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娟：《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以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
晚明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有79人参与编刊活动，所刊书籍达300余种，现存馆藏约3000部。其编刊活动既有精品意识，也充斥牟利手段，特别强调视觉效果，商业特征十分明显，反映了从家刻到坊刻的变化过程，是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生动缩影，揭示了晚明士人生存状态及其文化创造力，对中国文化传承与普及有重要意义。
该书通过对四大望族编选、评点、序跋、刊刻及销售活动的系统研究，从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特征、编刊家个案、著名选本与刊本的传播等方面，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的特点与规律及其文化意义。项目资助：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0BZW050）、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绪 论
第一章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茅氏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
第二节 闵凌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
第三节 臧氏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
第四节 明清鼎革后望族经济衰弱
第二章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的社会基础
第一节 四大望族的科举仕宦
第二节 四大望族的联姻情况
第三节 四大望族的社会交游
第三章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的文化基础
第一节 闵氏读书著述之风
第二节 茅氏读书著述之风
第三节 凌氏读书著述之风
第四节 臧氏读书著述之风
第五节 四大望族藏书之风
第四章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盛况
第一节 现存四大望族所编刊的书籍
第二节 四大望族编刊家及所刊书籍
第三节 编刊者阶层、所刊书类别、书工刻工等
第四节 《史记》《汉书》的编选、评点与刊刻
附录：晚明四大望族刻书简谱
第五章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的商业特征
第一节 四大望族编刊的商业背景
第二节 四大望族刻书的精品意识
第三节 四大望族刻书的牟利手段
第四节 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互助与竞争
第五节 四大望族刻书与一般坊刻的差异
第六章 晚明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与都市、评点及科举
第一节 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与晚明都市
第二节 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与评点
第三节 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与科举
第七章 闵齐伋的编刊活动、编刊特点及其刊本流布
第一节 家世与生平交游
第二节 编刊活动与特点
第三节 刊刻影响与刊本流布
第八章 凌濛初的编刊活动、编刊特点及《两拍》的编撰传播
第一节 生平事迹考述
第二节 编刊活动与特点
第三节 《两拍》的编撰与传播
第九章 茅氏的编刊活动、编刊特点及《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编刊传播
第一节 世系传承与家族特点
第二节 编刊活动与编刊特点
第三节 《唐宋八大家文抄》的编刊与传播
第十章 臧懋循的藏书与编刊活动及其《元曲选》的编刊传播
第一节 家世生平与个性交游
第二节 藏书与著述编刊活动
第三节 《元曲选》的编刊与传播
余论：晚明望族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附录
参考书目
后记
中国出版业在晚明达到了最繁盛的顶峰，而晚明出版业最繁荣的地区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当时江南涌现了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湖州等著名出版中心，每个中心都有一些家族在支撑着极其红火的出版业。
《臧懋循集》
而就世家望族参与著述、编刊活动情况来看，同处湖州一地的闵、凌、茅、臧四大望族堪称典范。这些望族在晚明都有大批士人参与编刊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闵齐伋、凌濛初、臧懋循、茅坤、茅维等。
