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荐读 | Audrey YUE&Sun JUNG—南韩和澳洲之间的都市屏幕及跨文化消费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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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社会学刊》

第21期（2012）：51—78

南韩和澳洲之间的

都市屏幕及跨文化消费

作者

Audrey YUE & Sun JUNG

荐文原由

推荐此文，旨在与留公子此前推送的剑桥大学“电影与屏幕研究硕士”的申请指南提供理论素材。

《传播与社会学刊》的2012年21期是一个专刊（special issue），专刊主题是“城市屏幕文化”，而本文则是该专刊的开篇论文。留公子将会陆续整理发布该期专刊的更多文章。

关于剑桥MPhil in Film and Screen Studies专业深析，请参考留公子文章：

英国G5传媒 ‖ 剑桥大学之完结篇--电影学硕士（授课型及研究型）

专栏系列文章：

1. 对谈裴开瑞(Chris Berry)：城市屏幕文化研究进路

2. 文化研究新领域：城市屏幕文化

3. 本地与同代：上海的城市屏幕文化

作者介绍

Audrey Yue教授

Audrey Yue，时任墨尔本大学屏幕与文化研究课程高级讲师，研究兴趣：跨国大屏幕、多元文化美术管治。现任墨尔本大学文化交流学院艺术教授。

电邮：aisy@unimelb.edu.au

Audrey Yue在墨尔本大学官网简历

https://findanexpert.unimelb.edu.au/profile/3532-audrey-yue

Sun Jung博士

SUN JUNG博士，曾在自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研究员。在她的学术生涯之前，她曾在洛杉矶和汉城的媒体制作公司和文化杂志担任作家。在此期间，她还与韩国电影制片人合作进行了剧本开发。自2012年首次访问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公墓之一武吉布朗（Bukit Brown）以来，她一直对被埋葬在那里的人们的故事着迷。在抛弃学术生涯之后，她致力于写这本受某些故事启发的小说。先前出版的作品是她的随笔集《信，我送给你》（1991）和她的学术著作《韩国男子气概和跨文化消费》（2011年）。

研究兴趣：南韩流行文化与青少年网络文化、社交媒体与文化传播等。

本文摘要

本文探讨都市屏幕作为媒介融合和跨文化消费平台的角色。就两个分别在墨尔本（澳洲）和松岛（南韩仁川）的案例，本文描述这些大屏幕如何显现出文化规划和城市更新带出的科技创新。此外，根据观众接收及文化参与的研究，本文从一个批判性的角度去考究这些日渐普遍的大屏幕如何促进文化公民身份及跨文化消费。本文认为都市大屏幕是媒体景观(mediascapes)、社会归属感和跨文化身份的新接触区域。

在2009 年8 月7 日，两个分别位于松岛（南韩仁川）和墨尔本（澳洲）的都市大屏幕同时连接，并透过数码艺术和公共手机短讯进行实时交流。透过都市大屏幕，位于墨尔本联邦广场

(Federation Square) 及松岛明日城市

(Tomorrow City) 这两个大型广场的观众能同时互动。这项获得澳州研究理事会及首尔Nabi 艺术中心资助及共同举办的活动，实践了文化公民身份的「进行」，尽显跨国公共领域(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 的潜能。

「进行」文化公民身份突出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社会实践。本文希望展示出文化公民身份如何在实证研究和本地环境下操作化，以及公民如何在日常生活环境中透过文化参与实践文化公民身份。通过消费艺术及其相关活动，文化参与是诘问获取及呈现政治的指标，也是文化公民身份的支撑。

本文利用一个现场遥距的媒体事件，以批判角度去研究都市大屏幕这个新媒体如何发挥社会跨文化消费的功能。与大部分专注于户外广告的都市大屏幕不同，本文的焦点放在显示公共艺术及座落于大型广场、供大众使用的大屏幕。本文提到的都市大屏幕，都是「公共」媒体，也同时具有本地化和跨文化的特质；跟个人化的流动媒体或明显被动接收的出口文化产业如电影和电视，有所不同。

本文首先以都市再生、文化政策和媒体融合的框架去讨论澳洲及南韩城市大屏幕的发展。都市大屏幕将电影画面的现象学去中心化，提供互动体验，并可能加强本地文化公民身份及跨文化消费。通过现场遥距的媒体事件，我们进一步考虑南韩和澳洲的观众如何透过数码艺术和接收公共短讯服务，创造跨国公共领域及产生本地文化公民身份。尤其是，本文讨论南韩的互动参与如何加强跨文化媒体消费生活方式的建构。本文认为都市大屏幕是媒体景观、社会归属感和跨文化身份的新接触区域。

墨尔本的联邦广场

韩国的明日城市广场

都市大屏幕：媒体融合与文化振兴

都市大屏幕是很多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拉斯维加斯、柏林、圣保罗和北京。被定义为「部署在城市公共空间环境…… 数十平方呎的显示器」(MacColl & Richardson, 2008, p.100)，大屏幕同时是公共设施和电影屏幕。因此，它们牵涉多个群组，由设计师、数码艺术监制、规划师、建筑师、地区和人的文化历史。它们通常都会在城市更新和经济发展较大的项目出现。正如Auerbach (2006) 指出，当那些控制展览空间、技术、内容和潜在收入来源的人的目的趋于一致，都市大屏幕就有可能出现。

