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明清文安井氏家族的谱系与风习

广大的京畿地区，历史悠久，人文璀璨。今廊坊市内的各县，处于京畿地区的腹地，既与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区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特色。位于廊坊中南部的文安县，北距北京120公里，东邻天津80公里。据史料载，此地古时属燕国，战国时期归赵国渤海郡。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渤海郡下设二十六县，文安即其一，县治之设自此始。以后，又曾为章武国、河间郡、瀛洲、漠州所辖。自后周至元，均属霸州。明永乐年后，有顺天府之设，辖霸州，文安仍为霸州属县，直至清乾隆十九年，文安才从霸州治内析出而独立设县。明清两朝，井氏家族一直为文安境内的贵胄名门，数百年间，始终书香未绝，良善传延。

一、明清文安井氏家族的谱系及主要人物

文安井氏是当地人们所常说的 “纪、井、陈、王”四大家族之一。对于这四大家族的勋绩，此地已故老人井桂林先生曾著文说：“《文安县志》载：文安城内四大家族考取甲科的共有34名，占全县甲科总数71名的近50%；考取乡科的总计有101名，占全县总数238名的42%。”此中的甲科、乡科，即分别是进士、举人，仅此四个家族的考取数就占这么大的比例，足以说明这些家族的持续兴旺和影响力。

所谓的文安四大家族或称四大姓，明清两代所指并不一致。崇祯十三年探花、天津静海人高尔俨所撰《纪六息墓志铭》中说：“文安自汉置，相沿已久。其地厚而人淳，士尚礼义。由科第致位通显者，前后相望，门第轨范相师效，皆有绳尺，不至逾越。其士绅之子弟，礼法相率以为常。余犹及见王孝子之裔，及姜、纪、井三大姓之昆弟子姓，与其他族党戚旧，冠盖仕宦之盛，比闾亲故文章诗酒之流连，……师友姻娅相属，盖未有也。”[1]作为明代末年的著名文士，高尔俨这段话一方面既道出了文安浓厚的人文特色，也表明至明末文安已有姜、纪、井、三大姓之说，其中还不含陈姓，却已有了“井氏”一席。

据民国十一年陈桢修、李兰增等纂《文安县志》查考，明清两代，文安井氏家族获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功名的人员达四十余位以上。此志《艺文志》录有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傅山所撰《白衣山人传》，是为有白衣山人之称的井焜所做传记，该文末述其家世说：“曾祖瑁赠中宪大夫，祖济博任云南按察司副使，父拱垣赠文林郎，母纪氏封太孺人。子姓奕突。”[2]内中所说中宪大夫井瑁，是今见诸记载的明清时期井氏家族中最早的一人，此人被文安井氏家族认为是第五世祖。综合志内各种文献，井瑁和其下井氏家族的谱系与主要人员及简要情况，可梳理如下：第五世：井瑁，井焜曾祖，赠中宪大夫；第六世：井济博，井焜祖，字世化，隆庆四年（1570）举人，任云南按察司副使；第七世：井拱垣，济博子，井焜嗣父，赠文林郎；井拱极，济博子，井焜生父，赠文林郎；井养，济博侄，井焜叔父，万历四十二年(1614)贡生，任常州府教授；第八世：井廞，字伯兴，济博孙，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授长宁知县；井廕，廞弟，康熙二年(1663)武进士；井焯，济博孙，曾任兰溪

