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统计策背后的危机：诱导刘备思想发生转变，损害了其政治基础
史册丹书，总留下许多遗憾。刘备曾说“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汉室可兴矣”，但凤雏庞统却仅帮刘备取了益州，就过早逝去，没有施展出全部抱负。
鲁肃曾写信给刘备推荐庞统：“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后来陈寿也在《三国志》中，将庞统与曹魏荀彧、郭嘉、程昱等相比，”拟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
庞统
但同时，也存在着贬低其人的观点。同随刘备入益州的荆州从事张存，曾评价庞统：”虽尽忠可惜，然违大雅之义。“认为庞统计策有失光明正大。刘备当时正为失去庞统而痛惜流泪，哪会听进去？他盛怒之下，将其免官。
实话说，庞统的名气有演义一份功劳。客观来看，他的才能，是否真的可与诸葛亮、荀彧相比？笔者认为尚差一筹。本文试分析庞统为刘备谋取益州时的几条策略，探究其消极影响。其实，庞统的策略不仅损害了刘备集团的政治基础，使后来的诸葛亮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来修补益州人士的信任，更是让盟友孙权对刘备的信任也荡然无存，其政治代价是高昂的。
密谋三策
庞统献第一条计策，是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与刘璋涪城之会期间。益州牧刘璋以讨张鲁为名，邀请刘备入蜀。刘备军遂沿长江行至江州，最后在涪城与刘璋相会。涪城之会，场面盛大，“乘舆帐幔，精光耀日”，但在这背后，诡诈机变，暗流涌动，不下当年鸿门宴。庞统与蜀中张松等建议趁大宴机会，擒住刘璋，益州可定。刘备以“初入他国，恩信未著“理由拒绝。
刘备在这件事的决策上，比庞统多了一层政治上的顾虑。刘璋与刘备涪城相会，是有防备的，史载“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而在涪城之会后，刘璋将白水关诸军归刘备节制，刘备合军才三万人，论军事力量，并无十足把握，如果未收人心，贸然翻脸，以帮忙为名却行鸠占鹊巢之事，真的能使人信服吗？
刘备在葭萌关逗留了十个月左右，并不见行动，转眼已到了建安十七年，他正面临两难，既无意北上，又对和刘璋同室操戈有顾虑，于是庞统献上他的第二次谋划。他将三个选择摆在刘备面前：
- 一是选精兵星夜奇袭成都；
- 二是借口荆州危急，佯装回程，刘璋部下高沛、杨怀必来送行，到时拿下二将，收其兵马，进攻成都；
- 三是退回白帝城，联络荆州力量，从长计议。
古时谋士为主公谋划大事，常会列出多种决策方案。如果只给出一条计策，等于是变相替主公做决策。上策往往预期回报最大，但是风险也很高。中策和下策未必最差，只是趋于保守。上策之险，在于自葭萌关奇袭成都，须经过涪城、绵竹、雒城等几处据点，很难保证行踪隐秘，一旦暴露，前有坚城，后有强敌，且没有正当理由，处境极为危险；中策虽能先解除白水关方向威胁，却会使成都方面警觉，抵抗顽强。
建安十八年（213年）刘备各路攻益州路线
在这件事上，作为最高决策者刘备，表现出了比庞统更老练的一层谋略：至少寻找了一个出师的借口。而庞统的思路，和当初劝其宴会上擒刘璋如出一辙，更多的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却把主公置于无信无义的境地。
劝诱主公转变思想
刘备的理由是：错在刘璋，他请友军帮忙，却不保障后勤供应，吝啬之极。当时曹操正准备征讨孙权，孙权呼刘备自救。刘备借口荆州关羽危急，向刘璋请求增补一万人兵力以及许多粮草军械。刘璋方面的答复是，只给兵四千，物资方面都打五折处理。刘备遂大怒，激励士卒说：“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宁居；今积帑藏之财而恡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
可是细细想来，刘备借兵是解救自家的危难，为什么要刘璋来充这个冤大头？刘璋请刘备是为了帮助他讨伐张鲁，但是刘备在葭萌关十个月，未有寸进，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开始为自己造势了。何况据《蜀书·刘二牧转》记载，刘璋先前对他待遇优厚，“车甲器械，物资甚盛”“前后赠遗以巨亿计”，哪里有招待不周之处？刘备如此说辞，当真是欺刘璋老实憨厚了。
刘备塑像
在后来攻打雒城期间，刘备又鼓动法正等人对刘璋发动政治攻势，劝其投降。法正在信中这样劝他昔日的主公：“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背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言下之意，倒是刘璋身边诸将不识明主，违背信义，意气用事，实在缺乏远见，没有为国家大计考虑。对于当下为什么为发生宗室相残的局面，法正含糊其辞，给不出一个像样的解释。
法正、庞统在取川战役中功劳巨大，所以刘备不容他人诋毁。同时，他的思想也因庞统的话而慢慢发生转变，从逃亡江夏时携十几万老幼同行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更务实的政治老手，就像影视剧中诸葛亮说的：“我们的主公，已经成为真正的君王了。”
入川前刘备，本来还有犹豫，他对庞统表达了自己以信义立世的态度，问他：“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则开导他：“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