都市大屏幕的大小、解像度、使用和位置都有所不同。在公共屏幕的科技创新下，他们利用液晶显示器(LCD)、等离子显示器(PDP)、数码光处理(DLP)、发光二极管(LED) 和Spectacolour 高清晰度的科技发展。从投影板、数据终端至智能大厦，它们有各种用途；最常见的是娱乐，表表者如位于拉斯维加斯Fremont 街、世界上最大的天幕显示屏幕和光线表演。对于那些希望建立型格品牌的企业，使用这种户外显示屏广告越来越普遍。Prada、Nike 和苹果公司都通过这些平台推出了广为人知的广告活动。在财经金融界，它们亦在商业中心区无处不在，例如建设在曼克顿的纳斯达克大厦便有股票代码缠绕住的圆柱。商业建筑物外围亦发挥了艺术与娱乐的功能。在鹿特丹和首尔，各个国家电讯公司的总部─在Kop van Zuid 码头区的KPN 大厦及仁寺洞艺术区附近的SK 电讯大厦─ 都有可以从很远距离也看到的媒体墙和巨大屏幕。在芝加哥千禧公园和在墨尔本联邦广场，文娱及康乐空间建在大屏幕的周围，进一步让公众参与。

从电视直播到市场推广和数码艺术，都市大屏幕已经成为一种当代城市生活的普遍视觉文化(Lester, 2006)。在体育场馆、加油站、商场、超市、学校、健身房、自动扶梯、电梯和洗手间，无论是小型流动屏幕或大型的公共纪念碑，这些屏幕都是为了接触越来越流动的人口─总是移动的人。这种改变了的生活方式吸引广告商的注意，纷纷有意进军这市场。2008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导，其户外业务的收入增长8% 至11 亿美元。同期传统电视广告开支下降了1.7% (Steinberg, 2008)。在后社会主义、消费者驱动的中国，这些屏幕在商业文化的使用最近大幅上升。中国领先的跨平台数码媒体公司分众传媒，营运最大的户外广告网络，全国90 个城市共安装了19 万个屏幕(Balfour,2008)。在8,000 个屏幕一天播60 次15 秒广告的售价是41,000 美元。它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为全国第二大媒体广告公司，仅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之后。在2008 年，其净盈利飙升至790 万美元(Focus Media, 2008)，比2007 年财政年度销售额增加了179%。他们的客户包括Armani 化妆品、摩托罗拉和联想。而这些屏幕不仅接触到有购买潜力的城市精英，他们也具备潜力跳过国家的规例。这些媒体不需要许可证重新编辑广播电视内容，以廉价、迅速和非正式的方法，让单车队以交换记忆卡的方式更新内容。中国对公共屏幕的接受跟澳洲和南韩不相伯仲。

都市屏幕是媒介融合的新场域。Slaatta (2006) 使用「媒体基础设施」描述媒体和基础设施的结合。他提出，建筑物现在是信息性和过渡性的物品，有不断变化的装饰和媒体能力。Manovich (2006) 描述建筑物与信息互动关系为空间的扩充。在这扩充空间，数据覆盖到物理空间。在这电子景观，媒体的流动性被全面利用。无论是专为大屏幕设计的数码媒体艺术、在流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放映的电影及声音的广播、电视直播，重新剪辑的电视片段，或邀请私人短讯和图像显示在公众互动屏幕，这类型的流动媒体融合改变了城市形态、社会关系和传播。

Buhlmann (2006) 讨论了大型媒体外皮如何将建筑虚拟化，并辩称它们不是过剩的设备，而是构成新社会习惯的新基础设施。在建筑外墙的媒体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分割了内及外，营造一个传播可以发生的媒体空间。这个表演性的媒体构成新的社会关系。这种类型的体现可以被描述成「文化主体」(cultural semiotics) 的一种，用来指出一个结合「文化特异性、背景、合作真实，与个人主体技术参与」(MacColl & Richardson, 2008: 100) 的体现。文化主体提供更动态的框架去重新思考科技、身体、社区及地点的社会及文化界限。

扩充空间改变人对建筑的经验，将观众放在物体的内部，而不像传统电影院般制造一个观众会看的物体(Manovich, 2006)。为了解都市屏幕的潜质，Auerbach (2006) 建议确认屏幕和呈现关系的辩证：那就是他们双重和矛盾的功能，他们有能力去显示、隐藏及传播。他利用录像说明都市人适应的过程。在已有屏幕的城市再生项目，录像装置和监控技术总是放在一起。城市人已训练到适应被观察，同时也在屏幕上看自己。屏幕不仅隐藏其全景透视的潜力，它也显示自恋的潜力。它成为了让用户改革关系的观众，如透过分享影像作一方对多方的传播，以及透过其互动能力，公开私人照片和短讯。通过这些用途，国家文化机构能重新界定自己对观众、市场和公众的角色。

都市屏幕对大型媒体公司的大厦建设项目有吸引力。墨尔本的屏幕开放予不同文化机构，例如多元文化广播公司、国家美术馆和国家电影剧院。同样地，在鹿特丹和首尔的屏幕也受委托用作电讯公司总部的重要元素。在这些地方，新的电子景观调节了社会上和空间上的资本和劳工(Slaata, 2006)。由于媒体不再局限于国家范围内的空间，这些新的屏幕技术使传媒机构重塑自己的角色。公众重新在新市场和公众空间之间找到自己的领土。作为自然及电子之间的中介，屏幕增强了与创造力的共生关系。媒体工作能在大厦内制作，并同时在大厦外展出。虽然它有潜力发展新的创意集群，但也可能掩盖了自己的逻辑和生产结构。

媒体融合显然地改变了美学和都市化的形态及与社交和沟通的新关系。10 个在世界上以公共及公民角色永久及不停地传送内容的屏幕，澳洲和南韩各占其一。由于强大及区域的文化政策发展，澳洲和南韩的屏幕因而出现。

位于澳洲墨尔本市中心联邦广场的大屏幕于2002 年向公众开放。该广场坐落于Flinders 和Swanston 街，是城市南部主要干道的路口。这屏幕建于旧铁路站及废弃的石屎塔上，该处为前天然气及燃料公司和维多利亚僱员联合会。坐落于中央火车站和历史悠久的教堂对面，以砂岩、锌和玻璃建造的后现代外形备受争议。虽然有人感叹其不合时宜的设计，但也有人称赞它新都市性的潜力，吸引公众经历新空间性