知县；井焜，拱极子、拱垣嗣子，天启四年(1624)举人，曾任芜湖、竹溪知县；井煜，累赠奉直大夫；井倓，济博孙，明武冑；第九世：井峙，焜子，崇祯年例贡；井在，字存士，煜子，陈仪之师。顺治己亥(1659)进士，任广东永安、山西兴县知县；井睦，字方思，济博曾孙，煜子，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曾为衢州府同知，升河南府知府；井增，济博曾孙。应顺治十一年(1654)贡，肆力著作；井光裕，顺治年间恩贡；第十世：井镃：康熙八年(1669年)举人；井钺，字幼舆，康熙十七年(1678)举人，任武邑县教谕；井铸，增子，应康熙四十一年(1702)贡；井鈗，诰授奉政大夫，河间宁津训导；井鈃，在子，应康熙四十九年(1710)贡，任晋州训导；井錤，字尤釐，在子，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井锡，在子，雍正八年(1730)进士；井錧，例贡生；任天津卫训导；第十一世：井其演，鎡子，隆平教谕；井其颖，字恂一，鎡子，雍正元年(1723)举人，考授中书舍人，秩满授山东兖州同知；井其洵，字眉一，鎡子，锡嗣子，雍正八年(1730)进士，历任山东平阴县知县、荷泽县知县；井其范，鎡子，邑庠；井其滇，廪生。修书馆议叙，任隆平县教谕；井其沫，字文源，雍正七年(1729)武进士；井沩，字讷村，铸子，康熙四十一年(1702)武进士；井漳，廞子，康熙年例贡；井淳，字常源，增孙，康熙五十六年(1717)岁贡；井瀚，字海观，雍正二年(1724)举人，考内阁中书，补内阁侍读，升刑部浙江司郎中；井洁，康熙年例贡；井涪，以子树楠贵，封修职郎；第十二世：井树楠，涪子，雍正七年(1729)选贡，任绍兴盐场大使；井玉棣，乾隆五十四年(1789)，任海域县训导；井玉树，字柏亭，城内人，善书画；第十三世：井时烜，字云丽，举人瀚孙。嘉庆三年(1798)举人，大挑二等，授宁津县教谕；第十四世：井达源，字颖川。才学优裕，十三岁入泮，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任定兴县训导；井均衡，应道光二十八年(1848)贡。

从取得的成就与影响度来说，处于明清之际的“火”字辈、“土”字辈、“金”字辈是较大的；从人员的数量来说，处于清初、中期的“水”字辈是最多的，一代就达12人，内中还有两人中了武进士，可见当时家族的兴旺。从如此的情况可以看出，明清两朝文安井氏家族的谱系大致是清楚的，人员是多有所作为的。

二、入定与迁移

井氏家族约在明永乐初年迁移到文安。为什么定居于此？还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如文安已故老人井桂林曾著文说：“明永乐初年，井氏家族的祖先，在洪洞广济寺移民局领到迁移凭照和川资，准备出发之前，向算命先生占了一卦，问前途吉凶，算命先生说：‘天皇皇，地皇皇，平安无事上东方。”问到落脚的地方，答道：“见到鱼上炕，牛上房，安家落户保无殃。’祖先便向东走去，出了娘子关，下了太行山，步行到“九河下梢”文安洼。当时正赶上这里闹洪水，大水围村，房倒屋塌，鱼进屋上炕，牛登上废墟屋舍高处。此情此景正是原来说的落脚地方，于是便在这里安家。”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我感觉当时人一般不会把家定在一个眼前汪洋的地方，原因肯定会有其它。不过，迁入的时间约在明永乐初年，当不会错的，这与当时明初的形势和至井瑁为五世的情况较为吻合。

