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一书为陈寅恪晚年最后一部大部头著作。
写作时间是1953年到1963年，在这前后，各种运动频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右和后面的十年浩劫，陈寅恪是受冲击比较大的学者之一，他甚至决定不再授课，并且在这期间通过汪篯笔录，陈述了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观点不但在当时令人震惊，即便放到今天也一样震撼。当时的形势是，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旧学眼看着就要彻底废弃。虽然这不能全归因于当时的一二十年。
实际上，从晚清各种革命到新文化运动，旧学就越来越“不受待见”，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一直被否定，完全断绝似乎还是不可能，且民国学者确实在学术上探索着一条融合中西的新路。只是在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前夕，形势没有这么乐观。而对传统学术有着深刻理解的陈寅恪想到的更远。他面临的问题不是留在大陆还是前往香港或台湾，也不是哪家哪姓的天下某某个人的得失。他的关注是如何让自己深信不疑的传统学术续命并流传。
这是《柳如是别传》的大背景，也是陈寅恪的寄意所在。旧文化怎么保存，并能在未来复活复兴？以陈寅恪最后留下来的著作看，最关键的就是十个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成了其学术精华的提练？这要从1927年的王国维（静安）之死说起。
相对南冠泣数行
1927年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王国维十分平静地投于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他在遗书中交待，“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
此遗书写得冷漠又饱含情愫，只有绝望到极点才会如此简单明了交待后事。遗书中所提到的“陈、吴”，陈就是陈寅恪，吴是指吴宓（雨僧）。可见王国维对陈、吴的信任，以及与他们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可能是当时清华国学院最有精神共鸣的三人。此前，王国维和陈寅恪之所以答应到清华国学院授课讲学，正是吴宓的功劳和推动。
当初西装革履的吴宓去请著名遗老王国维，王国维内心迟疑，他觉得如此西化的年轻人与自己道不相同，并不打算就聘。但没想到吴宓一见到王国维就行大礼，毕恭毕敬，以后进姿态敦请前辈，这让王国维觉得清华国学院与众不同，是自己可以考虑的去处。
而陈寅恪的就聘更是吴宓一力促成。
有一个著名的传闻，陈寅恪到清华国学院教授是梁启超的举荐，梁任公向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说，陈虽无硕士、博士学位，但自己等身的著作不如陈的几百字有价值，曹云祥见梁任公这样推荐于是决定聘请陈寅恪。实际上，这个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反倒是《吴宓日记》中对如何请陈寅恪入清华有详细记录。
陈寅恪当时在欧洲留学，并未坚定去清华讲学的决心。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没到清华，就提出预支一年工资回家处理私人事务，而清华竟然同意了。吴宓深知陈寅恪的价值，在其中斡旋甚多，最终促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院成为四大导师之一。吴宓后来办《学衡》杂志，也一再表明其旧学信仰的立场，这正是王国维、陈寅恪的一贯态度。
王国维与陈寅恪虽然年岁相差十三岁（王国维1877年生人，陈寅恪1890年生人），一个70后一个90后，但却是相知甚深的知己。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提到：“回首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说的是冬天晚上王陈二人在一起深聊前朝旧事，以至于双双泪下。这种谈话不太可能仅是回忆已经灭亡的清朝旧事，更可能是在感慨旧学的命途多舛。
可以看到王陈二人相知之深。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屡屡回忆两人交谊，在现存文字或他人记录中还有不少。《柳如是别传》里也多次提到王国维。其中还提到了一件可能只在《柳如是别传》中有记录的轶事。
当年，王陈二人一起到海王村（北京琉璃厂，今天还能看到海王村旧址）淘书，王国维指着地上一本书说这种书没必要写，陈寅恪当时没细问为什么。几十年后，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时再次涉及到此书，于是想起了这段轶事。其对王国维时常怀念于此可见。
王陈关系之密，学术之近，相知之深，远胜过一般的友朋知己。王国维死后托陈寅恪处理自己的书籍文字，也并不是偶然，而陈寅恪在王自沉后频频提及，久远不忘，甚至是一二小之又小的趣事也记得十分清楚，正是两人情谊深厚的表现。因此王国维之死对于陈寅恪的震动和影响有多大，就可以想象了。
吾侪所学关天意