(Macarthur, Crist,Hartoonian, & Stanhope, 2003; Rice,2005; Rundle,2002)。复杂的蜿蜒走道采用了该市标志性巷道的风格，与主要街道正方的布局相反。这块38.5 平方米的屏幕第一次在澳洲出现，坐落在南面的建筑群，俯瞰Yarra 河和地标公主桥。建筑群内是其他混合尺寸的LED 和LCD 屏幕，在门厅、沿走廊和自动扶梯置放。

广场在九十年代中期构思，当时澳洲正经历文化振兴的挣扎。在1994 年，澳洲公布了第一份文化政策声明〈创意国家〉(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ts, 1994)。在创新当中强调多元文化及本土化对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着眼于新的管理创业精神及由供应变到需求的政策转变(Radbourne, 1997)。最关键的是对新媒体科技创意的重视。灌输文化资源如多元文化和本土化及新媒体创新，这个政策平台强调经济生产力，而不是多样性的文化差异。墨尔本在大型建设项目中遵循这一议程，如互动博物馆和河边的市区重建。其中一项便是安装于联邦广场的大屏幕。州政策「艺术21」可以一句口号─维多利亚「移动中」概括，符合这个全球城市新移动体验的时代精神。其策略目标是提供世界一流的设施与多样性的节目，好让该州进入信息时代，通过以客户为中心的推广，将澳洲送到全世界(Stevenson, 2000)。在2003 年, 这些目标在一个更新的政策─「创造能力」(Creative Capacity+) 中被进一步采用，利用已有设施建设创意社区(Arts Victoria,2003)。启用以来的七年，联邦广场体现出其潜力，目前是州内最多游客参观的旅游景点及居民和旅客的中央会晤地点(Federation Square,2009)。

像东京及台北，汉城是一个大屏幕城市。自六十年代，南韩采取开放政策带动了九十年代高出口主导的经济增长。尤其是自九十年代末，它迅速发展数码科技及增加都市屏幕的基础设施。现时，南韩是其中一个最数码网络化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该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与荷兰、丹麦、挪威和瑞士并列世界前五位(OECD, 2009)。现时，该国有94.7% 的家庭有宽带互联网服务，于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OECD, 2008)。这些变化是为重振1997 至98 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而作的。首尔成为国家在宽带、时装、文化及消费主义的文化及工业政策的试点。建立在「无孔不入的运算和传播上」(Townsend, 2007: 396)，这些基础设施通过利用其空间分散和集聚的能力，发展通讯和都市化之间的网络。其目的是将城市建立为信息流动的科技中心。南韩的网络文化注入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尤其出现在PC Bangs ─因为其LAN 游戏中心的功能而被誉为game bangs 的小型网吧─它们提供廉价、快速、有增无减的接驳。那些像数码媒体城的住宅区亦被发展成连了线的公寓及超高速宽带的媒体及居住中心。而大屏幕就在这都市的网络文化生态中出现。

首尔的媒介景观遍布于商业大厦及户外广告屏，但Nabi 艺术中心的网络都市屏幕 COMO 却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COMO 于2004 年推出，位于该市的SKT 塔和Ulgiro 区内的Daejeon SKT 大厦。COMO 使用公共节目规划，显示艺术内容。COMO 是一个扩展了的媒体平台，拥有三个大型LED 屏幕：两个位于SKT 塔，一个在SKT 大厦。第一个屏幕Channel 1 有53×1 米，是建筑物外部的一部分。第二个屏幕Channel 2 位于大堂。第三个屏幕Channel 3，位于建筑物内部天花板及圆柱上。节目每月改变，内容的目的是在建筑物及公众间建立互动传播空间。虽然Nabi 是一个私人资助的艺术画廊，它采用了「直播视窗去呈现互动装置和网络艺术项目，这影响了首尔广告景观的商业密度」(Papastergiadis, Scott & Martin, 2009: 49）。

在2009 年8 月，于全球博览会和艺术节，Nabi 在位于距首尔50 分钟车程的仁川新松岛区港口城市，开放了另一个屏幕。类似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屏幕位于一幢六层高叫明日城市内的露天剧场（Keunullim〔回声〕广场）。明日城市是一座以未来城市设想为主题的延伸建筑物，坐落在松岛国际商务区的中心。该建筑物拥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及零售商店，并包括一层玩乐区，有情绪音乐和灯光的多用途长椅，以及可以记录和储存用户个人资料的电子墙，亦有让用户浏览旅游信息、港口资料及巴士图的设施。广场刚开放时，建筑物的其他部分仍处于最后建设阶段。然而，一个临时的面条展览，却在广场旁的一排店铺上演。那些档位不仅有机器人服务员销售面条，有些还展示了面条历史和面条全球化的艺术品。这种于大屏幕旁边的装置进一步增强感官触觉。其可视性、触感和口述性复制了大屏幕造出的文化主体新感觉。

松岛被创建为仁川自由贸易新经济区(NEZ) 内的全球城市，各种国际机构都计划在内建设，而通用语言为英语。仁川的发展反映了首尔的高速高科技现代化。它被誉为全国第一的NEZ，并期望成为东北亚亚洲中心，领先俄罗斯和中国。据市长安商守说，仁川已准备将自己变成「国际领先的物流城市、国际商业城市、教育和信息城市，以及休闲旅游城市」(Global Fair and Festival, 2009, n.p.)。先进知识为本产业、国际商务、航空物流、海上旅游及休闲、国际金融和娱乐的三个区域将于2020 年完成。公司包括IBM、摩根士丹利、Gudel、DHL、TNT、Schenker，大学如Macquarie、延世和首尔国家已进驻该区。该区同时将有普及高科技的新住宅发展，不管是在家、街上或商店。计划希望发展为科技无处不在的城市，所有信息系统由科技连结，如无线网络和RFID（射频识别）标签。它显示了一个城市如何将信息科技融入。其他设施包括「水族馆、高尔夫球场、美国人管理的医院和幼儿学校、中央公园（以纽约为蓝本）、运河系统（以威尼斯为蓝本）和袖珍公园（以萨凡纳为样本），集其他城市元素一身的城市」(O’connell, 2005)。