井氏祖先迁入文安的具体地点是哪里？查阅相关史籍，所记并不一致，主要有四种说法：第一，柳河里。在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中，井氏第六世祖井济博即署为“柳河里”人，其他亦明确署此地的人还有清顺治年间的井光裕、康熙间年间的井钺、井洁。第二、狼虎庙。如在同本《文安县志》的《方與志▪坟墓》一节记井济博之墓在城北狼虎庙南，其子井拱极墓也在济博墓侧。按旧的风俗，一般祖墓所在地即是祖籍。第三，仙居乡。如黄叔琳撰《青溪先生传》内对井在即记：“先生姓井氏讳在，字方阳，号存士，又自号青溪先生，丰利[3]仙居乡人也。”魏廷珍《待庵井夫子墓志》 对井镃又记：“癸卯与元配纪孺人、继配高孺人、侧室吴孺人，合葬于仙居乡之祖阡。”。第四、城内。此种说法并不多见，主要见于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卷五《人物志▪书画》内对井玉树所记，即：“井玉树  字柏亭，城内人。幼应童子试，辄不售。”
   综合上面四种说法，实际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为文安县城，一为柳河里。按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的说法，狼虎庙原为仙居乡樊家庄，这里当时常有狼虎食人，道路为梗。有僧持钵杖锡，驱狼伏虎。人得安土而居，故建祠曰“贤圣祠”，樊家庄后来也被呼村为“狼虎庙”。[4]如此仙居乡，便可以狼虎庙统一到一处。那么，仙居乡又在什么位置？同本《文安县志》卷一《方舆志》载：洽城四面，总名曰‘乡’：北曰‘仙居’，南曰‘孝义’，东曰‘遵化’，西曰‘安乐。’”其乡、镇的划分，是依据大小和居县治的距离来分的。如此来看，部分井氏家族人员所讲的仙居乡狼虎庙应该是在靠近县城的北部边缘。这个地方来往人员较多，但仍不失荒僻。当时，有不少文人自此经过，并留下他们的诗句，如明代名臣王遴的《宿狼虎庙》诗写：
 
凤舞龙飞万里来，平岗古刹亦幽哉。
月生梵影遥无岸，阶映春光渐有苔。
是处人思超法界，此身独恨伴尘埃。
枕肱暂借禅扉静，忽听金鸡梦又回。
 
   又，邵圭洁《过狼虎庙 》：
 
野店孤村迥，禅堂一榻幽。
有茗分僧供，无醪破客愁。
 
从此两诗颇可见当时狼虎庙的当时景象。井氏家族的坟茔在这样的环境内，是问题不大的，而其家居应该在更靠近县城的地方，或就在城内，这与县志上记井玉树为城内人，应该是相统一的。由吕炳忠主编的1994年出版《文安县志》说民国初年，狼虎庙村改称南阜庙村。

柳河里，有当地人说其位置在今大柳河镇附近。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记县城四面的四乡下又分八区，柳河和西柳河均在北二区内。旧时，文安附近多涝灾，根据相互约定，霸州、雄县、大城、文安等地常分段进行筑堤护坝，从中可见到“柳河里”的地名，并可见到其所处位置。在上志《方與志▪提防》内记：“一段自堂头起，至艾窝止，长七千九百六十三弓，京头里、柳河里、苏桥里、唐头里、胜芳里、辛留里、石沟里修；”里面的有些地名现已见不到，而“柳河里、苏桥里、胜芳里”三个地名和方位正好与现在的柳河、苏桥、胜芳基本相对应。因此，可以认为，明清时期的柳河里就是今天的大柳河镇。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以为明永乐年间，井氏族人是先来至柳河里定居。四、五代过后，井济博中举为官，与其关系较近的一支就迁到了文安城北的仙居乡，再后来，又有人迁至到城内；而柳河里仍有不少井氏家族的成员居住，并不断考取功名而外迁，他们仍称自己是“柳河里”人。因时代的转徙及涝灾的频发，不同支系及家庭的驻地也是常变化着的，所以，今天文安的荀家务、张家里等地也居住着不少井姓的后人。

