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绥靖公署主任和行辕主任哪个官大？
行营为什么又改称行辕了呢？1946年5月，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就已组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寿终正寝，按照美国人的建议，整体改制为南京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直接接受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老蒋的领导，这也就意味着，老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不复存在，既然“委座”的职务都没了，那么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设立的各个“行营”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委员长的称谓1946年5月不存在了）
比如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李宗仁的汉中行营（原辖第一和第五战区）搬到北平改称“北平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也就是主任李宗仁在此地代行老蒋的权力，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一把抓。在军队指挥体系上，北平行营改辖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和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至少在表面看起来，权力很大牛皮哄哄。
行营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抗战胜利后有些不合时宜，加之军委会和委员长都不存在了，所以行营的称谓就得琢磨改名，因此在1946年10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反正老蒋1943年已经拿回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也仍然保持着军事独裁，所以意思上没啥变化。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北平无战事》的历史知识错误了。
在剧情高潮（孔雀东南飞行动开始）历史背景的1948年8月间，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其实已经裁撤，去南京就任“副总统”了，即便有，也不能称为“北平行营”了。而在行营改称为行辕之前，各大战区已经纷纷改制为“绥靖公署”，所以北平行营和后来的北平行辕，在军事上就变成了指挥孙连仲的“保定绥薯”和傅作义的“张垣绥署”。
抗战胜利后保留的“行营”机构还有六个，即李宗仁的北平行营、熊式辉的东北行营、程潜的武汉行营、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张治中的西北行营和张群的重庆行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几个大区的军政指挥机构，直接对南京最高当局负责。无论是行营还是后来的“行辕”，头目的名称都是“主任”，这六个主任也都是资历很深的将领（张群例外），其中仅陆军一级上将就有两名。
（白崇禧曾任桂林行营主任）
也不是所有的行营都下辖“绥靖公署”，这一点要搞清楚，而是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设置军事机构的，比如东北行营只辖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武汉行营只辖第六和第七绥靖区、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广州行营干脆只下辖三个整编师（军）。只有北平行营和重庆行营，其下才指挥着绥靖公署，张群理论上有权节制川康绥靖公署、川鄂湘黔绥靖公署、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等等。
如果单纯地讨论“谁的官大”，从表面上看行营主任的级别要略高于绥靖公署主任，类似于抗战时期行营主任高于战区司令长官半格。其实也不尽然，由于有些绥靖公署是不属于任何行营而直接对南京负责的，比如太原绥靖公署的主任阎锡山，也是陆军一级上将，论资历也跟李宗仁平起平坐。所以尽管山西省也是华北地区的一部分，但是太原绥署就不归北平行营管辖而独立存在。
（徐州绥署顾祝同）
再比如掌握重兵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和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各自拥兵数十万，这两名陆军二级上将的资历也肯定不低于西北行营的张治中（都是八大金刚嘛）、东北行营的熊式辉。这两个绥署分别是由第一战区和第三战区改编而来，是华东和中原地区的军事指挥机关，其上并未设置行营，也是分头对南京和老蒋负责。
所以必须注意，蒋系军队的机构设置，从来都要考虑派系、资历、从属、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许多时候甚至是“因人而设”，不能简单地用职务来界定级别。也就是说，行营也有大小，绥署也有高低，都需要具体机构具体分析，比如抗战时期龙云曾经就任“昆明行营”主任，但他除了能够指挥滇军以外，驻滇的中央军、空军和其他宪特单位，又哪会把他放在眼里？真正说了算的是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林蔚）。
（武汉行营程潜）
按照前述的介绍，只有李宗仁和张群两个行营主任，下面才指挥着两个以上的“绥靖公署主任”，这也是大家感觉行营主任高于绥署主任的原因，如果较真的话，其实李宗仁根本指挥不动孙连仲和傅作义，它根本就是老蒋架空李宗仁的一个手段。老蒋曾经假惺惺发布过命令，派驻华北的所有军政机构，都必须服从北平行营的指挥，但这道命令只是敷衍和面子的虚文。
事实上，华北和北平地区的各军政机关，都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上级主管官署的命令，比如中央党部、陆军总部、行政院等等，与北平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北平行营实际上成了一个只接受公文副本的空架子，李宗仁后来回忆：“我任北平行辕（行营）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昆明行营主任龙云）
到1948年5月，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需要去南京任职前，便向老蒋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老蒋则在接受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因人设事而安排的北平行辕这个空头机构一并裁撤掉了。而远在西南的张群，却因为是老蒋的嫡系文官头子，他的重庆行营是有实权的，节制着川康地区的中央军和川军，后来改称为重庆行辕，到1948年又更名为“重庆绥靖公署”。
这个重庆绥靖公署在老蒋第三次下野期间，又被李宗仁更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已经充分说明，行辕和绥靖公署这两类机构，某些时候还是平级和可以互换称谓的。这也就是老蒋因人而设、因事而设的典型例子，因为这两种机构的职能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区设与不设行营，或者设几个绥署，完全是老蒋视情况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重庆行营副主任钱大均）
随着在解放战争中蒋军不断的失败，从1948年初开始，老蒋着手将主要交战区的“行辕”逐渐裁撤，又改制为比较集权的“剿总”，这就是军事化色彩非常浓厚了，意图是非常时期以作战为第一要务，比如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徐州剿总等等。而这一时期剿总“总司令”的人选，则一定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物了，否则如何指挥作战？比如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等等。
更深刻的理解应该是，无论是行营、行辕和绥署主任，是嫡系的就有实权，是杂牌的就是个摆设（傅作义还真是个例外，所以有陈继承），而机构的名称并不重要，因为设立和裁撤都是最高当局随心所欲分分钟就决定的事情。
（东北剿总卫立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