文化、商业和科技的融合巩固了创意产业，不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借此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疲弱的经济。在2009 年，至少有35 个国家引入类似的发展计划(Evans, 2009)。仁川是南韩文化主导都市再生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其他指定文化城市，如釜山、庆州、全州和光州。Kwang-Suk Lee (2007) 一直研究光州如何因大量大规模的发展丧失其文化遗产，他认为这些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制造诱因奖励外国企业家和吸引企业投资，而忽略地方都市生态，带来经济剥削，并增加了贫民区。他觉得这「文化的经济减省主义」将文化遗产商品化，防止弱势群体有任何文化参与(Lee, 2007: 336)。他的观点与Seo- yong Kim 及Hye-Sun Kim (2009) 的文化参与研究有所不同，后者显示艺术参与及文化体验能提高生活质素及主观幸福感。与 2006 年相比，2007 至08 年在南韩的文化参与增幅为1.5%，至少有67.3% 的人口曾参观艺术展览和表演

(Ministry of Culture,Sports and Tourism

& Kor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2008)。与2000 年相比，这是一个12.5% 的增幅。这一增长归因于文化基础设施的质素和数量。

事实上，南韩新政府制定和实现「世界五大文化创新产业之一」的政策目标，对建立更多新的文化基础设施提供全面支持(Ministry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2009)。虽然收入和教育对参与有影响，Kim 和Kim 表示文化基础设施对公众参与频率和生活质素影响重大。这些结果和辩论对政策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规划以文化为主导的市区再生时，文化内容和文化基础设施的质素和多样性是创造公众参与和维护当地文化特殊性的核心。都市屏幕满足了这些要求，在最近南韩创意内容机构(KOCCA) 的政策显现出来。

乘着韩国潮流在全球渐渐普及，南韩于2009 年5 月7 日根据文化产业推广框架法的第31 条，成立KOCCA，以促进和发展国家文化产业(KOCCA, 2009)。跟其他先进国家一样，这一创意经济发展适合南韩，因为它目前正处于三个阶段技术发展轨迹的第三阶段。这个三阶段的模式─ 引入、同化和改进─ 由Utterback 发展并由Linsu Kim(1980) 在南韩应用。最近，Kim 重新订立第三阶段为「创意模仿」，一种转变去产生「具有新性能特质的复制产品」(Kim, 2004: 345)。KOCCA 的形成证明了韩流的经济潜力和文化本土化，文化产品从创意模仿中生产出来。KOCCA 是南韩的超级机构，涵盖了广播，文化内容，游戏开发和数码内容业务。其目的是增加国内市场发展、创造就业和促进出口。因为内容是国家竞争力，KOCCA 的目标是协助南韩成为全球五大内容供应商之一。独有于KOCCA 和南韩创意经济的是对文化科技(CT) 发展的偏重。CT 包括规划、开发、将内容商业化，以及推广数码广播和视觉产业。通过使用科技以增加文化内容的价值，CT 对城市屏幕的发展是很重要的。CT 强调利用公共文化资源是知识产权，而城市屏幕强调公众参与互动的体现。仁川的创意发展证明了CT 的目的是提高城市的生活质素(Global Fair and Festival, 2009, n.p.)。当CT 促进和出口被誉为南韩民族文化的「DNA」（如在国际上很成功的《冬季恋歌》和《大长今》）的同时，城市屏幕使用南韩国家文化的「DNA」，以促进公民包容和集体归属感。

透过制定文化政策以维护文化身份一直都支撑着南韩的文化策划(Yim, 2002)。经历过日本殖民主义、民族分裂，韩战和快速现代化，西方文化涌入，南韩的文化身份一直岌岌可危。无论是公开或闭门政策，对四十年代的日本文化、五十年代的反共产主义和统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文化福利主义、或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电影配额，南韩都一直规管，以保护文化身份。在当前媒体全球化和融合的时代，利用文化身份作文化产品去出口及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并不足为奇。我们可以从文章开首有关明日城市现场遥距直播事件的编排和接收，看到城市屏幕带出新的文化融合，以及创意民族主义。

现场遥距直播事件：

新媒体艺术与文化公民

澳洲和南韩两国文化关系可以追溯至五十年代，当时澳洲士兵在韩战打败共产主义。对民主和区域安全的共同承诺，这双边关系通过贸易和文化联系得以蓬勃发展。在2008 至09 年，两国共有230 亿美元的贸易(Austrade, 2009)。南韩目前是澳洲第三大的出口市场，在2008 至 09 年度占 192 亿澳元, 亦是第四大双边贸易伙伴(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 of Australia,2010)。一般来说，教育、旅游、文化和媒体的交流过去几十年来都有增加，主要由两国政府、澳洲南韩社群、澳洲的南韩市民和在南韩不断增长的澳洲人口大力带动(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0)。墨尔本和首尔之间的伙伴关系增加了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领域上的高水平文化交流和知识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Nabi 和联邦广场的遥距直播信息交流第一次诞生，并预计这一年的系列会进行五次。