王国维之死改变了陈寅恪对于旧学生命力的根本看法。王国维自沉次月（一九二七年六月，具体日期待查，时间可能还要靠前），陈寅恪作成《挽王静安先生》诗。诗云：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在当时的陈寅恪看来，王国维之死是“文化神州丧一身”，文化随着人死而同死 。承载着文化的人和他们的学问关系天命，而未必能为并世之人所理解。此诗还将王国维比作屈原，而屈原者，“世人皆醉我独醒”之人也。
这首诗显然被王国维死后纷纭的议论影响了，甚至能读出一些情绪化的感觉，但还是能看到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沉痛之情。这大概是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在情绪上最直接反应的记录。
也许因为此诗没有将陈寅恪对静安公自沉的意义表达清楚，他很快又撰写了更为知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在序言中重申了王国维之死是文化的死，而并非世俗议论所说那样狭隘。这首挽词被俞大维称为那个时代最好的长篇诗之一。而这首挽词更是被吴宓看作旧学信仰者的宣言，他不仅详细笺注，说明其中细节，更在自己晚年被迫害折磨的时日里时常吟诵至泪流满面。
陈寅恪是极为坚毅的人，对王国维之死十分痛惜也是事实，但“所关天意”的他这一辈人不会轻易放弃罢休。虽然没有明显资料证明，但可以肯定，在王国维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寅恪一定在不断反思旧学如何继续生存和传承。
1929年，清华国学院学生准备为王国维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已经去世两年的恩师，碑铭请陈寅恪撰写。这就是后来传诵一时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此碑现在仍立在清华大学，位于二校门内教学楼旁边，离工字厅不远，环境清幽，松柏相间，偶尔还能看到下来觅食的小松鼠。在十年浩劫中，此碑被砸，幸运的是这块碑之后作为实验室的桌台躲过被毁，完整保存。
清华大学王静安纪念碑。
而陈寅恪撰写的碑铭则意义更加重大，其中改变了“文化神州丧一身”的说法。碑铭中传播最广的句子是：”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陈寅恪将王国维的学术和他的使命概括成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精神将会永存，不会因为世间变故而消失、磨灭。寄托在此精神上的学术，同样因此精神而能继续甚至光大。
这不仅是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最后定论，也是他自己此后终其生命坚持不变的信念。
在王国维自沉之前，陈寅恪的研究是极为偏深的小众领域，比如佛经翻译，梵文、藏文、巴利文、突厥语、蒙古语、满语，一些死掉的语言都成为陈寅恪研究的对象。王国维死后，他的学术研究也改变了方向，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都是其关注对象。比起佛经翻译，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研究更加现实。
但他实在命途多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国积累了十年的国家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而众多学者本该顺利的研究也被战争改变和中断。陈寅恪不仅研究受到影响，双目还彻底失明。
在艰苦的八年里，陈寅恪整理了自己此前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三部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三书的地位是什么？《剑桥中国史》隋唐部分特意将陈寅恪的前两稿写入书中，并表彰了其在隋唐史研究的功绩。这可能是中国学者中唯一的案例。当然，被剑桥史表彰只是一个表面证据。而在这八年流离失所中，最让我痛惜的是，陈寅恪众多藏书的丢失和被毁。
这不是普通的藏书，而是写满了他平日研究笔记的基础资料，他著名的隋唐史三稿就是在读书笔记基础上写成。据说，在遗失的众多书籍里，包含着《世说新语》笺注、《五代史》笺注，关于欧阳修的研究，还有众多研究宋史的资料。以陈寅恪著作的特点，往往见别人所不能见、启以往所不曾想，这些遗失的半成品研究肯定是精彩绝伦的著作。太可惜了！
东风无处不花开
坎坷继续。1949年，陈寅恪举家南下，最后落脚广州。四年之后的1953年，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高校院系大调整，陈寅恪开始着手撰写《柳如是别传》。也是在这一年，陈寅恪口述汪篯笔录《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说：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其中除了提出两条“骇人听闻”的要求，所提到的“碑文”正是《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而之所以提出这两条也正是基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1953年12月1日的事，其时《柳如是别传》已经开始撰写。从中可以看到此书与《纪念碑铭》的关系。从精神角度而言，《柳如是别传》与《纪念碑铭》是一脉相承的。
撰写《柳如是别传》的陈寅恪和黄萱工作照。
