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 大山里的“脊梁”们
河南，新乡，辉县，“盘上”，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川中”幼儿园。
这是到达一个中国乡村幼儿园的一般路径。
在人民网的新乡市委书记领导留言板上，一位辉县市区的家长去年还写下无奈的求助：辉县市市直公办幼儿园严重缺乏！每年仅能接收600个孩子上学……
而在另一边，位于辉县山区——“盘上”的川中幼儿园，学生人数则逐年递减，从最开始的236人下降到如今100多人。整个盘上10万人口，近十年离开了一半。
在《辉县城乡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预计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78万，城镇化率将提高至50%，城区28万人。到2035年，城镇化率65%，城区将达40万人。
这是中国城乡教育特别是县域教育的一般困境。
2012年，为解决教育产业化、激进“撤点并校”造成的失衡，辉县市启动“一城三区”规划，除了在城区新建扩建中小学及幼儿园，乡村还将分三个片区建设教育文化中心。覆盖山区乡镇的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应运而生。
2014年，一个偶然的契机，已故园长张青娥受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启发，破天荒在幼儿园办起社区大学。
一所以幼儿园为依托的社区大学会是怎样？它不仅是家园共育，不仅是“全人教育”、社区营造实践，它还承担着很可能是不可能承担的乡村文化生态重建……
或许所有人都没想到，她们会走到今天，突然出现在全国教育同行的视野。
这不是奇迹，这是一群人不得不超越自己的故事。
孙庆忠教授与川中社区大学的学员们
车，在夜幕深沉的华中大地上稳稳向前。
驾驶位上，房玉苹话很少。上车前，她掀开后备箱给记者腾地方放行李，不好意思地笑笑：社区大学排节目，车里都是给学员准备的道具。
语调温柔，应照着她幼儿教师的身份。寒暄之后是短暂的沉默，这种沉默并没有让我们陷入尴尬。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努力打量起窗外，逐渐将近些天无数次听到的地名与实地环境匹配起来。
我们此行目的地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的川中社区大学。
更确切地说，是一群被称作“川中脊梁”的幼儿教师。
他们是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口中的“姑娘们”“小伙子们”，“文艳们”“小娟们”“张靓们”，包括眼前的房玉苹。
在了解他们的故事前，我们很难将这个文静的形象与“脊梁”等厚重字眼相联系。
被孙庆忠教授称为“川中脊梁”的老师们
1
上盘
如果是白天，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怎样艰难的道路上。
侯兆川又称“盘上”。如民谣里唱的：“南有华石岭，北有紫荆山；东有莲花不生藕，西有三湖不行船。”是坐落在群山间的一块盆地。
被群山包围的侯兆川“盘上”
上盘的路九曲十八弯，一面靠着大山，一面临着悬崖。当地人叫“十八盘”。
而此时，在漆黑的夜晚包围下，我们对周围一无所知。就像当初那些选择上盘的姑娘们一样。
2012年，河南省对98级中师生重新安置，适逢辉县市推出“一城三区”城乡教育均衡政策，“川中脊梁”的不少成员因此与侯兆川结缘。
彼时，已离开教育领域十年的李小娟刚参加完“川中动员会”。
从教育局出来，她的思绪“有点乱有点蒙”。一方面，她为自己能重拾教育梦想、纳入在编行列而兴奋，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做抉择。
李小娟18岁毕业，曾在私立幼儿园工作，后来去药厂当了工人。七年时间，从包装工一直干到化验员、研发部。若非这个命运转折，她可能没有机会再从事教育。
动员会上的两句话此时正化作利剑在她脑海里交锋。
一句是市教育局董科长对川中幼儿园的介绍，“离城区三十公里，一周才可以回家一次”。另一句，来自此次动员会的主人公张青娥，“你们年纪轻轻，如果真想干一番事业，就跟我来！”