遥距直播信息交流包括媒体艺术制作和表演。首先是来自两国的艺术家制作的短片及媒体艺术：Joon Kim、Joo-Myong Song、Kye- Ryoon Han、Han-Sol Huh、Daniel Crooks 和Sam Smith。Smith 的短片以墨尔本标志性的电车作主题，描述转变和运输之间的关系；Huh 的作品将韩文做成动画。在这两个例子，通过流动性和科技之间的互通，制作了一个「地方」。两者都体现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亦显示了科技如何超越了地方及将双方文化连接起来。Nicolas Cante 和Gilles Toutevoix 的钢琴演奏，高雅文化被视为透过机械重现的高科技文化。组合成Mekanik Kantatik，他们的表演是一个围绕着钢琴展开的「实时装置」。Cante 作为一个后人类的钢琴家，结合了他乐器的所有组件（键盘、电线、木材和铁）与现代技术（计算机、感应器），建立电子和深刻的有机音乐。不知道是艺术家控制机器还是机器控制艺术家。歌曲和乐器是声学和磁性，而声音是机械和有机。在节目中，诗的一节，南韩传统歌剧歌手Sook-Seon Ahn 将她的古典艺术与Min-Ha Yang 的录像艺术混合。在此，透过后现代体现及古典和媒体艺术区别瓦解，融合显而易见。这些艺术品融合科技及改变地方、身体及文化。

两个参与性数码艺术表演的特色是使用短讯进一步突出媒体的融合和展示文化公民身份。首先是南韩Seung-Joon Choi 的作品「价值@ 明日城市」。观众被邀请回应这问题：「作为未来城市的成员，你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甚么？」当观众发送短讯的时候，他们的回应会实时出现在屏幕上。文字（或类似的图形符号）会相应出现在屏幕上并改变大小，改变取决于有多少类似的文字被发送上来。换句话说，越多相同，屏幕上的图形文字会越大。这样安排是开放式及自我组织的。背后的理由是，如果未来城市的居民（或其他相关人士）增加他们的参与，活跃地灌输公民价值，实现正面的改变是有可能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区域参与同样的过程、有同样的价值观，这种变化将是渐进和包容的。在这过程中，文字或价值如「妇女」、「一致」、「幸福」、「尊严」、「关系」、「派对」、「沟通」和「幸运」主导屏幕。这些文字首先如星般闪现，再通过图像重新整合为树根的形象。

这项艺术的隐喻与文化公民身份息息相关。文化公民身份指的是不同群体提出拥有文化权利的过程(Stevenson, 2003: 23)。公民身份在文化上被理解为文化如何提供给不同的群体。这些讨论强调政治认同和重新分配，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塑造共同文化和自治的能力(Rosaldo, 1999; Kymlicka, 1995)。在文化政策研究，这种理论注重文化参与。文化公民身份是指「能有效地、有创意地及成功地参与一个国家文化的能力」(Turner, 2002: 12)。文化参与被视为文化公民身份的基本组件，是「国家内公民身份的代理，或是日益全球化的媒介。它是一种『量度』文化公民身份实现的方法」(Murray, 2005: 40)。

在这件艺术作品中，文字显示出共同和渴望的价值，由性别平等、和谐共存、相互尊重、开放的网络传播和关系，以致一个有趣的居住、工作和娱乐的地方。它们概括了对认同及资源分配的期望。在发短讯的文化主体内，它们还突出了文化参与这个核心。这些「进行」的实践─参加事件、积极参与和改造屏幕上的艺术作品，以及个人地及集体地表达对未来城市的公众及共同理念─突出了文化参与和文化公民身份。它们亦突显了新媒体文化的融合：使用地区识别的流动科技；私人讯息当作公众声音；实际和虚拟的信息和传播。通过体现和科技，它们产生对地方的归属感。透过调整文字的大小，增强的社会性变得明显。当人们看到某些文字被传送到屏幕上，他们都发出类似短讯，而增加了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的可能，透过屏幕成为观众，空间成为公共领域。

第二个参与性短讯艺术作品建在第一个作品的基础上，扩大文化公民身份的跨国性。由澳洲人Leon Cmielewski、Josephine Starrs 及Adam Hinshaw 创作的「短讯─起源」，指示观众去「发短讯去他们的家族」。参与者发短讯给他们自己及父母的出生地。连结的弧形载体会加到屏幕上的公共地图，并在收到短讯的同时实时更新。作品最后可以见到众多的弧形载体将南韩及澳洲与世界各地连起来，例如中国、意大利、希腊、新加坡、美国和英国。在此，与前一个活动相似的文化公民身份做法进一步将地方全球化及改造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是指权利和代表的正式程序，而这网络的全球性显示出公民身份如何被文字迁移和流动技术改变。毫无疑问，移民和科技影响国家和属地赋予的公民资格。这件作品明确地显示在改变公民身份的文化层面，如移民、归属感和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此，公民身份不只是跨文化，情感依赖和团结也是全球性的。

这些作品展示了城市屏幕如何被媒体融合用作跨国家及跨文化的地域。最后，AntiVJ 的媒体表演将先前地方、身体、文化及科技的讨论放在一起，成为媒体墙和扩充空间，并写上对未来城市文化公民身份的愿景。AntiVJ 是一个由欧洲艺术家表演团体发起的视觉厂牌，着迷于光的使用及其对我们空间感知的影响。AntiVJ 使用录像投影片创造介乎装置艺术、现场表演、平面设计和建筑的作品，将平面的图像带进立体世界。在这活动中，广场的灯都被关掉，一个显示未来城市建筑视野的灯光表演被投射到六层高大楼的外墙，包围下面坐在广场的观众。在此，时间和空间被抽象化，传达已建成未来城市的幻觉，到处充满观众／公民。观众／公民被立体影像围着，处于作品内，亲历科技、媒体和空间的融合及社会性。明日城市不只是媒体基础设施，它也是暂时的现场城市景观，充满移动图像及未来潜力。在下面的部分，本文会讨论观众如何参与事件，并评估他们的跨文化消费行为。