他们的出版活动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仅就文学作品来看，就几乎囊括除长篇白话小说之外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精华，其中包括《诗经》《楚辞》《文选》《花间集》《玉台新咏》《古诗归》《唐诗归》《唐诗选》《李诗选》《杜诗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元曲选》等著名总集、选本，《曹子建集》《陶靖节集》《唐骆先生集》《孟浩然诗集》《王摩诘诗集》《韦应物集》《韩文》《柳文》《李长吉歌诗》《孟东野诗集》《欧阳文忠公文抄》《苏老泉文集》《东坡先生全集》等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别集，以及《世说新语》《虞初志》《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西厢记》《幽闺记》《琵琶记》《牡丹亭》《紫钗记》《邯郸梦》《南柯记》《明珠记》《绣襦记》《红梨记》等小说戏曲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且像《唐宋八大家文抄》《元曲选》《两拍》等光耀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望族的著述与编刊，就不可能诞生。
更为难得的是，该四大望族所刊之书，尤其是套色评本，不仅在当时非常畅销，而且至今影响深远。像凌刊《西厢记》，是公认的《西厢记》刻本典范，当代几部著名《西厢记》印本均以之为底本。
正是基于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编刊活动与传播的上述盛况，本课题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学界有四个层面的研究涉及本课题。
明闵氏刊本《西厢记》插图
一是世家望族研究。
不仅有史学界侧重于历史政治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六朝，其中明清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而且有文学界侧重于文学创作的研究，多集中在六朝与明清，其中明清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3年版）、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赵红娟《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二是晚明江南刻书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文献、出版印刷，主要论著有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叶树声《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近年来亦出现了书坊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如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
三是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曹萌《中国古代戏剧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四是闵、凌、茅、臧四大望族刻书研究，主要集中在凌、闵、茅套色本上，且集中在版本、印刷、插图方面，如蒋文仙《明代套色印本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王荣国等《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广陵书社2006年版）、董捷《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等[1]。
《明代闵凌刻套印本图录》
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整体情况，还没有作过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没有一部相关研究专著问世。
本课题重在对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意义主要有三。
一是对世家望族研究的意义。此前的望族研究多侧重于史学，即使是文学界的研究，也是重在文学创作及其成就，而本课题的研究则侧重在编刊活动与传播情况。
二是对晚明出版文化研究的意义。此前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印刷、版本，而本课题则力图从区域经济、区域文化、望族集团出版、文化传播等角度来研究，把望族的编刊活动作为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