三、文安井氏的家族风习

明清两代，文安井氏家族不仅持续地蔓延壮大，同时也在缔造和传延着令人啧叹的家族风习与精神。
 
  （一）、书香传延，数百年未替。文安井氏世代生活在以农耕为主的燕南，却从没有丢失对诗书的热爱；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也不是很丰足，却一直可见这个家族人们对儒雅峻洁品格的追求，能够见到象屈原、陶渊明一样的那种如竹、如松般的出尘之姿和挺拔之概。
   井瑁生活于明代初年，是现今文安井氏家族见诸史志记载最早的一位，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卷五下《人物志▪封赠》记他：“沉重端悫，精司马氏之学”，为文安井氏家族良好家风的形成开了好头。其孙井焜天资聪颖，自幼好读书，却不喜欢那些科考应试的文字，他博览载籍，多识古文奇字，经通十三注疏，补注文选诸赋，常发昔人所未逮，与左光斗、孙承宗、史可法、孙奇逢等名士多有交游。因以《易经》举于乡，他被先后选为芜湖、竹溪等地知县，而井焜却无意为官，终以病相辞，于家筑方塘、松林、止亭、野客岩、寒香院等园，缀辑残籍，肆力著述，自得其乐，被人称作为“白衣山人”。井焜之子井在为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陈仪的老师，他顺治十六年成进士，先后任山西平阳府推官、广东永安令等职，以耿直不能事上而辞官归里。归乡时，家内四壁萧然，田园荒芜，所存者仅三径松菊，他却能淡然自适，以诗文自娱。井玉树是清乾隆时期人，他工摩诘画，善鲁公书，并臻佳妙，文安有“纪诗井字”之说，即由他而始。乾隆四十七年，井玉树以书法奇绝，曾应召为帝书《陋室铭》一文于御扇上，深德嘉赏。皇帝赐他以教职，要将其留在宫中，却遭到拒绝。他拳拳眷恋着家乡，仍归乡濳居，快意书画，嗜酒如狂，不与俗人相往来，所为片纸只字传出，被世人珍如拱壁。

数百年间，作为一个文化巨族，井氏家族的成员们有很多撰述问世。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卷五《人物志▪著作》载：井在著有《天文纂要》八卷、《铁潭诗集》六卷、《文集》二卷、《簏潭集》四卷；井增著有《文献备考》十卷；井焜著有《家乘遗诗文》十卷、《示儿诂》六卷、《古文奇字》一卷、《文安县志》二十卷、井时煊著有《锥颖集》、井其演著有《印谱指南》。实际远不止这些， 如井在还著有《黄鹦鹉诗》、《红梨花诗》《落花诗》各一卷、《合河署诗集》一卷、《谳语录》八卷、《讲约六论解》一卷、《簏蝉集》四卷；井焜还著有《左传九抄》四卷《袖中简》一卷、《幽贞赋》一卷、《幽贞达旨》一卷等，均未被收入。
   井氏文人在诗文方面亦有较大建树，相关记载可见于佚名《清史列传▪文苑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陶梁《国朝畿辅诗传》等书。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在《文学传》中列有井焜与井在的专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曾选井在诗，并言其作品平淡有致。民国文人马钟琇所编《古燕诗纪》一书，收井在诗三首、井镃诗一首，并附有两人的小传。井在的《拟陶饮酒》诗中写：“栖迟衡与沁，家无担石储。 种秫理酒床，相对数卷书。”“荒宅惭杨子，而有架上书。遗悲念手泽，世盛感皇初。”非常能见出井氏文人的精神和品节；而井鎡《寒食舟中》一诗有“布帆无意随流水，明月多情媚远天”之句，语精词隽，意味深远，颇得唐诗之韵致。