李小娟尚不认识这位河南幼教界鼎鼎有名的张青娥，唯一印象是，“个子矮矮的中年女人，头发有点乱，穿一身黑色运动衣，脸色蜡白，但目光犀利。她的话好像有一种魔力，能激发你心中的梦想。”
不甘平庸的李小娟，最终选择带着刚上大班的女儿上盘了。和李小娟一样怀着教师梦，同时上盘的还有郭文艳、张靓、房玉苹、王彦、宋琪、曹菊芳、侯花。
房玉苹对第一次上盘印象深刻：“那是2012年6月1日，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盘山路，终于看到了川中幼儿园的外貌，才明白‘盘上’原来就是由‘盘山而上’得名的。”
而对王彦来说，“上盘”可能更应该叫“回家”。
她的老家就在盘上东村，离学校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小时候，每到中午吃饭时间，村里的左邻右舍就各自端着饭碗到胡同口汇聚，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满满一街人”，她至今印象深刻。
2002年中师毕业后，王彦在县城私立幼儿园做老师，结婚生子。一次回村，看着村里的孩子都坐着面包车去邻村上幼儿园。惊讶之下，她才突然意识到乡村变了。
她曾就读的村小早已破败，没了学生。王彦决定留下，在村里办幼儿园。孩子多的时候，曾有100多人。再后来，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幼儿园的孩子也越来越少。
回家，是五味杂陈。
2
“她是用‘鞭子’抽着你跑”
受海拔影响，盘上的温度常年比辉县城内低四五度。深秋时节，这里已然入冬，夜晚凉得入骨。我们在盘上住下来，想听听“姑娘们”的故事。
意料之外，却又意料之中，第一个跃然我们眼前的，是那位已故的素未谋面的老园长，“脊梁”团队的精神领头人，张青娥。
“低低的个子，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就好像有种磁场，让人想靠近又觉得敬畏。”
“在她面前，我们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行为和言语，她会毫不留情地指出。”
“毕业后见的第一个女强人，头发都是立起来的。”
“如果不用吃饭睡觉，她便是一个永不停歇的钟表，永远不知疲倦，永远学习着、工作着。”
回忆起来，张青娥的存在，对于每个川中幼教人而言，都像是平地刮起的一股旋风，直接而凌厉。
川中幼儿园老园长张青娥 供图_川中幼儿园
现任园长郭文艳认识张青娥最早。她们是同乡，都来自辉县市高庄乡大史村。大概十多岁，郭文艳就从大人口里听说，村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爱学习，爱读书，很勤奋。”
郭文艳还记得第一次见张青娥的印象，“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皮肤白净，很干练，是心目中‘女学者’的样子。”但一直到2002年，她毕业后跟随张青娥在新博学校实习，才真正领略到她的厉害。“她不允许你有一点工作不到位。”
还记得第一天工作，郭文艳被分配到后院捡石头，张青娥忙得忘了招呼结束，她和同事也不敢离开，一直捡到夜里；还有一次，年轻爱美的姑娘们流行染发，相约着到县城染完头发，郭文艳美滋滋地刚回到幼儿园，就被张青娥一顿批评，又连夜赶回去将头发染回黑色。她还在慌乱中弄丢了同事的自行车。
更要命的是教学工作。在新博学校时，张青娥任校长，郭文艳教一年级数学。她非常努力教学，但结果并不理想。有一天，张青娥突然走进办公室，当着大家的面劈头盖脸将她批评了一顿。郭文艳又蒙又委屈，偷偷地哭，而后静下心来找原因，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班教得最好，后来果然得了全县第一名。
与郭文艳同时到新博学校实习的张靓，亦领略过老园长暴风骤雨般的行事作风。“她不是在后面推着你走的，是用鞭子在抽着你跑。”那时候，年轻的张靓自认为是认真负责的。有次轮到她晚上值寝，已经安置好孩子们入睡了，没想到夜里11点过，张青娥来了。“她当时觉得，你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怎么能照顾好这么多孩子呢。”恰逢一个孩子感冒咳嗽，张青娥非常生气，一面让张靓赶紧去医务室拿药，一面又耐心地给孩子喂水，搂抱着孩子，轻拍他入睡。当晚，张青娥终究放心不下，干脆自己住下来。
