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写作训练
录自笔者《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之一节
4.“写”的训练
大学语文(大一国文)和写作有很深的渊源。上世纪初，南洋公学重视大一国文，校长唐文治亲自讲授大一国文，该校还编辑了《南洋公学新国文》，汇集了学校历年国文大会（国文比赛）获奖学生的优秀作文，于1914年和1917年分两辑由苏州振新书社出版，商务印书馆代售。据上海交大校史记载，“该书一出，即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 此后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大一国文教材（学生国文写作水平再也难以达到南洋公学时期这样的程度，后来的教材即使引用学生作文，也多为摘谬性质），但是却开启了重视写作教学的一种教材教学模式，时有后继者进行尝试。例如西南联大沈从文的大一国文课教学，就完全是对学生的写作指导；郭绍虞编著的《学文示例》，也是一部着眼于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大一国文教材；1949年朱德熙接受编纂清华大学大一国文教材的工作，“根据的材料是三百多本作文卷子和一些报纸杂志上的文章” ……
上世纪80年代初重开大学语文课，起因也在学生的写作能力，当时刚刚恢复高考，“文革”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文化素质大都较差，1978年匡亚明刚刚恢复原职，任南京大学校长，他发现理科学生的文章试卷，语句不通，错别字很多，便建议高校文理科各系一年级全部开设语文课，后来全国作了推广。 也正在这一年，苏步青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发表“就职宣言”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他说的语文主要也是指写作能力，后来他发表那篇有名的《理工科学生也要有文史知识》文章，就特别强调“象复旦大学这样的部属重点大学，前几年招收的理科学生中，语文科成绩不及格者竟有几十人之多。近两年，毕业班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有的学术论文内容不错，却写不出一段好的'导言’；有的论文缺乏逻辑、语句不通，错别字也不少。”
重开大学语文课的起因虽然是语文写作问题，然而真正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以后，却又顾不上写作问题，这是因为写作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以大学语文几十课时的教学，要想偿还十几年中小学语文亏欠的债，谈何容易。这个问题在民国大一国文时就已经存在，1943年，魏建功在《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文中说：现在的高中生，“无论文言和白话，根本没有做成一篇文章！”“文言既没有写好，白话也又写不好了！”“文言白话分不清楚，两体都写不好了！”“如此，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先生就是神仙也难于搭救这些国文病根深入了膏肓的学生！我敢说现在大一学生国文程度不好是一个积久的羸弱症候。”他甚至预见“大一国文问题是下一代乃至几代语文教育的整个问题”！
今天的情况不幸正被魏建功说中，重开大学语文课后，我们仍然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北大温儒敏教授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说：
我在北大当时主张开大学语文的时候，由教务部出面召集了各理科院系的院长来开会，所有院长都举双手赞成要开大学语文，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学生的写作能力太差，希望我们的大学语文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说，你只有半年时间，每周只有一次课，我怎么可以去解决读写能力，写作问题？你中学用了十二年都还没有过关，到大学我就有这个本事把你读写能力提高？
所以无论是民国时候的魏建功，还是现在的温儒敏，他们最终开出的方子都是“阅读”。魏建功等人编篡的大一国文教材是一个“经史子集”的读本，而温儒敏在年会上也接着说：“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之下，我们大学语文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阅读写作，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我们不要抱太大希望。但是这是不是就不能做呢？可以做。能做的就是刺激这个学生、吸引这个学生让他对读书有兴趣，让他对中国语文有兴趣。如果你的课在半年时间——用什么办法都可以——让你的学生对中国语文、对中国文化、对阅读写作重新发生了兴趣，那你的课就成功了。”