（二）、忠正爱民，清廉为官 。明清两朝，文安井氏家族也涌现出不少地方官员，他们能够体察民情、体恤民力，忠于职守，清廉为官，得到了广大百姓的真切拥戴和朝廷的褒赞。
   井睦是井济博的曾孙，井煜之子，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曾为衢州府同知，后升河南府知府。清康熙十二年状元、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韩菼在曾亲撰《井太守传》一文，歌颂他一生的德政品行，后在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贤能传》和佚名《《清史列传▪循史传》中均列有他的专传。在韩菼的《井太守传》中，井睦被称作是海刚峰式的人物。传中说，他出为衢州司马：“疏茹布衣，不受民一词，不擅差一役。自以职司捕务，清严保甲，禁绝匪人，面谕民以孝弟力田，数年之间，民安盗息。”后来，又至金华、嘉兴两地做太守，他“严饬属员，禁革火耗，肃清漕白，两郡称治。去之日袱被肃然，身无长物，惟送者哭声数十里而已。绘图运木供给皆称贷以行，不动父老一尘。所过不知有官，民皆携妇子夹路纵观以为欢笑。”因如上的种种惠政与勤谨，井睦被推为两浙名宦第一，并被擢升为河南郡守。一得到消息，他就从官署搬到杭州赁居，每天的薪米之费朝不保暮。河南的属吏派差役亲来接迎，留下迁移费用约有千金，都被他严词拒绝，一律归还，自己一家仍以典质度日。这时候，井睦因积劳而成疾，却无钱两请医买药，仅五十三岁便离开了人世。他没之日，卧无完褥，囊无一文，是同僚们共同募集钱款，才使他的灵柩得以北还归里。韩菼在《井太守传》中，追溯说：“公虽累世华胄而家素淡泊，其在中书时，赁居道观，瘦童赢马，寅而入申而出，盛寒暑以为常，十余年不观妻子之面，所谓甘茶如荠已定于平日，故出试郡佐，荣擢五马，自视如诸生时，乃能有所树立如此。”文末，他还充满敬仰地赞叹：“赞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两言者人皆闻而诵之，至若达不变塞，始终一节，允蹈此言者，惟公庶几焉。予与公为同年，公貌恂恂不异中人，而所守不殊海刚峰之清介，呜呼，其过人远矣！”

与井睦同一辈的井在，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任在广东、山西等地为官。黄叔琳撰《清溪先生传》载：“先生历气节，耽奇嗜古，其为政方严，治大体，用法廉平，而尤长兵略。其司李平阳也，精敏独任风裁，不徇成谳以阿上宪意，吏畏之莫敢仰视，而决谳多所平反，所全活数百人。尝有大狱，所蔓引者不可胜数，先生片语立决，即造解之。其疑案不可究诘者，务宽期以致真凶，不急于文簿而煅炼入人罪。尝曰：‘事故有，急之，则凶奸之弥缝益密。缓之，则无意之泄露可期。’诚听断者之明鉴也。当是时，府无冤民。去官后民思之，为刊其政于石。” 在广东惠州为官时，他曾亲临战阵剿匪，不顾个人安危，力稳地方，其北归之时，“吏民送者千馀人，凡三四百百里，然后号泣辞去”。他在任职山西兴县时，因“抗节益厉，上官滋不悦”，便罢官还里，当代百姓曾以歌谢恩，立石彰绩。返至家中，长期清廉的他，除仅有的三径松菊，再难寻其它长物。

此外，另如井在之父井焜中举后，曾出任芜湖知县，全力协助守将抵御九江的匪警，显示出很高的才能，而正要向上提升的时候，却因耿直难合时宜而遭贬，也体现出与井睦、井在相通的个性和品格。他们这几人，是文安井氏家族中为官做吏者的代表，与那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脏烂之官不同，这些人更多考虑的是百姓的利益与安危。虽然在他们告别官位的时候，仍一贫如洗，可却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爱和口碑，这是更为难得与宝贵的。

（三）仁孝有节，良善好义。仁和孝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基础，更是一个家族道德水准、人格风范等的鲜明体现。
   现知明清家族内辈分最高的长者井瑁，本为文安居室，凡邑中大户徭役，他都代为取办。致使家业逐衰落。他还将自家的一千五六百肥沃之田散分给乡民，并说：“我费力地将祖宗的产业放弃掉而送给乡民，而羞于把这些卖给豪富之家以获得厚利。乡里可能会有人贬低我，以为我是不肖。不肖的事我是不做的，我要告诉当地的管理者们说，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吃上饭，自己只需留下几块薄田够平时生活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将家中祖祖辈辈拼争下的家业都分散给乡民，自己仅留下维持生计的一小部分，这是多么的仁慈、善良、好义，确非有很高的道德境界与素质者而能做到。