“她是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了点。年轻时觉得害怕，但大一点就会感谢她。如果年轻时把你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很容易养成惰性。真想做事，就得刻苦努力，静下来。我的很多品质都是在那时磨炼的。”郭文艳说。
“敢想敢做”“精力旺盛”“学习力强”“严厉”“要求高”，是老师们描述张青娥时使用最多的词。也正是这些特点，让张青娥走到了河南省教育改革的最前沿。她曾担任辉县市最大幼儿园二幼的园长，又带出了草创期的新博学校，并创办芳源幼儿园。2010年，她将同济学校从生源紧张、几近倒闭的边缘拉回，重获新生。
孙庆忠教授这样描述张青娥：“她是一位身材弱小的女子，但鲜明的个性使她拥有一种坚毅的品格。她是一个善于吸纳新知的有心人，她会把听到的每一个信息都与川中联系在一起。”
河南师范大学刘晓红教授曾形容自己每次见老朋友张青娥的心情，“期待和不安”。期待的是，和张园长分享她的教育心得；不安的是，每次和她对话，“都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张青娥要的不是理论，是创造。“也许，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案例，她总会从中发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创新，为己所用。”刘晓红如此回忆。
回溯张青娥在不同阶段不同学校的教育实践，有两大核心教育理念始终对她影响至深：一是陈鹤琴的话“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二是“靠成长教师来发展园所，靠成长家长来成就孩子，办学校、家庭、社会真正三结合的大教育”。前者决定了其育人基础和方向，让她在触类旁通而始终不离根本，后者则决定了她工作的重心和方法。
2012年，已患癌症正在北京化疗的张青娥，又主动请缨创办川中幼儿园。她说，她是用教育为生命疗伤。
张青娥曾向孙庆忠描绘自己的教育理想：“我想在川中办出最优质的乡村幼儿教育，让小手牵大手，让学前教育影响并改变孩子的家长。”在更远的规划中，还要实现幼儿园到高中教育一体化。
正是这种对乡村教育的定位，让张青娥与常年深耕乡村、探索“乡村还魂”的孙庆忠教授成为了朋友和同道，为川中社区大学埋下了伏笔。
3
“上得十八盘，望见侯兆川”
对于亲历川中幼儿园从空空如也的毛坯房发展到今天的“脊梁们”来说，刚上盘的日子是刻骨铭心的。
2016年，在川中社区大学推出的第一本年刊里，老师们用厚重的笔墨、30多万字，回忆了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那是所有人最苦的一年，一个月干了我以前三年的工作。”房玉苹说的，是从盛夏到隆冬、连天气也“不平凡”的2012年。
为了赶在9月开学前做好准备，老师们提前两个月上盘。幼儿园尚未竣工，除了布置教室，还有60亩荒草比人高的土地要垦荒。张青娥园长早设想好，要把这里开垦为生态种植园。
那个夏天，侯兆川的温度攀升至三十七八度。大家只好天不亮就上盘，趁着凉爽去地里干活，拔草、刨地、种菜，干完活跟着工地上吃一碗杂酱面。教学楼空荡荡的，没有一张桌椅，没地方歇脚，中午就找块阴凉地席地而坐，唠唠家常，再比比谁手上的水疱多，下午接着干。晚上，再赶回县城，用各类废旧纸箱做班级布置作品。
大家都还记得那个错过下山班车的夜晚，张靓为了活跃气氛给大家苦中作乐讲电影，手舞足蹈。侯兆川的夏夜繁星璀璨，就在未完工的校园操场的旗台下，一群人累得说话都要攒着点力气的人，在笑声中逐渐忘记了疲惫和饥饿，直到夜里10点被往学校送货的车捎带回盘下。
开学前最后半个月，老师们住进川中幼儿园做环创工作。没水没电，洗漱如厕需要去两里地外临时搭建的地方。为了夜里不上厕所，姑娘们一入夜便不喝水不吃东西。就这样到2012年9月1日，川中幼儿园终于如期开学。