AntiVJ展示

现场遥距直播事件：

观众和跨文化消费

本文根据在活动场地收集的观众问卷调查作分析，分别在松岛和墨尔本收集57 和14 份问卷（见附录一）。参与者是在活动场地里随机选择，其中大部分是在20 至40 岁年龄组的城镇居民。由于来自墨尔本的参与者相对数量较少，我们未能作比较研究。因此，本章评估松岛的观众群体，特别是都市屏幕的体验如何构成跨文化的公民身份。以下的分析局限于事件的大环境，重点是「新城市的数码媒体经验」。这意味着我们的受访者大多是城市的媒体消费者，尤其是被活动「型格因素」吸引的年轻人。非城市和老年观众没有出席或参加。这些限制突出了数码民主化的迷思和数码革命及新创意城市带出的新文化参与不平均之问题。

跨文化公民身份是指文化公民身份如何被跨国流动的新消费生活模式转变。在目前的当代文化，生活方式、身份和公民资格日渐是选择，而不是传统构建(Stevenson, 2003: 14)。Jan Pakulski 提起，文化公民身份有重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能力(1997: 80)。同样地，社会实践是「在收到关于实践的新资料时，不断研究及改革，最后改变他们的特性」(Giddens, 1990: 38)。因此，重要的是要研究松岛的观众如何通过媒体艺术消费习惯，表达新的生活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跨文化公民身份。Toby Miller 假定，文化公民身份的论述是为了「回应过去50 年的跨阶级迁移浪潮，及越来越多的流动中产阶级文化产业工作者」(Miller, 2001: 2)。

公民不再是根据土壤或血液决定，它是建立在其他质素，如文化和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Miller, 2001: 4)。这样的文化公民身份认为「不再有任何稳定的来源，没有终极的终点，也不一定有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身份重叠(Cohen, 2008: 174)。Stevenson 以大都会主义的研究文化公民身份：

大都会主义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法，其中包括摒弃国族排他性、性别和种族思想二分和文化与自然之间僵化的区别。这种感情会打开新的政治和道德参与空间，理解人性混合到跨文化生活方式(2003: 5)。

跨国媒体加强了大都会的生活方式，令跨国界的文化内容得以传播, 开辟了J.B. Thompson (1995) 描述为「有距离的亲密」。Nick Stevenson 解释，「对很多人来说，媒体增强相连性的能力，同时有机会增强大都会主义的表面形态」(2003: 103)。在这里，相连性指的是媒体科技去创造国际化心态的能力(Mulgan, 1997)。媒体的发展，尤其数码媒体，将国际大都会生活的方式多样化，建设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因此，在这个新媒体赋权的全球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跨国流动的文化、信息、思想和图像，共享国际化的心态。这种国际化的媒体消费习惯大大加快了跨文化公民身份的建构。从松岛进行的研究分析，发现观众通过媒体艺术的经历，有可能培养出跨文化的公民身份。这过程的三方面反映在调查问卷的答覆：

(1) 松岛的跨文化空间，明日城市和都市屏幕；(2) 媒体艺术的跨文化消费，和(3) 跨文化参与性的互动。

跨文化空间

从问卷调查首先观察到的是观众参与跨文化空间的方式。当重叠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形成不同文化并汇合，并通过集体和个人的文化习俗转化，跨文化空间就形成。虽然松岛的观众都清楚意识到仁川自上而下的城市再生及其参与跨文化及全球性的能力，但是他们对明日城市露天剧场室外空间的回应，显示观众如何透过自己特别及个人的媒体消费经验，也可创造跨文化空间。

这很美妙，因为（各种艺术作品的类型）从画廊中出来和进行全球传播。

全球不同的规模和很多人都参加了。

博物馆内的数码艺术展览是单向的，囿于有限的空间内。但今天晚上的活动是在户外空间举行，我们可以通过艺术与其他人沟通。

以前的参与比较像与有限的人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沟通，今天则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与很多人交流经验。

显然地，作为东北亚的枢纽，这个规划中的全球城市的新鲜，改变了他们对艺术品的经历及感到其与全球连接的能力：

因为它是一个户外活动，规模要大得多[ 比室内的]，我对铺天盖地的屏幕图像和声音印象深刻。我感觉 [ 与墨尔本] 连接了。

这很美妙，不像画廊展览，这次活动是在户外空间举行，我相信这刺激了全球传播活动。

在公共空间体验新媒体艺术作品是有趣和得意的。特别因为这些数码媒体，无需採用任何额外的机械装置，为我们在现有的空间带来新的全球经验，它很有意义。

事实上，许多与会者觉得户外大屏幕上的媒体艺术作品充满魅力：被新鲜度和崇高感觉震撼，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令人惊叹。无法停止讚叹。

我（们）的情绪高涨，因为听觉的刺激转化成视觉。

第一印像是新和令人兴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视觉表演刺激了所有感官。

我看到很多新和美好的事物。划时代和美好的。

以上的回应，透过画面的大小和内容，生产出魅力和惊叹的经历，是现代性新经历的典范。大小不仅冲击感官，这些感官经历透过内容的接触区域感受，还有缩小距离的能力及模拟和数码之间的崩溃。这些媒介化的特点是松岛作为规划全球城市的高度现代性的特征，并明确地影响了观众对屏幕的经历。