孝悌虽然是最为基本的人格准则，但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从古至今，“举孝廉，父别居”的不良行径并非少见。然而，井氏家族中的成员，不论是醉心诗书，还是勤谨为政，都能常怀孝悌，不忘初心。如黄叔琳在《清溪先生传》中记，井在在中进士为官后，把父亲井焜接至平阳任所，早晚都细心照顾。父卒后又没日没夜地奉柩以归，丧葬全依旧礼；而且所有费用都一人承受，不给两个弟弟增加一点负担。后来，母亲去世的时候，井在正在广东惠州任上剿除匪警，他先连续多日强撑着身体去巡城，训厉军士，严责城门的启闭，授传守御的方略；然后才匆忙北归，按照规矩尽心料理母亲的后事。
   韩菼所撰《井太守传》记井睦在衢州任上，能民安盗息，其原因“非格于公之法，格于公之诚。”此诚即以孝悌而基础。此传内说：“公天性孝友，十龄即失其父，号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颜色。学成即聚徒教授，得馆谷以以供菽水。而公妻赠恭人宫氏以辟鲈佐之。故母夫人甘脆无缺。及殁，克成礼以葬，丧三年无愉愉容。”这里井睦非常充分而生动地诠释了一个古代孝子的形象，其既能生之以养，又能死之以葬、以祭；侍母不仅奉之以物、以食，而且能敬之以色、以心，实为难得。此传中又记：“（睦）又笃爱兄姊，赴衢之日，尽以田庐给诸兄子以为寡嫂之奉，而族子甥侄辈之困乏者，皆以自随至署共食粗粝，久而不厌。故衢人心悦其行而化之。”此处又可见井睦于兄弟子甥间的悌爱之意，而这种悌爱又是有原则、有节制的；他将子甥们带出去，并非去占多大便宜，而是让他们与自己一道“共食粗粝”，这恐怕是即使今天的官员也很难做到的。

文安井氏家族道德品节，不仅体现在其成员的仁孝良善上，还体现在不少人能够知晓大义，明晰义利之辨，甚至在国家危难之时能够舍身求义，杀身成仁。井氏家族的很多成员，不仅关心自己及家族的利益，而且多具公心，关心着乡里与社会的利益。如井济博不顾读书为官之余，曾撰《上霸州梁道尊东南河防条议》 ，为当地治理水患，积极献言献策；井焜付出很大心血撰写《文安县志》二十卷，内中独详于河渠；又撰《幽贞赋》一卷、《幽贞达旨》一卷，颇见疾恶侘傺之情。又有井倓者，以青衿请缨，在崇祯十五年（1642）英勇殉城以死。井㷆所撰《双嬛传》是一篇感人泣下的 短文。文中写井㷆的妻子与妹妹极为深明大义、英勇刚烈。崇祯帝被逼自尽，京城附近地区纷纷陷落，街巷间有人讹传贼寇不乱杀，而且还将减轻徭役。两个女子哭着说：“这好像强盗把人的父亲杀死了，把房子赠给他的儿子，这离灾难已经不远了！”见解十分深刻。后来，误传井㷆被敌兵掳去杀死，他的妻子感觉丈夫也不能再回来，自己也没有什么面目再见人；他的妹妹本夫先亡，后全倚兄为活，此时也感觉生无意义，便同嫂子一起共同投缳而死，从而均保全了名节，未受强敌丝毫玷污。作者称此二人“义理自裁，节完骨香！”

明清文安井氏家族产生于京畿文化的土壤之上，也是京畿文化的结晶与优秀代表。正是因为有如此多的优秀人物及家庭或家族，才构就了我们地方文化的悠久与璀璨。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正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众多而悠久的优秀家族传统，才构成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广博文化与繁荣。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强盛和崛起的巨大精神动力！
  
[1]民国十一年陈桢修、李兰增等纂《文安县志》卷九。
[2]民国十一年陈桢修、李兰增等纂《文安县志》卷九。
[3] 据史志载，公元611年（隋大业七年）析文安、平舒二县地置丰利县，治所在今文安城，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丰利县并入文安县．移文安县治于原丰利县城（今文安镇）。明清时期，丰利及文安县城的代称。
[4] 民国十一年《文安县志》卷五《人物志▪贤圣僧》

京畿学堂

欢迎点击关注转发

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