开学之后是加倍的忙碌。“那时觉得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一会儿星星、陪儿子说说话都是一种奢侈了，甚至连去门口扔垃圾都是一种享受。半夜里孩子会突然哭醒，有时还会哭得吐在床上，所以半夜洗床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内向敏感、对新环境适应能力低的房玉苹一度崩溃，“觉得特委屈，躲在被子里哭。”
刚上盘时，“脊梁”团队的成员们没人预料到自己会在这里一呆七年。
一贯积极的张靓也曾在刚开园忙到昏天黑地时感到委屈，“就想着在这里熬上三年五年必须走。”李小娟曾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成为第一个调离盘上的人。”更多人则是“每周刚上盘就想下盘。”
最终，她们都留下来了。
留下来，不仅是被张青娥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感动，不仅因为老园长创办社区大学的理想尚未完成，也不仅因为孙庆忠教授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支持，更因为与家长、与村民们的一次次碰撞、碰撞之后的改变与感动，它让无数个原本孤立存在的“我”变成了“我们”。
让老师们留下的，可能是那位每年春天都要往学校送瓜和野菜的文盲老太太，是天蒙蒙亮就主动赶到园内给班里的自留地拔草的大娘，是逐渐阳光开朗、不再觉得自己“过不到人前”的社大学员郭桂枝老人……
从“家园共育”到社区大学，每位老师都有无数故事、无数感动要讲。城市里大谈特谈的家校矛盾，在川中幼儿园反而没有。老师们说，表面上看，是我们在给家长传递温暖，其实家长给我们传递得更多。
4
“触碰到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走在村子里，老师们不仅是我们的向导，也是“翻译”。年轻妈妈们多能说普通话，老人的乡音却让人难以辨认。
河南方言内部差异大，由于辉县与山西林州交界，因此“盘上话”更不似河南话，倒与林州话更接近。
李小娟老师让我们猜几个常用语，见我们一脸莫名，笑了，“听多了就明白了。”对于初入侯兆川的老师，“家园共育”的首要难关是语言。语言隔阂瓦解的过程，也是村民们一步步接纳学校、接纳老师们的过程。
侯兆川盘上，留守在家中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图为李小娟老师（左一）与张靓老师（右一）在家访途中，与村民们攀谈
房玉苹还记得几年前一次家访。班里有个孩子拉肚子弄脏了裤子，打电话让家人送裤子。当时学校没有门岗，经常锁着大门，她在班上走不开，没能及时开门。因为这件事，家访时，孩子爸爸坐得老远，扔下一句话，“当初就不应该把孩子送到你们那里。你们不管接送，冬天天气恶劣，老人接送，我们怎么放心。”
“不放心”只是家校隔阂的一种，更多是教育理念的隔阂。
张靓回忆，2012年，幼儿园刚开学，家长会让家长买油画棒、跳绳、篮球。大部分家长不愿买，不理解，反而质疑老师的专业程度。生态种植园？园本课程？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教育。
化解质疑、消融隔阂的，是爱心、专业和坚持。
房玉苹还记得向家长解释校车接送的困难和弊端。家长突然问，“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她无奈地笑，不好意思开口，因为只有700多元。反复追问下，她答，“将近一千吧”。对方没有再说话。自从那次家访后，孩子的爸爸对幼儿园各项工作都特别配合。
这位爸爸是盘上往来辉县的客车司机。此后房玉苹每次坐车，他都不肯收钱。房玉苹觉得过意不去，扔下钱就跑，孩子妈妈追到学校门口，再把钱塞回去。
房玉苹回忆说，虽然是几块钱，我却觉得比拿几千元工资都有意义，我们的教育理念传播开了。
老师们对日常工作的严谨负责，看在家长眼里是感动。带孩子们晒太阳，午睡时讲故事，陪伴亲子阅读。雾霾严重时，老师们接连几天在群里提示：雾霾严重，小心行驶。一位妈妈说，“那一刻，触碰到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2012年冬，一场大雪将宋庄到南村路段封住，将近40里路程，车辆无法通行。那个周日，为了周一能正常开园，老师们只好步行上盘。第二天，家长们纷纷主动扛起家里的铁锹铁铲到园内清理积雪。张玉敏的妈妈更是握住张靓的手，“下雪了，老师们可以停课一天，或者怎么样都行，没想到你们会步行来。”