在《资治通鉴》记载中，司马光把原裴注引《九州春秋》的“吾所不取”改成了“奈何”，表示刘备犹豫了，更符合此时心境。庞统说的“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触碰了他心中的痛。荆州刘表的旧事使他开始怀疑，以前所恪守的仁义能为他换来什么。他终于说服了自己，找到了入侵者的逻辑：天下归有能者居之。守不住，不如把你的资源土地交给我，我还能完成更伟大的事业。
政治成本高昂
刘备围攻雒城，时间长达一年。到建安十九年夏才攻破（214年），而后进围成都。由于对刘备的不义举动不认同，成都军民竟爆发出强烈的抵抗意志。刘璋迫于压力，不忍百姓再遭涂炭，决定投降。期间刘备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首先是军事方面的损失。孙权曾派吕岱领两千军帮刘备讨张鲁，暗中探看虚实。吕岱在情报中这样描述刘备攻雒城的情形：“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曹营方面甚至传言刘备已死。期间，庞统也在率众攻城时中流矢而卒。
四川罗江县白马关庞统祠彩塑
其次是政治基础的损失。刘备集团的高层在向民众宣传过程中，反复散播的是一种天命的思想，汉室虽为曹氏所窃，但天命并未转移，还有我刘皇叔来延续，占据益州只是一种临时状态，全州百姓都要和他一起绑在北伐的战车上，时刻要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帜。
但他的实际作为却让巴蜀本土士民并不认同。《华阳国志》曾记载，刘备领益州牧时，蜀中人李邈任从事。曾当面对刘备说：“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无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李邈的话差点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后来是诸葛亮苦苦求情，他才幸免。
还有一批人，他们精于易经图谶之学，把自己的不认同通过预测谶语表达出来，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人心向背，严重损害了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出名的有谯周、张裕、杜琼等人。
比如，张裕就曾在214年刘备取川时预测“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张裕最终由于散播不当言论被杀。而谯周的消极言论，就比较隐晦，他在刘备称帝时是劝进的，但私下却议论，说刘备名字中的备，等于“具、完”，儿子叫刘禅，连起来可以解释为刘氏历数已尽，该禅让给他姓了。在客籍集团掌握主流舆论的时期，这些看似荒诞的只能是一股暗流，代表着本土人士他们消极的抵制，但是在蜀汉后期，这些言论散播到了朝堂，左右了公卿们的观念。
对盟友信用丧失
刘备强夺益州的消极影响还远不止此，他的政治信用也受到影响。刘备进城后，完全把劝刘璋投降时许诺的“礼其君而安其人”全忘了，而是将刘璋安置在荆州公安，形同软禁。
同时，刘备对盟友孙权的政治交代也前后不一。先前，孙权方面希望和刘备共同出兵取蜀，刘备采取了主簿殷观的意见，同意他们来分这杯羹，“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孙吴碍于长途远征，单独伐蜀力量也不足。
刘备入蜀后，对孙权的说法是“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威灵，以匡汉朝”，所以不忍夺同宗基业。孙权信以为然，曾派吕岱等佐刘备诱击张鲁，谁知他却突然变卦，独享了益州，孙权感到自己被耍了，大骂“猾虏乃敢挟诈也！”
215年形势，孙权攻三郡，刘备延缓取汉中，交涉无果，只能承认孙权方面据有
惹恼了孙权的后果是，孙权派吕蒙进占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迫使刘备延缓了攻汉中的脚步，被曹操抢先，而后刘备花了两年多时间重夺汉中，此时已是219年5月，关羽失荆州前夕。孙权袭占荆州后，将刘璋父子重新掌握手里，封为益州牧，安置在荆、益交界处，刘禅即位后，孙权利用刘璋的儿子刘阐，不断地煽动益州内部反对势力，使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不稳。
刘禅即位形势，南中反叛，危急存亡之秋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庞统，似乎这一系列决策失误没有最终造成政权倾覆，实是因为有诸葛亮在一直做着修补关系、重树信任的工作。当时雍闿等人在建宁，不承认蜀汉，而归附孙吴，是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中；此时曹魏公卿华歆、王朗等人又对蜀汉展开和平统一攻势，建议其取消帝号，举国称藩。是诸葛亮作《正议》予以回应，努力重建益州士人对复兴汉室的信念。所以那段时期，真如诸葛亮所说，是“危急存亡之秋也”。
与诸葛亮相比，我们会看到庞统其人的局限，他并不曾以一种宽广的政治视野来考虑全局。秦末时三老董公曾建议刘邦以为义帝发丧的名义号召天下诸侯，堪称政治大手笔；三国时郭嘉为曹操献十胜十败论，荀彧也曾认为到袁绍在用人、决断、赏罚、声望几个方面不如曹操，都是预见到了人心的力量。
而庞统，则更符合青年时“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最要，吾似有一日之长”对自己的定位。百里耒阳小县不屑于治理，攻打雒城又不识地理，以一军军师亲犯险境，最终陨落，行事作风略显急功近利。他和曹魏的程昱、贾诩有些相像，偏向于筹画奇策，但是在统筹全局，负责具体的事务上，达不到有“王佐之风”的诸葛亮和荀彧的高度。抛开演义中凤雏先生巨大的光环，我们才能看到背后的一些真相。
参考资料：1、《三国志·刘二牧传第一》
2、《三国志·先主传第二》
3、《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