事实上，无论是民国大一国文，还是今天大学语文，也都是采用以“读”为主的文选教材。然而在学习上我们不应该仅凭难易进行取舍，“听说读写”四个项目中，“写”是最重要的语文能力，北二外文学院院长唐晓敏在一篇博文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古人考试为什么只考写文章，不考今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语文基础知识”？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所谓语文能力是“分层”的，即有高层能力，有低层能力，考核了人的高层能力，对其低层能力就不需要再考核了。比如，文章写作能力就是语文的高层能力，而造句则可以说是低层能力。一个人若文章写得好，文章的语言精警、流畅，就不必再专门考核他的造句能力了。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语文考试抓住了关键，是富有智慧的。而今天的语文考试，用烦琐的题型来考核人的语文能力，是受西方传统“原子论”的哲学观念影响，把语文能力被看成是各种“零件”的组装，所以今天的语文考试却显得很笨，而且并不可靠。
这个观点非常适用大学语文，如果说中小学语文教学由于“层次”较低，还需要讲些“语文基础知识”，那么母语高等教育要培养的就是这种高层次的语文能力，这就不能不把重点放在写作上。然而大学语文的写作教学确实受到中学生语文程度差和大学语文课时少的制约，我们也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想些办法。下面笔者略提示几点。
（1）引导学生多写
大学语文一般只有一个学期十几次课，搞不了几次写作训练，但是学习上、实际生活中又无处没有写作，大学语文除了培养学生阅读意识外，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意识（注：培养写作能力和培养写作意识是有区别的）。
例如课堂笔记，可以是一种机械的记录，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写作，儒家经典《论语》，宋明书院传下来的大量语录体作品，都是这种有意写作的产物，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言。总之，大学语文如果能帮助学生树立起一种“语录体”“笔记体”的写作概念，他们自会发现不仅是语文课，还有各门课的课堂中都有这种高级写作练习的机会。
校园社团活动也有不少写作的机会，例如演讲、辩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口语能力比赛，但是认真写好讲话稿，也是写作的训练。还有各种征文活动，例如2012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征文赛”，很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都积极组织自己的学生参加。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天才梦》就是她大学一年级参加上海《西风》杂志的悬赏征文，果然一举成名。大学语文教师要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征文，帮助学生早日“成名”。
网络写作也越来越普遍，越重要。作家韩少功2004年3月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演讲中称手机短信等为语言垃圾，但是3个月后就担任了“中国首届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评委。 我们要向这样能够与时俱进的作家致敬，同时思考我们如何对网络写作因势利导。
首先，我们要引导学生把网络聊天当成一种写作，而且是比较高级的写作，是“言文合一”的写作，让他们尝试把自己的聊天记录复制下来，连缀成篇，看看是不是一篇文章？是好的文章还是不好的文章？再进一步思考如何让网络聊天成为好文章？其次引导他们写好自己的网络空间、博客、微博，把这当做自己网络交际的一张名片，要让人从中看出自己的面目，不能只是转载别人的文章，好像做了别人经纪人一样。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网络写作，多多留言评论，把这当作网络时代的作文批阅，也可以组织同学互相浏览、评论。第三，自己放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图片，都可以配以文字介绍、描述，张爱玲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把一生各阶段的照片收集起来，配上文字，题为“对照记”。有人说如今已是“读图时代”，这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图文时代”，完全没有文字的“读图时代”，大概只会出现在动物界。
当要求学生这样做时，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自己要这样做，身教重于言教，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教育原则。笔者在教学网站上链接各地大学语文教师的博客，就是想要提示这一点。
（2）引导学生写“好题目”
有时候学生不爱写作文，写不出好作文，和我们的命题也有关系。南开大学《大学语文》提出读“好文章”的理念，我们也可以提出要写“好题目”。张志公多次批评我们作文命题上的华而不实倾向，他说：
为作文而作文，为考试而学作文，不是为实际应用而学作文，这个传统积弊的影响很大。本文作者从几个地方的20几所中学收集了近年来教师出的几千个作文题目，绝大多数是介乎诗文之间的抒情散文性的，很少数是没有实际目的的议论性的，绝少切合生活工作实际需要的说明性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爱让学生写《霁》、《路》、《窗外》、《晨》这类非诗非文，既够不上文学习作，又不切合实用的文章。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社会上到处反映：中学毕业生连封信都写不成，医学院毕业生写不好病历，工科大学毕业生写不好实验报告，文科大学毕业生写不好公文，写不好调查报告。我们的作文教学不理会现实需要的情况还不严重吗？
