时期梅成栋的梅花诗社、梅宝璐的后梅花诗社，天津雅文化都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天津，而是南达吴越浙闽，甚至远达云贵川粤，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即以水西庄文人群体而论，无论是人才规模之巨，持续时间之久，还是传世作品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当时中国文化史至少是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清末民初，随着天津商贸的兴旺，尤其寓公群体的大量涌入，皮黄（后来衍变为京剧）、梆子、评剧以及曲艺（主要是评书和相声）、民间音乐（主要是法鼓）等，才快速且畸形地繁荣起来。随后通俗文学崛起，涌现了戴愚庵、赵焕亭以及继起的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刘云若等一代名家，缔造了民国通俗小说的最高峰。但即使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国天津也并非只有俗文学才能走向全国，其时无论是传统的雅文学还是肇兴的新文学，也都有着相当的创作实绩和社会影响，只是我们基于俗文学的巨大影响，在史料发掘和评判眼光上时常出现误读。
先说传统的雅文学，晚清以迄民国，天津出现过消寒诗社、城南诗社、冰社、戌社、俦社以及梦碧词社、玉澜词社等众多社团，流风所及至今未衰。就拿1921年成立的城南诗社来说，其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参加活动者在200人以上，天津著名文化人士（包括本土和寓居）几乎尽皆卷入，成为继南社之后中国最大的传统文学社会团之一，仅此而言研究者也不应无视其存在。[1]再加上特立独行的李叔同，其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总体成就却颇高。
再说肇兴的新文学。虽然总是被史家们忽略，但天津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不容低估——只一个天才的剧作家曹禺，一个天才的诗人穆旦，就足以奠定天津新文学的地位了。辛笛、靳以、柳无忌、罗皑岚、刘荣恩、朱英诞、李霁野，另有海风社（邵冠祥、王余杞等）、绿波社（赵景深、于赓虞等），还有《大公报》和《益世报》的新文学副刊，再加上天津对话剧的卓越贡献，如此的新文学阵容，除了京、沪、渝之外，能比肩的城市恐怕并不多见。
此外，古代天津的雅文化，如果再考虑郊县的因素，地位恐怕还要有所提升。天津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一直是融合发展的。既有雅文化向俗的倾向（文人杨无怪、杨辉祖、储仁逊、李琴湘等都对俗文化钟情有加），也有俗文化向雅的痕迹（钱慧安、阎道生对杨柳青年画的改良最为典型）。常被人们看成杂巴地儿的南市，其实是天津雅俗文化融合发展的最典型区域。总是单纯强调俗的一面，对天津文化认知乃至发展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倾向。
第六组概念——上与下
上和下在天津文化中，并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更隐蔽着一种民俗心理。
天津的城市布局，从空间角度看明显分三大部分：一是以天津卫城和城东（宫南和宫北大街附近）、城北（北大关附近）为核心的传统城区，既有原初的模糊规划理念存在，而实践上又有极大自由；二是原英、法、美、德、日、意、奥、俄、比九国租界地，是相关各国规划理念在天津的移植，既体现了近代规划思想，同时又具有各自宗主国的特色；三是以大经路（今中山路）为核心的河北新区，这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城市规划理念进行的初次实践。[2]
除了上面这种带有学理味道的分析之外，在天津租界前后存续的八十多年时间里，天津人心中的城市空间，还有着另一种爱憎分明的“二元”分法——“中国地儿”和“租界地儿”。前者显示出的是当家作主的自豪（虽然十分有限），后者则形同国外与我无关（行使不了主权）。别看这两个词都已经“儿化”，但真从天津人嘴里吐出来，其情感色彩绝对不一样，后者明显带有轻蔑的意思，而前者则显得亲切自然。与这两个词相对应，天津人还有两个更绝的表述语——“上边儿”和“下边儿”。“上边儿”一般特指天津卫城，有时也可包括城东、城北一带商贸繁华区（但绝对不含河北新区）；“下边儿”则基本等同于“租界地儿”。在天津话里，“上边儿”和“下边儿”语音上的褒贬色彩虽不如“中国地儿”和“租界地儿”那么明显，但“下边儿”在汉语里的特指，则使其憎恶之意更加鲜明，中国人听起来似乎也更加“解恨”，虽然外国人可能并不明白这种精神胜利法式的隐晦感情色彩。
“上边儿”和“下边儿”的产生，应该与天津城区的地理位置有关。天津卫城所处地势较高，因此称为“上”；租界地所处地势低洼，早年坑塘星罗，只有零星村落分布，这就自然是“下”了。“上边儿”和“下边儿”产生之初，大约并未脱离地理的因素，但它一旦与天津城市被屈辱地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现实联系起来，两个词的运用就体现出天津人心态上的分野，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天津人或者说天津城市的性格。
天津明清以来，长期作为华北地区的集散中心，吸引了大量物流和人流。因此民间有“上卫”和“下卫”的说法。很长时间人们望文生义（笔者介入天津文化研究之前亦是如此），曲解“上卫”是外地人进城（天津卫）办事，“下卫”是天津人出城办事。其实，这两个词意思相同，指的都是外地人到天津来。天津卫城地处九河尾闾，是海河的起点，交通长期以水路为主，住在上游各地的人到天津要顺流而下，故曰“下卫”（宜兴埠历史上甚至有一条“下卫路”），而处在“下边儿”乃至“海下”（自今灰堆一带起，沿海河经咸水沽直至海口大沽都泛称“海下”）的居民到天津，则要逆流而上，故曰“上卫”。可见，所谓“上卫”或“下卫”，是相对于河水流向而言的，是“外地人”基于地理特征而产生的概念。不过不管是“上”还是“下”，都以天津为“中心”则毋庸质疑。
第七组概念——城与郊