三是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本课题重点研究的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的文学出版活动，几乎囊括了除长篇白话小说之外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精华，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编撰、刊刻、传播、接受等过程进行研究，可填补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一些空白。
就具体内容而言，本课题主要通过对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活动、编刊家个案、刊本传播等方面的考察，来揭示晚明世家望族编刊活动的特征及其意义。
明天启间凌刻朱墨套印本《西厢记》
其基本思路是：
首先利用目前学界历史、经济、出版、传播和家族研究的成果，以及方志、家谱、文集、笔记等古籍文献，对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的经济基础、科举仕宦、社会交游、著述与藏书传统等进行深入细致考察；
其次是利用现存四大望族所编撰、刊刻的古籍及其序跋、凡例、明清诗文笔记、目前文献学研究成果等，对四大望族的著述编撰活动、出版刊刻情况、编选家与出版家个案、著名文学选本与刊本流布情况等进行全面深入考察；
最后通过对四大望族以上情况的考察，总结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的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其研究难度有三：
一是四大望族著述编刊的书籍总量庞大，许多记载有出入，研究中如何尽可能看到现存刊本，以力求准确；
二是出版传播方面的资料收集很困难，特别是传播过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方面的资料；
三是如何通过对四大望族著述编刊活动的考察，来揭示晚明生员、退职官吏等阶层的文化创造力及其质量品位，并进一步评价四大望族著述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意义。
在研究中，笔者较注意吸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便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尽量做到优势互补，努力避免主观化与简单化。
臧懋循辑校《元曲选》
一是编刊活动与家族学研究相结合。四大望族的书籍编撰与出版活动是一种家族集团作战，而且由于同处湖州一地，相互之间既有联姻交游、出版互助，又有竞争仇妒。编刊活动与家族学的结合可以将家族、地域、文学、文化等贯通起来，在各学科的多边互镜中重现作品编刊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
二是出版学与传播学研究相结合。作品的刊刻出版离不开传播，这两者的结合，可以将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学等贯通起来，有利于深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文学出版和传播规律。
晚明出版业与中国古代出版史其他阶段相比，晚明江南出版活动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晚明湖州四大望族出版活动与当时全国其他望族相比，都更具典范性。
在家族集团作战、著名编刊家的涌现、出版者身份的士商合一、区域与家族经济文化的繁荣、编选评点水平与图像审美、版刻内容多样与形式精美、书籍的畅销度与后世传播等方面，晚明江南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典范性体现得尤为鲜明。
作为晚明江南社会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及其商业特征不仅展示了明末江南成熟文化产业的特质，而且揭示了晚明民间营利性出版业的真相，以及晚明生员阶层、退职官吏文化创造的巨大能量。
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对相关文体、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国各类文化经典的保存与传播，更是意义重大。
《凌濛初考论》
仅就文学史意义而言，凌濛初编撰《两拍》与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繁荣，臧懋循编撰、刊刻《元曲选》与元杂剧的保存传播及晚明戏剧的繁荣，茅坤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抄》以及茅一桂、茅著对是书的先后刊刻与唐宋八大家经典地位的确立及唐宋派的形成，闵齐伋以三色套印钟惺、谭元春编选、评点的《古诗归》《唐诗归》对竟陵派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等等，毫无疑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闵齐伋的例子来说，他“把钟、谭的评点分别以两种颜色印刷，从而极大地突出了编选、评点者的贡献，让读者觉得买的不仅是前代诗人的作品，还包括这两位作家对这些作品的独特见解”[2]，所以海外学界说，“正是因为钟、谭有这两部选集以及闵齐伋的这种独特的套色印制，使得竟陵派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公安派”[3]。