开放式环境也放大了观众与其他国家交流的经历。许多观众都能培养出与墨尔本的跨国连接：

这似乎是一个成为一体的过程。

一种联繫的感觉……

我感觉到分别，但我亦感觉到连接……。

城市屏幕作为跨文化空间，因为观众通过短讯艺术品直接参与而强化。如第二章所介绍，「价值@ 明日城市」需要两个城市的观众发送短讯有关他们希望未来城市有的价值。最特别的是在屏幕出现的文字相互混合及不知道发送自哪个城市。从松岛和墨尔本发出的讯息结合变成对未来城市的共同价值。当那混合了的价值观被投影在两国的大屏幕，跨文化空间便成形。

第二个媒体艺术项目「短讯起源」，更明确地显示了大屏幕如何成为跨文化的舞台。在开始时，由于南韩不像澳洲般有四分之一人口出生自国外，并没有很多的南韩人在国外出生，这项目像不应该在南韩执行。例如，很多普通的南韩人对「我爸妈的出生地」都发出像「韩，韩，韩」的回覆。这意味着将不会有跨越世界各地的弧形载体及很可能在屏幕反映的南韩会比较少多元化。然而，活动开始几分钟后，几个从南韩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弧形载体慢慢开始出现在屏幕上。像墨尔本，松岛的观众亦有出生在美国和法国的地方。在这一部分，屏幕将来自澳洲和南韩一起的弧形载体放在一起，成为松岛和墨尔本观众跨文化空间的交滙点。

媒体艺术的跨文化消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在问卷调查反映到对外国艺术消费的愿意及欣赏。Mike Featherstone 指出「美学消费的生活和在艺术及学识的非主流文化方面，将生活变成整体美学满足的需要这两个焦点，与一般大众消费的发展、新口味和感觉的追求、特别生活方式的建构应该相关。而特别生活方式的建构对消费者文化很重要」(2007: 66)。松岛观众的媒体艺术消费与今天的消费文化重复，消费者不断地寻找新的口味和感觉，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障碍模糊化。这种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共鸣，从大部分的受访者都是二十多岁这一点显而易见。大部分的受访者都一致赞赏欧洲艺术家，如AntiVJ 集团和Mekanik Kantatik。

真是太高兴有这样一个新的衝击。

我喜欢他们两个（AntiVJ 和Mekanik Kantatik）。尤其是我真的很喜欢钢琴演奏。

AntiVJ 万岁！

他们也是积极的消费者，热衷前往松岛发掘国外艺术品，以满足他们对新口味和感觉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观众来自松岛外，因为活动的时间，明日城市仍在发展。对于这个问题：「你为甚么来这里？」6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消费「媒体艺术（活动）」的积极意向，这些受访者强调，他们特别来「体验活动」和「看演出」。很多特别是来看「全球「或「外国」媒体艺术作品：

〔我来〕见证全球媒体艺术的发展。

我想看到全球知名艺术家的演出。我对他们的感受，情绪和表达很好奇。

这些受访者显然为体验来自南韩以外的人之感受、情绪和表达，例如澳洲和欧洲。这种外国或全球媒体艺术作品的积极消费展示了愿意跨越国界，跨文化公民身份得以加强：

我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南韩和墨尔本将通过数码艺术相互连接。此外，我希望看到当前世界艺术〔趋势〕的流动。

我对墨尔本和南韩如何透过艺术作为一种媒介向对方介绍自己很好奇。我想跟其他人〔南韩以外〕分享艺术不同的样式及文化。

以上的两个反应显示了松岛观众如何自愿参加活动，希望与墨尔本联邦广场的观众分享数码艺术体验。另一位与会者评论说「我觉得我跟世界的其余部分连在一起」，另一个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相互连接的过程。」这种跨文化参与及连结的意识和／或感觉展示了积极消费行为如何成为鼓励全球和跨国公民身份参与的地方。

跨文化公民身份也通过观众跨越文化边界，接受外国媒体艺术作品而得以培养。据他们说，这些作品是「新颖和新鲜」，「奇怪和不可思议」。这种观点反映国际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跨越界限和熟悉的「我」和陌生「他者」的标记(Stevenson, 2003: 5)。在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今晚大屏幕的创意作品怎样？」75% 的受访者表示赞美：「震撼、令人惊叹、令人吃惊的新鲜、新颖、独创、新颖独特。」松岛的观众清楚地热衷于消费「新的外来艺术品」，这或可能使他们超越预先定义的文化界限。文化迁移不仅在松岛观众和墨尔本传播的作品之间产生，同时亦发生于松岛观众和AntiVJ 立体装置之间。AntiVJ 提供的数码制图技术和多方摄影幻像有下列回应：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让观众体验到跟我们刚才〔演出前开始〕完全不同的空间。

主要是，我深深地被AntiVJ 的表现打动了。

我可以感觉到艺术家想在这个数码时代〔向观众〕提供的讯息。

AntiVJ 重叠不同艺术形式，跨越南韩观众和欧洲艺术（家）的界限，创造了另类跨文化空间。许多受访者特别来看AntiVJ 的项目，称赞它为「惊人」、「震撼」、「梦幻」，「最佳」，「我最喜欢」和「令人印象深刻。」正如一位受访者简明扼要地宣称：

我被这新的艺术品震惊。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种艺术表现〕，建筑和表演合而为一，令人惊叹。

通过正面地拥抱AntiVJ 的外地艺术，观众或会加强以联系全球文化的经验，通过它们可以解放自己的界限。正如John Tomlinson 表明，全球化的力量越来越深入现代去界限化的本地性(2002: 152 53)。通过积极地沉浸在AntiVJ的作品中，观众已变相被越来越流动的国际化生活和思维方式赋权。他们愿意接受AntiVJ 的媒体项目，反映了观众欣赏差异和尊重他者的能力，一种文化素养，也是跨文化公民身份的重要部份。