而刚上盘曾一度崩溃的房玉苹，如今已成长为同事口中“家校工作做得最好的班主任老师”。她的班，几乎没迟到的孩子，家长们都准时、甚至提前五到十分钟送孩子来，只因为“我的孩子晚来一分钟，跟房老师在一起就少一分钟，吃亏了。”
房玉苹感慨，“教育果然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房玉苹老师和孩子们
5
一所真正与乡村共生的学校
伴随着老师们逐渐稳重、自信的步伐，侯兆川土地里的庄稼也一日日地长起来。
川中幼儿园的生态种植园里除了有红薯、玉米、花生，还生长着大面积的葫芦。
开园后不久，张青娥即创造性地提出成立“妈妈创业队”，召集大家在生态园里种葫芦，派老师和家长到山东学习葫芦工艺。因为葫芦的种植技术简单，耐存放，方便加工成工艺品。葫芦就此成了幼儿园文化的核心主题。
孙庆忠教授还记得2013年6月第一次走进川中幼儿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那时，孩子已经放假，而园内的老师和家长志愿者正高挽着衣袖和裤腿，在60亩的生态种植园里热火朝天地插红薯秧。
家长义工们在种植园插红薯 供图_川中幼儿园
一所小小的山村幼儿园，竟然能在日益衰败的村庄里发动如此多家长参与园内活动，在震撼的同时，他依稀看到了乡村复苏的希望。
与以往20年的田野调查不同，这一次，孙庆忠下乡，不是为了拯救乡村礼俗或乡村记忆，而是探寻通过乡村基础教育变革的可能性。
从2011年到2013年，孙庆忠教授两年间跑完了七个省八个县。在这些乡村学校里，孙庆忠感到“失重”：“他们（农村的孩子）可能还生活在乡间，但山上的动植物与他们无缘，触目可及的河水因封闭的校园而无法亲近。更有甚者，对自家屋舍前后种植的蔬菜也全然无知。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于农业的认知、对乡村的记忆变得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出人头地，告别乡土。”
而眼前的幼儿园是个例外。
他在《我与川中社区大学》中深情讲述初识幼儿园的惊喜：“60亩生态种植园，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听闻自然界的声响，让他们在播种、观察秧苗生长和收获果实的过程中，尽享植物成长与自我成长的快乐，让他们种下爱心，拥有责任心。”
走进园内，放眼都是老师和家长们最原生态的创意，“玉米皮在手工制作中华丽转身为小拖鞋、小靠垫和不忍再触摸的盛开的花朵；废弃的竹帘变成了风筝的龙骨、丢弃的纸箱竟然幻化为墙壁上悠然的舞者。”还有麦穗子搭建的茅草屋，干秸秆编织的花环，五谷杂粮拼贴而成的农耕图，枯树枝做成的梅树疏影横斜、枝头还坠着待放的红花苞。
川中幼儿园有一些特别的艺术品，它们源于老师、家长们最原生态的创意
在幼儿园因地制宜开发出的一系列本土化课程中，自然万物、一年四季都是丰富的课堂资源。盘上天气寒冷，老师们甚至创造性地将这一劣势扭转为优势，开发出了“抗严寒课程”。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陈鹤琴的教育理念流落百年重新在乡土生根。妈妈创业队、生态种植园——园本课程的背后，还寄托着张青娥的希望——如何让妈妈留在孩子们身边，如何让村民留在村庄。
川中幼儿园因地制宜开发出的一系列本土化课程中，自然万物、一年四季都是丰富的课堂资源。图为“寻宝”课程上，孩子们展示自己寻到的“宝藏”
一来二往，一位用教育疗伤的园长，一位执着于拯救乡土的人类学学者，两者生命相互碰撞，社区大学最终诞生了。2014年5月30日，以川中幼儿园为依托创办的川中社区大学正式揭牌，川中社区大学成立。
孙庆忠给社区大学定位：她不是家长教育学校，也不是农民技术学校，她是一所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
从此时起，川中幼儿园的老师们便多了新一重身份——社大讲师。事实上，她们真正做的早已超出这些身份。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4年5月30日，在川中社区大学揭牌仪式和社大学员汇报演出成功举办后，孙庆忠教授引领老师们对社大课程做了系统性规划。
