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头士是如何震撼克里姆林宫的？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莱斯利·伍德海德
翻译：石晰颋
《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是一本献给对1960年代音乐感兴趣的乐迷的最好礼物，也是研究苏联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有力参考。作者是著名纪录片导演，在1962年时就曾录制过披头士表演的珍贵视频，并由此引发浓烈兴趣，探寻披头士风靡全球却独独在苏联被下禁令的真实原因。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回到苏联”部分。
莫斯科，1988年
“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 ”1987年当我在伦敦第一次见到陀伊茨基时，他轻描淡写地这么描述披头士对他们这代人的冲击，这句话却成了我的至高诱惑。他坚持认为披头士在西方赢得冷战的过程中是比核弹更有决定作用的武器，我被迷住了。
那之后数年中，那个我所熟悉的世界——那个东西方相互对立对吼对抗，柏林墙把这个星球割裂的世界崩溃消亡，不复存在。这几年中陀伊茨基成为我的捉摸不透的向导，充满怀疑的预言者，最不可思议的朋友。这几年中我成为苏联的常客，见证了苏联解体、铁幕崩溃这部历史大戏，并为此深深着迷。
从很多角度来看，陀伊茨基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朋友。他有着一种粗糙的似乎是拼凑出来的好莱坞风格的帅气，自称是“酷耶稣”的傲气，充满怀疑，才华横溢，纵横于逐渐成形的苏联反传统文化界。他依靠自己而成名，当“名人”这个概念在苏联还不普及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名人。在摇滚乐还可能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名无畏的苏联摇滚乐组织者，在横跨整个苏联——从波罗的海各国到格鲁吉亚和西伯利亚——的混沌音乐世界中探索和宣扬摇滚乐。
1985年，陀伊茨基被迫离开了国家官方通讯社——他称呼那里为“苏联文化精英的舒适的泥沼”。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不久，他麾下的文化官员们就宣称在莫斯科将开放一个官方的“摇滚俱乐部”。看上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陀伊茨基立刻就开始怀疑。“那个俱乐部是由那些品行端正、无可挑剔的官方机构组建的，”他说，“共青团，莫斯科市政府文化部，还有贸易工会——所以我没抱啥希望。”陀伊茨基被迫离职的同时，也被踢出了“人民创作者协会”这个奥威尔式的组织。对莫斯科的摇滚乐社群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没带来什么好消息。
陀伊茨基对这一切的回复是在 1986年 5月，他为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组织了一场巨型的慈善摇滚演唱会。当时慈善摇滚演唱会这个概念在苏联尚不为人知，陀伊茨基碾过了紧张的官僚们设下的重重阻挠，将这场演出付诸实现。这场为了切尔诺贝利的演出令刚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政权深感尴尬，因为当时他们还在下意识地回避、否认，试图控制关于这场灾难的信息。克里姆林宫一直隐瞒着这场灾难发生的消息，直到放射性污染的云团触发了瑞典的监测器。政府也没能警告当地人民及时保护自己。在陀伊茨基的摇滚慈善演出上，苏联政府感觉自己被推到了台前，必须设法来援助灾难的受害者。受“拯救生命”演唱会 a影响，这场莫斯科的演出吸引了三万名观众聚集到一起，有七个顶级的苏联乐队在此演出。这是苏联体制外力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展示。几个月后苏联的电视台播出了演唱会的选段。
在陀伊茨基短暂访问伦敦时我和他见了面，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他得到允许，可以穿过铁幕出国旅行，但是代价是他的妻子必须待在莫斯科，以免双双叛逃。他说他很遗憾没能乘热气球早早逃离。他前来宣传他的关于摇滚乐在苏联的书，顺理成章地命名为“回到苏联”。书的封面很吸引眼球，将苏联的镰刀锤子图案中的锤子换成了一把吉他。在a Live Aid，1985年 7月 13日于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的旨在为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筹集资金的跨地区大型慈善演唱会。