总之，晚明江南时空区域与闵、凌、茅、臧四大望族文学编刊活动的典范性，决定了本课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本课题原先的题目是“晚明江南望族的文学编刊与传播研究——以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现结项出版的成果名称为“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以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4]，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拍案惊奇：凌濛初传》
一是笔者通过材料的搜集后发现，四大望族文学以外的编刊活动资料也非常丰富，若仅限于文学编刊活动研究，难以较好地揭示四大望族编刊的特点与规律，所以现在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四大望族整个编刊活动研究，把经史子集四部全都纳入；
二是由于四大望族所刊书籍传播方面的文献材料很少，以及笔者自己学识所限，课题成果中有关传播方面的论述其实不多，所以索性去掉项目名称中的“传播”两字，使得题目与内容更相符；
三是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内容本身就已经很丰富，书稿几乎没有涉及四大望族之外的其他晚明江南望族，而这四大望族又同处湖州一地，所以正标题不冠“江南”，而副标题冠以“湖州”。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鉴于目前学界有关晚明政治、经济、出版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所以本课题成果中有关晚明背景不作过多引述，而重在深入挖掘四大望族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力求呈现些许“干货”给学界。
另外，在研究过程中，笔者编了20万字的《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本序跋凡例汇辑》，这些资料多为本人翻阅各大图书馆藏书所得，但因字数问题，不能一起出版。
本书稿没有请人做序，但2015年课题结项时有幸得到陆林先生审阅。承蒙其关爱，发我洋洋四千余字的审阅意见，以便我更好地修改与打磨书稿。从题目到措辞，到行文规范，到考证的细致性，到标点和文字，他都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且所指出的问题都注明了页码和行数。
陆林教授病中散步
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访学，感动之中，即利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认真做了修改。当然，在提意见之前，陆老师也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引之如下，以作结尾：
明清江南家族图书编刊活动研究，是一个涉及家族文化、文学传播、书籍出版的重要课题，是跨越文学、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出版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本书稿通过对晚明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编选、评点、序跋、刊刻活动的系统研究，从经济状况、科举仕宦、文化素养、婚姻关系、编刊特征等方面，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的特点、规律和文化意义，选题颇有学术价值。该成果有三大特点：
一是文化视野。作者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不是单一的视角，而是多维的，既扣住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征，又注意梳理各大望族生成、发展的独特历史，综合运用家族学、地域学、心理学、统计学，去探讨家族书籍编刊和传播的各自特点和相关规律。
同时，作者始终将阶段性的研究，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去把握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放眼现存所有古籍，去评价晚明湖州望族的“文化创造能量”。
二是文献功力。无论是家族生成、社会交游研究，还是编刊规律、版刻特点研究，其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文献学。前者，作者广泛利用家谱、乡镇志、文集、笔记等珍稀史料，在家族成员关系和师友宦游关系等方面，大大超出前人同题研究；后者，作者以实地调查、目验手翻为主，阅读、比勘了大批闵、凌、茅、臧编刊的现存古籍，纠正了前贤的许多误解，解决了一批疑难问题。