跨文化参与的互动

参与互动也使松岛的观众获得跨文化公民的身份，79% 的人回答有通过短讯参与。84% 透露他们的参与可以归结为中等至偏高的水平。正如刚才所说，城市屏幕已成为跨文化空间，通过两个城市的短讯相互混杂。支撑这个媒体实践的是积极的跨文化参与。积极跨文化参与体现在群众参与和直接参与上。

许多回应者表达在群众中参与如何扩大公共经验：

以前的参与是与有限的人在封闭的空间沟通，

今天的是与很多人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交流经验更多的乐趣。

互动作品很像音乐会，歌手和广大观众通过歌唱和欢呼互相沟通。

上述的意见反映他们感到在公共空间与其他人连接。如第二部分所言，这些参与者，通过发送有关他们对未来城市的价值观，可能创造了传播公共领域(Habermas, 1998)。在这里，公共领域不仅是国族的，它也是跨国和跨文化的。

直接参与也很明显在手机短讯的表演看到：

这是很新的，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在艺术表演〕参与。我以前与媒体艺术的经验是单向的，在屏幕上的图像被我的回应动作改变了。

这真令人着迷，〔我〕可以直接通过我的文字参加艺术创作。这很有趣。人们在墨尔本，我可以和他们分享文字〔价值〕

重要的是参与者与墨尔本的人「分享他们的文字〔价值〕」，代表在跨国公共领域共享批判思想和观念（文化素养）。直接参与提高国际和跨文化对话，在距离中构建团结。在回答这个问题：「通过今晚活动，你感到与墨尔本的人连接吗？」57 位受访者中有39 位回答「是」，而16 位回答「否」。一位受访者说：

‍‍‍我感到很亲近，好像我感觉不到物理距离。

很难说

一个连接突然发生。

不过，我觉得我们〔南韩〕通过短讯和视觉影像也有点连接到澳洲的艺术和媒体。‍‍‍

这些意见证明参与互动的媒体行为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人与人之间的社群感，缩短文化距离，同时提高沟通交流。换句话说，参与性的互动创造了跨文化公共领域，东与西、当地和全球的二元对立都被打破。这类型的文化活动展示参与媒体活动如何提供一个机会去构建全球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它与远距离的其他人连接。

结论

本文开始时认为，都市屏幕是媒体景观、社会归属感和身份的接触区域。接触区在传统上被视为「文化相遇、冲突并设法解决对方的社会空间」(Pratt, 1991: 33)。在当代视觉文化，都市屏幕已成为模范的接触区域。正如本文所示，南韩和澳洲的都市屏幕是协调国内和国际新创意产业和社区的界面。他们是产业、政府和用户之间的联系点，他们调解观众和观众间的新视觉，以及通过连接不同的数据包括虚拟、实际和跨文化，他们创造了跨文化社区。

使用媒介融合和创意文化规划的逻辑，本文展示了都市屏幕如何因子码革命和文化主导的城市复兴而出现。作为媒体建筑，屏幕结合信息和基建去产生新的扩展空间。这种融合透过媒体景观、与全球媒体公司（和政府）建设新平台、全球图像的流通而促成。扩展空间已明确重新定义都市形态、社会关系和传播。

在澳洲，墨尔本联邦广场的城市屏幕出现在政策转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见证国家转变成为创意国族。最初受争议的媒体建筑已经迅速被接受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和本地集合点。在南韩，这个宽带城市景观在2000 年初也让屏幕成为公共服务设施，建构投入的社区。这些地方的重点是增加新社交的能力和媒界传播的质素。屏幕的互动性，及随之而来的表演式媒体性，创造了体现参与的文化主体。地方、身体和科技的融合新的文化公民身份，重新界定社会身份和归属感。

进一步采用墨尔本和松岛的现场遥距直播事件，本文展示了跨文化过程成为接触区的关键特征。墨尔本和松岛两个屏幕的交流促成跨文化消费。跨文化消费来自用户和观众对空间的反应和对内容的回应。大屏幕高现代性制造的魅惑，将本地性转变为互动和全球传播的跨文化空间。拥抱外来媒体艺术反映了X 世代和Y 世代的观众所求的新大都会生活方式。在他们和艺术品直接和群众参与性互动时，跨文化和跨国的公共领域也有可能建立起来。

然而在这项研究中，跨文化经验的解放特质主要限于年轻的X 和Y 世代─都市媒体的消费者。科技的特殊性、屏幕内容的范围、这种遥距直播的特殊性，加上事件的地理本地性，都不可避免地排除来自非城市和老一代背景的参与者。即使在问卷的年轻都市公民受访者中，有些人也感到他们被「复合」现代或后现代数码艺术作品排斥和疏远。少数甚至抱怨说，他们看不见任何展出这种「奇怪和抽象的东西」的理由。因此，其他场合和事件必须进一步研究，以找到一个平衡的理论框架，以实现通过跨文化都市屏幕创建接触区域的潜力。

虽然现场遥距直播事件是短暂及为暂时的乌托邦，这个活动证明城市屏幕接触区是论争的区域。它对城市再生的说法掩盖了新自由主义议程，双文化合作的政治也暴露了文化资本和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地理。在墨尔本，活动是联邦广场计划日历编排的的一部分，只是众多中的一个，要与在广场周围发生的其他活动竞争。在松岛，事件被广泛推介，视为尊贵的场合，是新城市的新地标，国际嘉宾和政要亦出席。墨尔本艺术家展示未翻译的英文诗词，对松岛的观众来说，和有三小时时差、进入寒冷夜晚、没有观众和热闹庆祝活动的墨尔本屏幕上的表演一样，疏远感觉别无二致。都市屏幕最终会引出媒介未来的建筑是负责调解冲突和凝聚力区域的探讨。

本文注释

1.本文的英文版本发表于：Dal Yong Jin (Ed.). (2011). Global Media Convergenc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merging Soci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pp.15–36).Hershey: IGI Global Pennsylvan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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