谈话中陀伊茨基强调——“这是，”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充满自信地说，“关于苏联摇滚乐的第一本书。”他向我介绍了另一个世界，包括了拉脱维亚的吉卜赛摇滚风琴师，爱沙尼亚的自制合成器的摇滚乐队，以及那些叫作“毛茸茸的杯子”“俄土战争”“紫色灾难”的组合。这是在一个演出团体受国家计划控制，需要在评委之间竞争并获得官方认可奖项后才能登台露面的世界里产生的摇滚文化。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音乐仍然以无数种奇特的形态落地开花——“好奇的疫病”，这是陀伊茨基对苏联摇滚的诊断。
陀伊茨基对这种疫病的来源深信不疑。“每一个苏联摇滚乐队，”他坚持认为，“都从披头士那里感染了摇滚病毒。”他最早听到披头士是 1964年，那时九岁。他仍然记得那一刻。“对我们来说披头士正中红心。他们应有尽有——欢乐、节拍、美好、时髦。”陀伊茨基说他可以为我介绍一些苏联的披头士世代，于是 1988年冬天我前往莫斯科，饥渴地想听到更多故事。
我之前只去过一次莫斯科，大约两年前，作为一个英国电视工作者代表团的成员。我们在日出时分抵达苏联。几个月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刚刚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的人民尚在努力掌握他的名为“ glasnost”（глáсност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政治开放政策）和“perestroika”（перестрóйк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经济重建政策）的新政策，这两个词的意思分别是“开放”与“重建”。官方也发表了立意大胆的言论，希望能够扭转过去二十年的停滞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更多的言论和文化自由。但人们已经对这样的空洞口号见怪不怪，也有一种猜疑在蔓延，猜测除了一场禁酒运动之外，这些新政策还有什么意图。不管怎样，曾经被长时间封禁的书刊、戏剧和电影被允许公开了。我们收到的前往苏联拍摄影片并和苏联电视界同行交流的邀请也是向西方开放的表现。
但莫斯科仍然是一个压抑的地方，证实了我之前对它的所有偏见。正如传说中那样，那里的浴缸没有塞子，所有的餐馆午餐时间都关门，人们都必须为了等塑胶鞋到货而大排长队。年轻人的生活基本还是由共青团控制，那时共青团有四千万团员——随时随地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力和政治运动的资源。共青团员们懂得服从官方指示就能得到特权和提拔的回报。开放政策承诺将使官方导向更加契合苏联年轻人的需求，但这又重新唤起了关于摇滚乐是否是西方颠覆性的文化侵略，是否需要被查禁的争论。有人号召要继续保持“革命警惕性”。
看来这里连娱乐都是短缺的，我在苏联电视台里面看到的音乐节目总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歌曲和巴拉莱卡三角琴音乐的大杂烩。我发现的唯一的摇滚乐迹象是我偶然听到我们的一个随行翻译跟我的一个同事告别时说道：“一会儿见，鳄鱼。 ”（See you later，alligator.）
我这第一次的莫斯科之旅并不轻松。作为一个前冷战密探，三十年前我曾经在柏林刺探苏联飞行员的行踪，所以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一直无法摆脱一种偏执的幻想，幻想某些有关人员会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拍拍我的肩膀。不是有传言说每个外国访客都有十个克格勃密探跟踪吗？况且我还签署过英国的公务人员保密法案。没准我会被拖进宾馆附近的那座庞大的黄砖砌成的克格勃总部里被审讯，那恐怖的卢比扬卡大楼——以及在大楼深处的监狱——从斯大林的时代起就拷问过无数的人民公敌，毫无疑问他们会对一个西方密探口水直流。即使最近几年我为了拍摄曾经几次偷偷穿越铁幕的经验也没能让我放松。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我都曾深入禁地，还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麻烦人士偷偷摸摸地在荒僻的公园里碰面，以避开盯梢和窥探。
但当我在 1988年再度前往莫斯科时，感觉大不一样。在我抵达几天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敢于公开使用“民主”这个词了，而且确实有一些证据支持他的“未经禁止之事即为允许”的提法不再是空谈。他提议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芭蕾到科学实验，也许并不需要党的纲领指导。六十年来未见的开放环境促使文化领域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宾馆大堂里播放着戴夫·勃鲁贝克（Dave Brubeck）的《Take Five》，前台接受了美国运通信用卡。我发现我在每一个地方——商店、楼房、人群——寻找变化的迹象。