三是文学重心。作者研究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虽然系统介绍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重点还在评述有关古代文学书籍的编刊。如凌濛初《两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臧懋循《元曲选》等，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典籍，本书对其编撰、刊行和传播的研究，不仅在个案研究的深度上超越前人，同时也揭示了望族文化活动对保存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作用。
茅坤辑《唐宋八大家文钞》
还是在核查资料阶段，我就想到了这个后记。那天我离开上海图书馆，走在回青松城老干部招待所的路上。当时上海已有持续多个超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天，但两边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搭建了一个清凉通道，加上台风“潭美”快来了，一路上颇有些清风扑面的感觉。
就在不经意间，我抬头看见了两边众多的酒吧和咖啡店，诧异于以前来来来往往不知多少次，居然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有情调的所在。
于是在咖啡的浓香中，一种浪漫情怀弥漫开来，图书馆、招待所这样一个两点一线的阅书生活，忽然变得十分美好，连着梧桐树上知了的叫声也变得悦耳起来。我当时就想，以后一定要把这个感觉写入后记中。
自2010年立了《晚明望族的文学编刊活动与传播研究》这个国家课题，至2014年8月提交结项，每年寒暑假，我总有几一些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而上图因为距离近，馆藏丰，每个暑假必来一两周。
上海图书馆
它的古籍阅览室很小，工作人员监管严格，不戴手套、用相机与手机偷拍，都会被发现。虽然可以请求扫描，但善本每拍一百元的资料费，很是吓人。因此，我也就非常安心地阅览和手抄。
每天赶在八点半开馆时入馆，坚持到下午五点闭馆才出来，除去午饭的十几分钟，整整阅览和抄录八个小时。晚上吃好饭，在简陋的招待所整理白天抄录的资料，亦有好几个小时。十几天下来，精神耗尽，体力不支，就只好打道回府。
虽然这种生活很累，两周就是一个极限，但因有规律，很纯粹，所以精神上并不觉得苦，甚至还是一种享受。
享受可以随时取阅身后那些大型的工具书，《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丛书集成初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等，一应俱全；享受可以随时借阅所需古籍善本，除了午饭时间。
《西游补》，赵红娟、朱睿达校注，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
经过不断地更新借阅，电子书稿中用红色打的问号，变得越来越少，而笔记本中准备看的书籍，看后打叉，叉叉变得越来越来多，心欢乐地简直要飞起来。
当然，也有碰上雨天因湿度大而不能借阅善本的黯淡日子。甚至一到阴天，我就想到白居易“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诗句，觉得自己是“心忧天雨书难阅”，宁可天天毒日头。
除了阅书方便，也较享受上图其他高品质服务：工作人员绝大部分热情耐心，有问必答，会帮助查阅一些目录；复印也十分方便，而且质量好，有正式报销发票；特别是扫描，极其清晰，若作书影，没有任何问题；还有洗手间，干净温馨，且配有消毒皂，可以不惧古籍残本弄黑我手。
图书馆餐厅的菜虽然总是老三样，但我也能从番茄炒蛋中品出自己喜欢的甜味，加上一大个白馒头或花卷，午餐就可以雅致地应付过去了。
在上图阅书，青松城的招待所也住得舒服，不到两百元一晚这样的价廉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因为不面对大街，没有喧扰。特别是离上图步行仅十几分钟，吃了早饭去图书馆，正好散步消食，并能准时在图书馆开馆时到达。
虽然早饭永远是一碗稀饭、一个鸡蛋、一点雪里蕻、几丝榨菜，还有大小有变的馒头，从一开始一个，到后来半个，再后来四分之一个，但对我来说也够吃饱，也就从没抱怨。
晚上回到招待所大致是五点半，因暑热而不想再下楼，就顺便将晚餐打包到房间，洗澡后舒舒服服地吃。两荤两素十块钱，切切实实地享受了老干部的饮食待遇。
辽宁省图书馆
去辽宁省图书馆阅书是个冬天。想象中东北的冬天，室内是暖洋洋的，得脱了大衣外套才行。出乎意料的是，辽图古籍阅览室内，暖气如游丝，我不得不穿着臃肿的羽绒衣，边阅读边打字。
原来供暖也要靠单位实力！然而我还是很享受，因为陶湘的套印本尽被其囊括，那精致的金镶玉装，还有看上去簇新的函套，都让我眼睛闪耀出幸福的光芒。记得喜之不尽的我，还发了短信给爱书的朋友，来分享这种快乐。
有个瘦瘦的工作人员，面貌酷似我东北来的一个同事，直让我怀疑是他弟弟，后来才知道他们并非同姓。他态度特别好，我离开时特意让他写了名字在我的笔记本上，想到以后万一出书，亦有他一份功劳，可寄赠一本。
至今耳边仍能回响起，那里的工作人员推着笨拙的铁轮车上下书库、出入电梯时，远远就传来的十分刺耳但又十分令人期盼的轮动声。也终身难忘，自己在所住宾馆至图书馆的那段路上，因为结冰而频频滑倒。后来通过观察和实践，我才总结出经验：走冰路不能小心翼翼，只有放松大胆地走，才能利用其惯性顺利前行。