前面我们提到天津历史城区是“三元结构”，即传统城区、九国租界与河北新区。其实，传统城区又可细分为三部分：一是大直沽、宫南宫北和北大关（估衣街、针市街一带），被认为是天津城市最早的聚落乃至文化元点；二是明清天津卫城（俗称老城厢），是天津城市的发源地和传统文化中心区；三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铃铛阁、永丰屯、西沽乃至堤头等“卫星城”。[3]这些传统城区，融入天津城市的时间有先有后，时至今日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各自发展阶段的特征，这对研究农村聚落融入城市社区的过程，有着很强的“活化石”意义。
天津城区的拓展历史，其实就是对周边郊区不断辐射并蚕食的历史。农村并入城市之后，历史累积或者说文化沉淀的速度会自然地加快。但由于郊区面积相对广阔，历史时期也相对较长，因此其历史累积叠加起来，总量和影响也不容忽视。
最典型的当然是蓟县。由于地理环境和行政统属等因素，很长时间蓟县历史相对独立发展，其原始文化、山水文化（附含宗教文化）、军事文化（附含长城文化）、皇家文化（主要是静寂山庄）、红色文化（主要是盘山），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还有过去鲜为人知的，就是蓟县地处朝鲜半岛晋京“朝天”的必经之路，明清以来朝鲜使节留下七百多部“燕行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有关于蓟县的记载，形成了蓟县独有的中朝文化交流通道。此外，西龙虎峪“五子登科”的窦燕山家族，李江、王晋之、李树屏“穿芳三隐”等，也都是蓟县文化史上的精彩篇章。
天津的其他几个郊县，人文历史也都有不俗表现，并出现了许多著名家族。譬如，宝坻的刘氏家族（刘元）、王氏家族（王煐）、李氏家族（李光庭、李光里），宁河的杜氏家族（杜立德）、刘氏家族（刘兆麒）、廉氏家族（廉兆纶）、王氏家族（王小航），武清的曹氏家族（曹化淳）、杨氏家族（杨洪）、刘氏家族（刘髯公），静海的励氏家族（励杜讷、励廷仪、励宗万、励守谦）、玄氏家族（玄默）等。其中多数家族都是人才辈出，不但出过一二品大员，还诗书传家著文立说，给天津留下宝贵的典籍文献。在此仅举一例，励氏家族不但累世翰林，而且在乾隆修纂《四库全书》时，励守谦的献书数量，仅次于扬州马氏高居第二位，超过朱彝尊、李文藻、郑大节等当时著名藏书家，即此一点就可奠定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此外，天津近郊的杨柳青、葛沽、北仓等古镇，也都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积累。
今滨海新区地域范围内，虽然开发时间相对最晚，但除了渔、盐二业和近代以来塘沽、汉沽的迅速发展外，文化上的表现也不乏可圈点之处。大港的高毓浵家族（旧属静海），北塘的高赓恩家族（旧属宁河），都是科名不断的文化世家。高毓浵、高赓恩均是翰林出身，每人身后都留下数十种著作。
天津的郊区文化，作为天津文化的重要辅翼和延展，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结语
清代康雍年间，天津有位叫沈起麟的诗人，他到蓟县游览之后，留下《盘山杂咏》十二首，其中《乱石村》云：“乱石村边缓缓行，扶笻拾级路犹平。从兹渐入高深处，万壑千岩变态生。”[4]诗里的“万壑千岩”实即“万水千山”，而天津文化恰恰因“山”与“水”两大因素，千百年来幻化出无穷的“变态”，有着众多的“高深处”期待着学界的“从兹渐入”。
综观以上谈到的七组概念，山与水属于自然地理因素（可谓之“天”），这是天津文化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堪称天津文化的根本之根本，其后各组概念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山”或“水”的印记。京与卫、南与北、中与西，是天津的各种地缘关系，属于人文地理因素（可谓之“地”），它们与津沽地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对天津不同时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雅与俗、上与下是住民的思想和心理因素（可谓之“人”），既是在前述诸种因素融会贯通中形成的，同时也反作用于这些因素。至于最后的城与郊，则是基于天津现行区划形成较晚，与所属区县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薄弱（运河沿线的武清、北辰、西青、静海相对好些）而作的硬性补充，在学理上笔者目前并无更好的释读。
[1] 参见章用秀：《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2] 张炳学、刘志永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第221页。
[3] 张炳学、刘志永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天津卷》，第229～230页。
[4] 赵娜、高洪钧编注：《天津竹枝词合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此文原刊于南开大学出版社主办《文学与文化》2015年第3期（总第23期），第116—123页。
作者简介：王振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天津大学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问津书院理事长，天津市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著作有《稗谈书影录》《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等，主编有《天津文献集成》（与李国庆合作）及大型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问津文库》等。首届全国书香之家、首届全国全民阅读优秀推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天津文化传播、阅读推广、口述史学和公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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