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与消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三年后，这个僵化社会的坚冰仍然融化得很慢。文化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艺术家应当为了将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而努力奋斗”的指示仍然没有被废除。“开放政策”被界定为“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开放”，一千八百万统治者带领着无数的官僚仍然管制着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入住的宾馆只向外宾开放，门卫看上去就像穿着针织开衫的勃列日涅夫，他也像个党员那样管制着他的小小领地，将大多数苏联访客拒之门外。只有陀伊茨基和他的做时尚记者的妻子斯维兰娜，用他们的自信配上时髦的服装，跨过了门卫这一关。陀伊茨基那天穿了一身黑，他妻子则是粉红色意大利进口外套配上迷你裙。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透过纱帘望向窗外看到的是红场的雄浑景色，餐厅里则是穿着哥萨克服装的管弦乐队演奏维也纳华尔兹。大风卷着雪花在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之间旋绕飞舞，为陀伊茨基讲述的当披头士的消息第一次传到苏联时的故事画出了一个富于戏剧感的背景。
“六十年代中期，他们的音乐在一个不能更巧的时刻来到了这里， ”他说，“如果他们早几年来，也许就还没有那么肥沃的土壤来接受披头士。我们那时候有自己的英雄——像是尤里·加加林，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还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古巴浪漫主义大胡子革命。当然还有我们的富于魅力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他保证会埋葬美国。我们也相信这一切。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成为一名苏维埃成员是很帅的事。 ”陀伊茨基的父亲是一位专门报导拉美新闻与外交关系的记者，并且认识切·格瓦拉。“我爸爸把格瓦拉塑造成了偶像。”他告诉我。
赫鲁晓夫将加加林称为“新哥伦布”，在他的太空先驱之旅激励下，一大批英雄风格的歌曲被创作出来。“我们有过很多非常流行的歌颂我们在太空中的胜利的爱国歌曲。”陀伊茨基回忆着。他还给我唱了一小段肖斯塔科维奇写的曲子：“祖国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在轨道上飞行。”“这是苏联最后一次真诚的爱国热情的大爆发。”他说。有一套名为“加加林星座”的歌曲集卖出了上百万张，里面的歌词包括“加加林的春天降临，天堂的穹顶如同燃烧的火焰”。当太空英雄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亲自前来迎接，他们相互贴脸，狂欢的人群在红场起舞。
陀伊茨基的父亲从 1963年起在布拉格工作，他们一家也住在那里，那时还是披头士最早传到苏联之前。陀伊茨基在捷克首都长大，那里比莫斯科更容易收到西方的广播，所以他在十一岁时就发现了摇滚乐，而这很快就给他带来了麻烦。
“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学校广播电台里放了披头士、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海滩男孩（Beach Boys）还有奇想乐队（The Kinks）的曲子。孩子们都喜欢，但是学校领导不喜欢。 ”
陀伊茨基被勒令禁止再这样做，但是他抗议说这是进步青年的音乐，是反对越南战争的音乐，是爱与和平的音乐。“学校的头头们不为所动，并且告诉我必须乖乖听话。当我拒绝后，我就被定性为‘不可救药’并且被少先队开除了。 ”
1968年春天，陀伊茨基一家被召回了莫斯科，陀伊茨基没告诉家人他因为摇滚乐而惹上的麻烦，他还搞到了一条红领巾所以看起来还像一名少先队员。但当那年夏天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去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性的社会主义”时，陀伊茨基把这场入侵的真相告诉了他的同学。
“我说，官方宣传里面描述的苏联官兵被欢呼的人群欢迎的场景都是谎言。 ”他的父母被叫去了学校，万分震惊地发现陀伊茨基被训斥——而且被再一次开除了少先队籍。他作为文化反抗者的生涯从此开始。
当陀伊茨基一家回到莫斯科时，当一名苏维埃还是很光荣的，赫鲁晓夫式英雄主义社会主义好日子已经消逝。但在那时，正如陀伊茨基所说，克里姆林宫庞大的控制力也有所衰退， “1964年，赫鲁晓夫被一群更加无趣的家伙赶下了台，这恰恰也是披头士的音乐开始渗透进我们的内心和大脑的时候。”
我们上楼走进烟雾弥漫的小酒吧，穿着毛绒套头衫、只收硬通货的妓女们在那里吃着巧克力包裹的樱桃，试图勾引几个德国商人。这个酒吧看起来就像悬在新旧俄罗斯交界的边缘，玻璃柜里像珍品一样展示着的是百事可乐的罐子，同时一位拿着扫把的俄罗斯老太太在墙角打瞌睡。陀伊茨基讲起了对苏联少年来说披头士音乐无法抗拒的魅力：“小理查德那样的美国摇滚乐太快，太狂暴，太奇怪了。披头士的美妙旋律完全不一样。他们也有别的新鲜元素——电声、长发、自由精神。”
