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的衰与变,兼评历代隶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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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隶书的高峰时期在汉代,尤其的东汉,可谓“一碑一品”,碑碑不同,出现了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华岳庙碑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西狭颂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等大量的精品,可谓环肥燕瘦、百花齐放。
熹平石经残部
可是,到了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隶书已经形成标准化、样板化,体态大小一律,点画横平竖直,结体工整规矩,蚕头燕尾和波磔挑法千篇一律,敲响了隶书衰败的丧钟。
王基碑局部
魏晋之后,隶书字体已无太大的发展余地,人们对于隶书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丧失殆尽。曹魏时期的受禅碑、王基碑等,已经与汉碑的雄浑、壮美、多姿不可同日而语。
石台孝经局部
隋唐时期,楷书占据了正体字的地位,隶书的正体地位彻底丧失,隶书作品的质量滑坡得更加迅速。唐玄宗的石台孝经最能说明问题,波磔分明,华饰过重,千篇一律,死气沉沉。书艺君曾专门写文章评论,参见《没落的唐隶:这么好看,却为何不能学?》一文。
赵孟頫六体千文
五代、宋元时期,书坛流行楷书、行草,隶书已经被人们淡忘在故纸堆中,更谈不上发展与创造。赵孟頫五体皆善,但以楷、行著称,隶书一般般。
清代学者、书法家钱泳记载:
“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等,亦未尝不讲隶书,然郝经有云'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见矣,存者唯锺太傅’。又吾衍云'挑法平硬如折头刀’……则所论者皆锺法耳,非汉隶也。”
就是说,元代这些书法家也不是不谈隶书,但是他们说,汉隶之法,蔡邕的已经见不到了,现在能见到的只有锺繇的,又说了其他关于隶书的技法,但实际上讲的都是锺繇的方法,而非真正的汉隶之法。可见,到元代时,汉隶之法已经断绝了。
文徵明隶书
明代的隶书家也不多,文徵明、文彭父子、赵宦光等有隶书作品传世,但他们的隶书受楷书影响太大,别说后人的看法了,就连当时的人都很不满意。
明代文字学家、书法理论家赵宦光记载:
“近代隶书,颇谓淳雅,然皆倚真书为骨,而遥想汉法为之……”
就是说,明代的隶书看着必要淳雅,但实际上都是以楷书之法为骨架,而想象汉隶之法,与真正的汉法相去甚远。关于明隶,书艺君也有文章《傅山隶书<千字文>,这风格如何?》专门讨论。
魏、晋、隋、唐、宋、元、明,隶书一路衰退,一代不如一代,直到清代,才开始复兴并发展。我们试举几家做一说明:
郑簠隶书
郑簠,他的隶书兼有篆书的婉转、汉隶的坦荡、楷书的简净,一扫唐代以来的刻板与拘谨,别开生面。但也过分强调灵动,古拙不足,失之轻佻。
金农漆书
金农,开创了隶书的变体——漆书,苍古奇逸,横粗竖细,集厚重与奇逸为一体,颇有些惊世骇俗,但失之怪僻。
邓石如隶书册
邓石如,清代隶书的集大成者,遍学汉碑,苍茫浑厚,凝重沉雄,体势宽博,纠正了金农的怪僻,但又失之于熟,缺乏活泼天真的情趣。
伊秉绶隶书
伊秉绶,取颜楷之法,严格用中锋行笔,点画粗细均匀,横平竖直而不失圆润率直,书风愈大愈壮,大巧若拙,令人回味无穷。
陈鸿寿隶书
陈鸿寿,以趣味见长,与邓石如的以功力见长不同,他本来主张“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也就是今人陈忠康先生说的,半生不熟的状态才是最好的艺术。
何绍基临西狭颂
何绍基,于礼器碑、张迁碑用功尤深,他的隶书起收之处多有涨墨,线条中段有起伏,受北碑影响很大,结体不重横势,显得变化丰富。
杨守敬隶书
杨守敬,其时学书者无不“口北碑,写魏体”,所以他的隶书受北碑影响更深,点画结体的魏楷特征比较明显,整体感觉处于分楷之间。
可见,魏晋以降,隶书基本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掺入楷书之法,波磔明显,华饰过重;另一个是上溯汉隶之法,趋于古拙浑厚。无论是哪一种,都体现当时的时代特征,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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