读的写的大量的是生活中、工作中、科学技术中很少用到的抒情散文，什么“春雨”、“月夜”、“路”、“窗”之类。……目的呢？还是为了考试。
这种作文命题幼稚化的倾向，不知始于何时？民国大一国文教学，作文命题曾经是非常贴近时代脉搏的，如《南洋公学新国文》中的题目，就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说》、《中华民国成立颂》、《足球颂》、《拟通告全国学校广设国学传习会议》、《拟本校祭蔡松坡先生文》、《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等等。
也有比较倾情的，如1926年冰心在燕大教大一国文课，六十年后，她的学生回忆说，有一次她给学生出的作文题是“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学生写出“我理想中的美男子”，另外有学生回忆说，还给她们出过“初恋”之类的作文题目，还规定“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 这个“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规定得非常妙，因为爱情的本质就在于憧憬，这和今天作文的虚构“父母双亡”绝对不是同一回事。
即使是一些非常自我的题目，也往往出得不俗。据地质学家马杏垣回忆，他的大一国文老师吴晓铃先生，有一次给大家出了个便于自由发挥的作文题——“释名”，要学生阐述自己名字的含义。作为示范，吴老师说自己是天晓日出时诞生的，出生时声如钟鸣，故取名晓铃。在老师的启发下，马杏垣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在作文中引述了陆游《马上坐》诗中的“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撑云翠露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和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阐释自己名字的含义，不独此也，还在答案上画了幅“红杏出墙”的钢笔画。吴先生十分欣赏，从此竟和马杏垣成了“师兼友”。
这样的题目还有很多，如果仔细收集一下，相信能够治疗我们今天的作文幼稚病。
（3）重视应用写作和论文写作
这两个内容因为前面都已专章讲过，这里仅略作提示。
应用写作是大学语文课程应有之义，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母语教育就是用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用艺术文学习母语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初衷，也有重视应用写作的意思，起码对于理工科专业来说是这样。苏步青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
我认为：“大学语文”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理工科和文科应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他们将来出去工作，在运用语文知识和写作方面有所不同。理工科的学生在进行基础教学的同时，要多进行一些应用写作，如论文写作、研究总结、学术综述等；文科的学生引导他们多写一些调查报告、会议纪要、简报等。但总的要求都应该是做到语句通顺，没错别字，注意写作技巧。
目前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有逐渐分离或互相取代的趋向，这是有违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初衷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警惕。至于应用写作的具体学习方法，前面专章讲得很多了，这里只简单强调两点：一是现实生活中处处有写作应用文的需要，教学中可以因势利导，要减少那种不切实际的“模拟”和虚设“情景”的做法。二是要改变“公式＋格式”的琐碎的学习方法。应用写作也要从最基本的语文写作能力入手，试想我们大学语文教师、应用写作教师，我们读书时很少受到专门的应用写作训练，为什么现在能够教应用写作课，不少人还成了应用写作教材的主编、参编？难道不就是凭借基本语文能力再参考一下各种应用文例文，就成为教师，就成为编者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方法也教给学生呢？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课、应用写作课要教给学生的，不是能否闭卷写一张请假条，而是凭借“写作手册”“文体大全”之类的参考书，什么应用文体都能够仿写，这样的一种“学会学习”的能力。
最后是论文写作，这是最能够体现大学语文不是“高四语文”的一种写作训练，虽然真正写论文要在大三、大四，但是有必要及早培养这种意识。一直以来，写作界的同行，文章学界的同行（他们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我们同时起步的）都想管论文写作这个事，但是他们都没有争取到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在高校普遍开设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大学语文要幸运得多，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机遇，把论文写作指导、乃至语文学习“听说读写”的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