令学员们最惊讶而且感动的是，孙教授一一记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至于每次讲课都叫得准确无误。从乡土风俗、乡土生活讲到女性成长，孙庆忠的每堂课都座无虚席。不知怎么的，这个谦谦书生突然成为大家中的一员。“孙教授说”，成了老师和村民们的口头禅。
社大初期课程包括“侯兆川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国学诵读”“生活叙事与口语表达”“舞蹈”“美工”等四门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课和研讨，课程增加到二十四门，包括“手工艺术制作”“书画欣赏与创作”“民事纠纷与民法”“卫生常识与卫生保健”等等。
在社大排练现场的郭文艳
总学制两年，每学期四门课，每门课两位老师，每周周二、周四下午上课，每次课一到一个半小时，完整修完两学年课程的学员可获得社区大学毕业证书。
作为团队中的盘上人，王彦果断同贾龙帆老师一起承担起《侯兆川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课程的授课任务。备课过程让她惊喜：我竟不知道盘上有这么多的典故和历史人物事迹！
第一次课，王彦讲“侯兆川的来历”，总共来了三十余人。他们跟随王彦的讲解，摇头又点头，不少老人与王彦一样，竟觉得是头一次认识家乡。
擅长烹饪的王栋臣，上烹饪课，最受欢迎。与他搭课的宋琪还记得王合月和秦移英，两位60多岁的老奶奶，每次上课总是早早来到教室，坐到最后一排角落。分享环节，品尝菜肴时，轮到她们，又都只是笑，王合月说：“喜欢看你们做菜，就是老了，不能吃肉，太油的……”后来宋琪又依据学员的年龄段特点，调整了烹饪课程内容。
村里还有不少年轻妈妈，她们和孩子、老人一起被“剩下来”，常年与丈夫两地分居，没固定收入，有的在村头的粉条加工厂里做零工，有的专职带孩子。
而各村的年轻妈妈们往来甚少。社区大学开课后，她们开始主动或被动地离开麻将桌，丢开手机，来幼儿园跟着老师们学唱歌、学跳舞、练书法、练表达。
房玉苹的《生活叙事与口语表达》刚开课时，来上课的学员很少，习惯了落寞，大家都不习惯在人前讲话。但随着课程推进，敢来上课的人逐渐增多，从十来个增加到三四十个，从刚开始“不知道说什么”到“说得越来越多”。
一个更大的变化悄然发生：“起初，她们一上台就讲我的孩子怎样，我的丈夫怎样，我的家庭怎样。后来，她们改口说‘我’，我喜欢什么，我做了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个将全部精力和心思都放在孩子、丈夫或家庭琐事上的农村妇女，开始关注自己，开始有自我了。”
张靓逐渐成了和村民沟通的高手。她家访，不但聊孩子教育，还忙着传递村民与村民间的情感。在陪同记者走访这天，她向丁丽萍转告王苏芳的话，“今天苏芳说，她做了抖音，说一辈子认识你们几个，足矣。”
正在听村民讲述的张靓
五年时间，共有300余个家庭、400多人走进社大课堂——变化的不仅是生活，还有教育孩子的理念，甚至与家人相处的方式。让孙庆忠感到意外的是，有一次他来上课，发现学校竟成为了调解邻里矛盾的场地，“儿子、媳妇闹离婚，老太太天天盯着幼儿老师解决问题。”
每周二、四下午，学员们如约从各村赶来川中社区大学上课
而这些曾形容自己只知道跟着老园长和孙庆忠教授“呆呆地往前冲”的“脊梁们”，突然明白了老园长张青娥和孙庆忠教授的苦心。
“刚开始疑惑，教一个农村不识字的老大娘写字画画，有用吗？”郭文艳说，“慢慢地，我们体会到其中深意，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又会影响邻里，继续蔓延，是一个村庄，再一个村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老师们还记得孙教授的话：“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每位社区大学的学员也是一粒种子，我们‘把种子埋进土里’，乡村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就可以预期了。”
每天放学前10分钟的“亲子共读”时间。起初，家长们还不适应，后来阅读之风逐渐从幼儿园延伸到家庭
7
“中国乡村建设和你有关吗?”