2017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辽宁图书馆所藏的这些闵、凌刻本，共130册，淘宝最低售价89660元。偶见有散本销售，我陆续买了一些。每当在家翻阅这些陶湘旧藏本之影印本，想起那时冒雪踩冰、听轮动而喜的情景，真恍如隔世。
中国国家图书馆
有次在国家图书馆，一开始感觉自己真是悲剧，因为千里迢迢而来却赶上它和浙图一样搞整理装修，善本书室不开放。继而得知，北海分馆有部分善本胶卷可阅，随转悲为喜。
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在国图工作的朋友告知，这些胶卷可以还原，费用一张仅一元。想起此前，国图善本复制的门槛也很高，仅资料费就得六十元一张，还要加上复印费，于是只好如放电影般在阅览室里摇胶卷。
有时因心急手笨而摇速过快，突然间摇到了尽头，胶卷一头就掉了出来，于是只好耐着性子重装。如此多次，费时不说，关键是影响心情。整个阅读过程如同噩梦一般，转动的胶卷直晃得我眼晕心慌，有次甚至因气闷而差点晕倒。因为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那些年我常对人哀叹手摇胶卷的落后。
有朋友笑说，它是固定资产，若不用就报废了，那资产总值岂不大大减少？然而我现在常常“点赞”国图如今搞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库中古籍可以在线阅览并下载打印。每当面对这些曾在国图手抄过的古籍的下载打印本，想起当初手摇胶卷而抄录的情景，也是恍如隔世。
与当初哀叹国图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常惊叹杭州市图书馆硬件设施之先进、环境之美好。气派古典的木桌椅，安静温馨的沙发区，你可以端坐看书，亦可放松休息。不仅有咖啡店、茶吧的优雅浪漫，而且可以无线上网，随时查阅网络资源。自助餐厅也高端大气，饮食丰富多样。
杭州图书馆
然而遗憾的是，一般读者无法阅读其古籍善本，即使你认识古籍部的某个工作人员也不行。因为要看善本，须经馆长批准，而图书馆并没有提供读者一套申请馆长批准的程序，理由是保护善本。
我费了很大气力，通过同为馆长的友人的沟通，才终于借到所需善本。看来号称“乞丐也能进”的平民化杭图，在古籍借阅上还是不能一视同仁。
2012年底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终于内部装修完毕，但阅览的地方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以前那个态度不甚友好的工作人员仍在。那次他取来的书与书目上有异，我就想让他再去看看，是否拿错了。结果他就在那里嘟囔，说没有就是没有，还让其他人别理我。幸好图书馆的其他人员态度很不错，向我宛转解释，才使气氛不至那么尴尬。
然而，这次数天的阅书倒是很开心。一来那件尴尬之事毕竟已过去很久，图书馆工作人员服务周到。二是以往在上图等地阅书，总觉得出门一趟不容易，所以午饭匆匆，而且饭后立马投入工作，精神高度集中与紧张，而浙图毕竟在家门口，随时可来，心情要放松很多。三是浙图食堂虽简陋，但读者可拥有与图书馆员工一样的饭菜待遇，而且有我从小爱吃的梅干菜烧肉。
浙江图书馆
最重要的是，虽冬日严寒，但阳光极其灿烂，而浙图古籍室中午有一个半小时不开放，就算我午饭解决得再快，也不能继续工作，于是我就利用这段阳光灿烂的时间，在图书馆附近的黄龙景区，或长椅上闭目养神，思飞天外；或散步登山，消食锻炼；或观赏美景，寻访古迹。
有次，我先登上初阳台，再转到牛皋墓，下山正好是午后开馆，且那日借书阅书十分高效，一个下午抄录了数个善本之序跋。那些天，我好像远离了尘俗，精神的纯粹、惬意与充实难以言说，遂作《古籍》诗一首：
逃离白手套的麻木
指尖偷偷触摸你的身体
滑过桃花溪涧
渡过夜月古桥
红色的印章吻入你黄色的肌肤
白云为虹
夜灯结晕
朱鸟窗前
是谁神魂驰荡
墨香芬芳的跋识
偶然留下
酿雪未成暖竟满室的心情
《浔溪诗征》
当年从家中出发去浙图，公交车半小时可到。然而，要说阅书最方便，还属浙大图书馆。它就在我浙外老校区斜对面，不仅有不少我想看的书，而且可以随时回自己学校来处理一些事情。古色古香的桌椅，环境足以留人，借阅书籍也只需要我在自己单位开个证明。
靠近文三路的浙大餐厅可供我这样的校外人员就餐，新出炉的寿司、兰州牛肉拉面，都给人很不错的印象。只是有一年冬天，古籍室中央空调的声音很大，风力也过猛，且忽冷忽热，把我搞成了重感冒。
2014年8月，本课题提交结项后，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学。
哈佛大学图书馆众多，其燕京图书馆不仅中文出版物很全，连我的两本书亦赫然在书架上，而且珍本古籍全部上线，可随意阅览下载。除纸质中文古籍，燕京图书馆还藏有大量中文古籍缩微胶卷，其中不少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珍藏的古籍。也就是说，坐拥一馆，可阅览多馆藏书，省却许多旅途奔波之苦。
哈佛大学图书馆
哈佛大学图书馆不仅资料丰富，极显“土豪”之气，更重要的是查阅和获取十分方便。学校各图书馆都配备有扫描仪与复印机，可随意复印扫描，而不必借出图书馆，再找复印之处。如果是复印或打印，只需在ID卡上充点钱；如果是扫描，则完全免费。
阅览古籍善本，是在一个玻璃房里，可自由拍摄。这与连做成电子文本的古籍也不允许拍照的上图相比，真乃天壤之别！在上图，碰到序跋中那些不认识的行草书，我只能拿餐巾纸偷偷摹写，再拿回来慢慢琢磨或请人辨认。