陀伊茨基的妻子斯维兰娜对披头士有她自己的回忆。“一开始他们看上去很没有威胁，像是跟妈妈一起住到四十岁的俄国男子，穿着好看的小套装和白衬衫，”她瞟了一眼旁边的妓女和她们的德国猎物，这似乎勾起了她对更加纯真的时光的回忆，“我记得在学校里我能用五十戈比买到一张印得很差的披头士的照片——也就是说你得选择要么吃早饭，要么买照片。”
陀伊茨基和一个英国记者朋友聊了起来，他是《卫报》的马丁·沃克（ Martin Walker），正在大肆收集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的各种故事，而在这当中，苏联摇滚连同新出现的私人卫生间一起勾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沃克曾经把俄罗斯称为“插上火箭的上沃尔特河” a——虽然拥有核武器但还是像一个贫困的非洲国家——但这里能让一个年轻记者重获新生。沃克是陀伊茨基的伴郎，在他们俩凑在一块聊起一些新故事的时候，斯维兰娜向我说起了她是如何结合对西方杂志的模仿和在古旧衣服铺子里的发现来创造自己的风格的。她以一个时尚作家的眼光回忆起披头士带来的最早的冲击：“我们把旧外套上的翻领裁掉来模仿披头士式样的无领夹克，我们叫它‘披特洛夫卡’。”列侬式样的无框眼镜是从二手商店里淘来的，亚美尼亚鞋匠们把旧军靴改造成时髦的尖头高跟靴。“所以这就像童话一样，”她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扒着这扇来自西方的窗口，尝试着稍稍改变自己的形象。”
我们走下地铁，去见一位陀伊茨基推荐给我的苏联摇滚先驱。在华丽得如同斯大林风格宫殿一样的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里，一对拿着导游书的美国游客正在瞻仰这座用灰色大理石和彩色马赛克砌成，歌颂着“苏维埃的天空”的劳动者的宫殿。在这个五十年前开通时斯大林作了号召共产党信念的讲话的地方，陀伊茨基开始了对他少年时苏联文化的压抑恐怖的控诉。“我厌恶那一切，”陀伊茨基低沉地说，“因为那一切都是呆板的，一切都毫无魅力。那些歌唱家发型一塌糊涂，唱歌的样子就像勃列日涅夫在开党代会。一切都完全没有吸引力，完全僵化。”我听到了地铁列车进站的噪声，但陀伊茨基完全停不下来。“那一切都毫无光明、自由、时髦、愉悦可言，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六十年代亟须的维生素，所以我们就抓住披头士来吸取养分。”列车的轰鸣盖过了陀伊茨基接下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控诉。
在高尔基公园里，伴着噼里啪啦的杂音，户外音箱放着“溜冰圆舞曲”，滑冰的人们在结冻的池塘上回旋。他们看上去十分轻松，好像在享受着暂时摆脱日常生活重担的难得一刻。公园的小路也结了冰，当我们摸着黑跌跌撞撞往前走的时候，还常常有滑冰的人“嗖”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陀伊茨基现在讲到俄罗斯的摇滚乐了：“真正的浪潮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他们全部受到了披头士的影响，无一例外。”又一个滑冰的人溜过我们旁边，但陀伊茨基继续讲他的：“光听是不够的——他们想要自己来做。他们翻唱披头士的歌，试着模仿英文歌词，尽管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道歌里唱的是什么。 ”我们在高尔基公园就是要去见苏联最早的这批披头士其中的一人。
我们来到了莫斯科河旁边的一幢楼前，一个喘息不止的老头把着门。走进楼里破旧的走廊就可以听到好几把电吉他的声音震撼着单薄的隔墙，与之相伴的是煮饭的气味。看来这里有几个琴房，再加上一个厨房。墙上挂着唱片的封面，所有的封面上都是一群毛茸茸的家伙，跟随着一个有着乱蓬蓬黑头发的圆胖子。
“这是斯塔斯·纳明（Stas Namin）的地盘。”陀伊茨基宣布。
我听说过纳明。他的祖父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的苏联人民委员，他在一个享有特权和音乐的家庭中长大。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另外一大群著名的音乐家都曾经是他家的常客。六十年代初期，在一所最优秀军校就读的纳明曾经参加过红场的阅兵式——同时他爱上了披头士的音乐。他获得允许能在军校里组建一支摇滚乐队，为军官和学生们演出。离开军队后，他养长了头发，并利用他的显赫政治背景来组建了一支自己的摇滚乐队，名字叫“花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台二十五年前，这支乐队成了苏联官方摇滚乐的先锋；他们被邀请加入那个腐朽的作曲家协会，并能够进行全国巡演。