2015年，郭文艳接替老园长，成为“脊梁”团队新的领头人。初上任那两年，她曾极度焦虑，甚至“觉得自己‘病’了”。郭文艳内敛而温和，和老园长的风格迥然不同。一方面，她觉得自己承担着老园长的理想和薪火，责任重大；另一方面，面对同龄人，又对自己的领导能力信心不足，倍感压力。
园长郭文艳和孩子们在一起
郭文艳觉得，让她坚持下来的，还是这帮姐妹兄弟们，“从来没有分配不动工作的情况，更没有谁搞小团体。”从一开始一个人默默去田间地头干活，到大家逐渐拧成一股绳，郭文艳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领导风格：把自己放低，有什么事自己主动做，然后带动大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你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大家的特长。比如李小娟，性格爽朗，有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房玉苹，特别有韧劲，教学突出；张靓社交表达好，有号召力，集体荣誉感强，而且特别细心，会顾及每个人的感受；宋琪文字功底最好，我们的公众号、社大年刊都是她负责；王栋臣、崔凌飞，我们为数不多的男老师，很多女同事做不了的工作，比如哪里灯坏了、门锁坏了、电脑坏了，他们都主动去修……”
郭文艳一一说来，时而笑，时而感慨落泪。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她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就这样，每个人不仅各尽其能，还相互学习，慢慢发掘出自己以前没有察觉到的能力。房玉苹普通话好，常年担任主持人，这几年让棒给宋琪、李小娟，又在社大做起了舞蹈老师；宋琪从年刊编辑上退下来，让棒给张靓和王彦……而更多新来的老师们也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
曾有人走访川中后，疼惜这些原本柔弱的幼儿教师，“我不舍得让幼儿教师承担那么沉重的社会问题与政府责任，他们就是以撕裂自己家庭的方式风险救赎孤寡的心灵，我甚至觉得歌颂他们是在做坏事……”也有人说，她们就像“一群喝着西北风的精神贵族”。
孙庆忠回应，“如果社区大学带给年轻团队的只是沉重的负担，那我可谓罪孽深重！事实上，在助人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她们通往心灵解放之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和空间坐标点上，她们的生活，或者说活法，多了一种可能性……
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想，尽微薄之力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都是一种积极应对问题症结的策略……在与伙伴五年间的创造的生活中，我更多地看到的是希望，是乡村教师自我救赎的希望，是乡土中国的希望。”
2019年6月，川中社大五周年庆典前夕，孙庆忠再次来到侯兆川。
过去五年间，孙教授每次来，除了给学员讲课，都要和老师们座谈。他反复追问：“作为一名乡村幼儿教师，你自己的生命和中国乡村教育有关吗？你个人和中国的乡村建设有关吗？”
事后，在给孙教授的回应中，李小娟说，“我们赋予了人生以更高的精神意义，我们不仅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幼儿教师，更是一名怀揣中国乡村教育、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而房玉苹说，“中国乡村建设、中国乡村教育，这两个词离我太遥远，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但是，我突然明白，我现在努力教好每个孩子，就是在为中国乡村教育做贡献，而我们创办社区大学，在农村播撒文明，就是在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做贡献。”
孙庆忠感慨：这就是老师们化蝶的瞬间啊。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了。他曾给自己定下期限，陪伴这群幼儿教师们八年，直到他们完成出版社大的教材和侯兆川风土文化丛书，如今已到第六个年头。
就在我们采访将要离开时，老师们又传来好消息，他们将作为村委会副主任到各村挂职，在政府的支持下，川中社区大学即将成为未来社区建设、乡村振兴的典型。
2019年10月，川中幼儿园的老师到西平罗乡各村任职 供图_川中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