1929年之后，陈寅恪不仅改变了“文化神州丧一身”的看法，直至后来离世，所信奉的都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在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同样表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书的撰写时间与《柳如是别传》相距甚近。至于《柳如是别传》在“第一章 缘起”部分，也详细介绍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为什么要写柳如是，并再次提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有不少人感慨，以陈寅恪的学术功力和不世之材，却花了十年时间，耗尽生命，写了一个湮没于史籍旧事的明末名妓，实在大材小用。更有一些人，针对书中的考证、论述瑕疵斤斤计较，指摘其中谬误不已。
但如果真的读读陈寅恪的著作，了解一点陈寅恪的经历，上述几种言论便都不值一辩。
晚年陈寅恪已经对他活着的时代不抱希望，他将不死的学术重新复兴和再次光大的事业留给了后来人。这深远的寄意是在极大的悲凉和不可知中留存下来的。《柳如是别传》最后的偈语写的非常好：
是的，这是一部“乃天所假，留赠来者”的大作。其中著述的十年乃至他个人一生的志业，全在这六十四字偈语之中。
1966年4月，现在能看到的陈寅恪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云：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
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自注：先茔在杭州牌坊山，即古西陵唤渡处也。）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
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陶渊明《和刘柴桑》诗有句云，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大概是说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凤城，指都城、京城，一百六即寒食。史书尽烧成灰，不必再上冢，高楼魂断，这一切都在表示现世里在劫难逃。杭州牌坊山，也就是西陵古渡，是陈寅恪父亲散原先生安葬之地，看起来陈寅恪已经准备好梦回古渡，与散原先生重聚了。
而回想凤城又是回想什么呢？当年在清华园平静治学的可贵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十年？与王静安、吴雨僧、梁任公、赵元任开课授徒的往昔人事？还是鼎革之后新北京的新气象呢？东风无处不花开，是不是他在垂死之年对未来的期许？
《柳如是别传》的完成似乎让陈寅恪可以安心魂归道山，虽然他面临的是早已绝望的惨淡现世。这首诗之后的1个月，1966年5月，十年浩劫开始，陈寅恪不能免身，备受身心的双重摧残，于1969年10月7日辞世。在这三年里，没有留下他太多文字，也许是当时环境酷烈，也许是陈寅恪有意为之，也许他留下了而被当时的牛鬼蛇神们毁灭了。
但我总觉得，1966年的《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他最后的这首诗，就是留给世间话。在悲凉绝望之中，还有一丝希望。而希望的载体就是“留赠来者”的《柳如是别传》。就像弘一大师圆寂时的绝笔，悲欣交集。不知陈寅恪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想到《柳如是别传》时，是不是也悲欣交集？
故国人民有所思
陈寅恪最后将书稿托付给了他当年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秉南），并对书稿流传做了详密安排。但陈寅恪也没想到，这些书稿在蒋天枢手中还是遭到了被抄没遗失的厄运。
1964年5月蒋天枢（左一）至广州，陈寅恪（左二）托付书稿，此为当时合影。
现在看到的《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小女儿陈美延费尽周折找到的抄本，由陈寅恪当年的助手黄萱抄录，至于陈寅恪自存的定稿和托付给蒋天枢的定稿，恐怕都已难再见天日。
幸运的是，虽然不是定稿，但《柳如是别传》还是流传了下来。而其顺利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陈寅恪文集”五种，其中包括《柳如是别传》——正是蒋天枢积极奔走促成，这也算给老师的托付还了一个珍贵的交待。此后在陈家姐妹（陈流球、陈小彭、陈美延）的不懈努力下，让我们看到了目前为止陈寅恪著作最好的整理和出版，即三联版“陈寅恪集”十三种，《柳如是别传》也在其中。
陈寅恪之所以不朽，并非其某个观点某个考证完美无瑕，也不是其著作多么博深精微，而是他用尽生命在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残酷的命运现实中，沿着王静安和历代贤哲所深信不疑的路践行自己人生与学术。
蒋天枢曾说，陈寅恪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顾亭林、黄梨洲一样。而亭林、梨洲，所面临的同样是旧文化要断绝，人心学术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节点，但他们同样是此后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开山祖师。
我以为蒋秉南对陈先生的这个评价是最好、最恰当的。三百年前没有断绝的学术，或许因为陈先生，同样也不会在三百年后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