我记得纳明也不总是那么一帆风顺。在我们等他出来的时间里，我就向陀伊茨基询问具体的情况。“他遇到的事情也发生在无数人身上，当摇滚乐和现有体制纠缠不清的时候就会这样。”陀伊茨基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苦涩，“斯塔斯很擅长运用他的关系，他成功地在国家唱片公司 Melodiya发行了第一张苏联摇滚唱片。”在陀伊茨基口中， “Melodiya” 听起来简直像是一句脏话，“然后媒体就把斯塔斯的乐队叫作‘苏联的披头士’，所以文化部就以为西方宣传和传播嬉皮士思想为罪名查禁了这支乐队，他们的乐队名‘花儿’一起遭了殃”。
我看着挂在墙上的唱片封面上褪色的照片，现在那些面孔看上去有了一种死刑犯的感觉。在花样繁多的样式里，不变的是一种充满警惕的不安全感。这张唱片上他们打扮得像是少先队员，另一张上面就像六十年代花孩子嬉皮士那样跨越天空；有时候他们像欧洲流行音乐明星那样穿着白得发光的 T恤，有时候他们又像大都会摇滚明星那样穿着发亮的七分裤，头发油光锃亮。经历了这一切，纳明成了一个全能的摇滚明星。陀伊茨基继续他的故事。“斯塔斯休息了两年，然后在一个无聊但是保险的名字之下——斯塔斯·纳明乐队——重组了他的乐队。这支乐队比以前更加流行，但当然他们又被禁了——不得在电视或者广播中出现，媒体从来不提到他们。 ”
当八十年代初政治风潮又有所变化时，这支乐队再度有机会露面了，但《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他们热情洋溢的评论，资本主义喉舌对他们的认可使他们再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嫌疑人，这次是克格勃盯上了他们。 1983年时，斯塔斯·纳明终于受够了。他改行从事电影和电视，并且成为一位成功的摄影师。这混乱而扭曲的官方政策让我逐渐理解为什么纳明和他同时代的苏联音乐家会那么简单地放弃与体制的斗争。
“但故事还没结束，”陀伊茨基说，“像我们中很多人那样，戈尔巴乔夫拯救了他。斯塔斯和他的乐队是第一支在美国巡演的苏联摇滚乐队，而且他们周游了世界各地。 ”
现在纳明为他的闲不下来的能量找到了新的焦点。陀伊茨基说这幢在高尔基公园里面的毫不起眼的小楼叫作斯塔斯·纳明中心，这是苏联最早的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一。“这里的理念，”陀伊茨基介绍道，“是为年轻的艺术家、诗人、设计师和音乐家提供机会。”很难看出这座年久失修的，到处是食物的气味、单薄的隔墙，还有插在酒瓶口上的蜡烛的破房子会是一个创意中心，但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点石成金，那个人可能就是斯塔斯·纳明。
那个人终于出现了，看起来很像那些唱片封面上的长毛怪。陀伊茨基说他已经把我大大铺垫一番，说我曾经给披头士还有滚石乐队拍过片子，所以纳明热烈而富有魅力地欢迎了我，这番热情和魅力想必也是支撑他和体制之间长年斗争的重要资本。我们在一张铺着粉红格子桌布的小桌旁坐下，斯塔斯开始讲起他的披头士。
“他们改变了一切，我们的音乐，我们穿衣打扮的风格，我们的生活方式。”他的笑声在他的紧身 T恤包裹着的胸腔里轰鸣，“按照官方口径，披头士被蔑称为‘长发杂种’之类，很粗鲁无礼的说法。但那时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禁止了。”纳明的乐队时常被指控“偷运西方音乐”来颠覆他们的观众，而他和苏联统治层之间的家庭关系又让他能够理解苏联官方是如何看待披头士四人组的。“他们对政权有很大的威胁，因为（那些领导人）知道披头士给俄罗斯的年轻人某种内在的自由。 ”似乎很难想象那些管治苏联文化的乏味的官僚会把远在利物浦的几个孩子看作一种威胁。“那些上层人士真的了解这种威胁吗？”我问他。“他们感觉到了，”纳明回答，“尽管他们没有真的理解，这东西对他们来说太聪明了。”我看到陀伊茨基在点头。“但是他们总是憎恶所有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他的手做出把什么东西推开的动作，“他们害怕任何有能力影响人民的东西，披头士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能量不受控制。 ”
纳明对这四个来自冷战对手后街的小伙如何威胁到克里姆林宫全知全能的人们的分析令人着迷，但也令人困惑：为什么这看上去没什么艺术含量，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信息，用带有地方口音的外语演唱的歌曲，能够成为改变一代人的催化剂？这就像是化学反应，像是苏联文化的核心与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接触而改变了。我想要探寻这是如何发生的，对于上百万社会主义的孩子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突然，之前一直显得无比机智灵活的斯塔斯·纳明现出了他的俄罗斯性格。“披头士是一个奇怪的、神秘的现象，”他低声念叨，“远远超过了一个摇滚乐队。”他的英语似乎开始缺氧了，然后他想要说到别的东西。“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把一盘磁带塞进录音机，轰鸣的摇滚乐扑面而来。“我的新乐队，”斯塔斯说，“高尔基公园。”他已经准备好开始下一段冒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