利用哈佛大学图书阅览的这些便利，并结合陆林老师的审阅意见，我把结项书稿好好修改了一遍，能找到的引文资料也都核了一遍。
不同的图书馆，有不同的感觉和回忆，伴随着这些感觉和回忆的是一个个疑惑的解开。如学界认为湖州望族所刊五色本只有《刘子文心雕龙》一种，而不知凌启康所刊《苏长公合作》不仅有三色本，亦有五色本。
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藏有三色本《苏长公合作》，其网站所刊《馆藏苏轼〈苏长公合作〉版本述略》一文即对五色本提出质疑：“就已见的著录及版本皆无'五色套印’，所谓'五色套印’的说法还需印证。”
东海大学图书馆
《苏长公合作》到底有没有五色本？在上图，我兴奋地发现，编号为834181-92的12册本《苏长公合作》是朱墨黛三色本，而编号为95394-413的20册本《苏长公合作》则是朱墨黛黄绿五色本。
那天真是有点鬼使神差，感觉冥冥之中这个五色本要与我相遇。打开它，浏览序跋后，我一下就翻到了《择胜亭铭》一篇，而这篇即有五色：正文墨色，眉批茅坤与李贽批语为朱色，解释考订性批注为浅绿色，圈点有朱、黛两色，尾批则黛与黄两色，其中黄色虽然有点泛白，但“东坡怀旧别子由诗云”“年谱元祐七年先生在颍州”“外纪杭州有西湖颍上亦有西湖”“按铭中有云”四段明显为黄色。
又如《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11期刊刘冰《明代吴兴闵氏刻本〈明珠记〉》一文，介绍辽图所藏《明珠记》为闵氏刻本，有王文衡绘图，曾为陶湘收藏。
我在辽图网站亦检索到索书号为20143的《明珠记》，注明是明陆采撰、王文衡绘闵刻朱墨套印本。然而，我在辽图亲自查验该书时，却发现全书四册并无任何闵刻标记，亦无王文衡绘图标记。
《明遗民董说研究》
也许因为辽图这批书是陶湘旧藏，而陶湘《闵吴兴闵板书目》又著录有闵刻王文衡绘图《西厢记》，故刘文和古籍条目标注者就据此认定辽图所藏为闵刻本王文衡绘图《明珠记》。
这让我深深觉得，写作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论文，要保证论述的准确，必须亲自查验原书。特别是类似《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明代版刻综录》等涵盖面广的大型工具书，主要起到一个查阅线索的作用，如果没有目验所论述的书籍，拿来就用，容易出错。
尤其是像晚明这种商业出版繁荣的时代，畅销书会有众多版本，而这些版本都可能有原刊本的序跋，我们千万不能根据这些序跋来确定刊刻时间。只有把所有的馆藏本都目验，或尽可能绝大部分目验并比较后，才能对各个版本的情况有所判定。
因为湖州四大望族所刊书籍众多，而且绝大部分书籍有多个馆藏地，故本人亦未能做到一一目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书稿迟迟未敢出版。
时至今日，想到错误总是难免，丑媳妇也总要见公婆，再加上也有这么些跑图书馆的经历作为底气支撑，而且资料方面还可再核一下现已出版的《辽宁省图书馆所藏陶湘旧藏闵凌套色刻本集成》，心情一下子轻松很多，感觉还是可以画个句号。感谢国内外有关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它们或他们提供的良好的阅读条件和服务，就不可能有本书稿的资料基础。
感谢《文献》《浙江社会科学》《中国文学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出版业》等刊物陆续发表或转载本课题研究相关论文，使我有勇气一直坚持撰写和修改本课题书稿。
感谢中国美术学院钱伟强博士，不厌其烦，帮我识读序跋中的一些行草书文字。他古文功底深厚，一些句读问题，我也不时打扰他。
《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
特别感谢陆林老师，他四千余字的审读意见让我充满感动和钦佩。当我面对众多文献资料，感觉枯燥无味时，他在邮件中鼓励我：“资料梳理、归纳和辨析，也同样重要，而且是许多人所做不到的。你在这方面做得很好，要坚持下去。期待看到你的大著尽快出版。”心痛的是，他在2016年3月因病去世，未能看到本书出版。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怀念！
最后也要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承担了家务，使我有较多时间从事课题研究。特别是立项后至结题前的那几年寒暑假，我几乎不干家务，打理好自己就坐下来慢慢磨课题。
这样日积月累，才有了这个课题近四十万字的书稿。当然所划的这个句号还很小，有些书籍还有待查阅或再次查阅，有些问题还有待考证或重新思考，有些材料也有待更好地利用，敬请学界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赵红娟
乙亥夏于小和山
注释：
[1] 蒋文仙是从文献角度研究明代套印本，董捷主要是研究湖州套色印本的插图，而本课题考察的对象是闵、凌、茅、臧四大家族编刊的全部书籍，包括众多墨刻本。董文后来出版，即《版画及其创造者——明末湖州刻书及其版画创作》，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
[2] 参见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0-112页。
[3] 同上。
[4] 关于本书题目，非常感谢已故南京师范大学陆林教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