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站在高耸的塔上眺望——陈独秀与中国小说（上）
五岳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岳；
安庆过去不看塔。
每念及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家乡久传不衰的这则口碑。耸立在长江之滨迎江寺内的振风塔，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塔”之称。古今多少文人墨客礼赞过这已阅人间春色四百多年的古塔。
陈独秀
陈独秀晚年于南京狱中回忆往事时说，当他们弟兄成了青年秀才，乡人造出许多神话，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1。于是眼下多种陈独秀传开篇处都津津乐道这则神话，仿佛真的是江山有灵造就了陈独秀。
我今用此题开篇，是将“万里长江第一塔”作为一种精神意象，以求与“笔底寒潮撼星斗”的陈独秀“五四”时代的精神境界相称。区区小说，似不足挂齿，然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独具只眼，从中发现了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果然以此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历史走向。
试想没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的气魄与能力，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能创造如此灿烂的文化奇迹么？且看他们是如何评说中国小说的。
陈独秀从小喜爱中国小说，早年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写过小说，改译过外国小说。鲁迅“五四”时代的小说，是在陈的催促、鼓励下诞生的。
陈晚年在狱中虽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2，欲以枯燥文字作为毫无文学色彩的狱中生活的消遣，他仍情不自禁地与难友时而谈起中国小说。
陈氏其人与中国小说之渊源可谓深矣。其早年所编《安徽俗话报》，晚年所撰《实庵自传》，皆有小说风味，其启蒙思维中也多有从小说中吸取的智慧。
《陈独秀自述》
这里则先从他对朋友的小说创作评论说起。
陈独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对他当时的友人章士钊与苏曼殊的小说以作序的方式加以评论。
首先是1914年9月为章士钊的中篇小说《双枰记》作序。章氏《双枰记》中的主人公何靡施（士梅），即独秀、士钊共同之友人。1903年他们三位于上海共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2月何氏不幸以脚气病逝于东京。
陈氏两月后即有《哭何梅士》诗悼之，次月又有长诗《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
故人一别流水东，
我悲朝露齐翁童。
理为万劫不复值，
胡意梦中忽一蓬。
谈笑颜色一如昨，
我亦知尔为鬼雄。
自言回航为恋西方之彼美，
相援忽堕沧海中，
舟师大呼急相救，
已果鱼腹难为功。
感君悲念特一致，
告以友谊自此终。
我闻尔死死于东京脚气病，
警疑欲问词复穷。
此时相见不忍别，
坐时唯有明双瞳。
促膝犹在东大陆书局之楼上，
撒手刹那千界空。
迩今书局已迁徙，
我亦长辞故地毋乃与尔同。
神州事变日益急，
方以病亡为尔惜。
今知拯弱横葬沧海东，
男儿壮举何悲泣。
况复捐躯从知己，
同种同心此爱一。
我惊此梦百感来，
灯火不温人语寂。
吁嗟呼，
众生九道相轮移。
动植沙石流转何离奇，
与尔有缘得再随。
不知尔为何物，
我为何物在何时3。
《双枰记》
独秀梦中何氏非死于脚气病，而演为英雄救美的故事。章士钊正是循此思路，创作了小说《双枰记》，署名“烂柯山人”。
小说中何靡施偶尔救出被洋人调戏侮辱之少女棋卿，棋卿先是感激，继而产生爱慕，后因父母所阻，靡施在棋卿生死不明之际蹈海徇情。章氏小说之佳处，并非在其哀艳之爱情故事，而在其将这故事置于辛亥革命前各路志士仁人为革命奔走呼号之背景下，见出辛亥革命前之中国社会一端。
陈氏之序以其《存殁六绝句》之第二首：“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作为发端，然后说：
此予辛亥春居临安时所作存殁六章之一也。存者为烂柯山人，殁者何靡施。今予不知何故，忽来江户，烂柯山人持所造《双枰记》来，令予叙。作书者及此书主人，皆在予诗中；作诗之人亦复陷入书中。予读既竟，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一一涌现于脑海，今不具陈，人将谓予小题大做也。
展读小说，其间果然处处有独秀身影，这或许是独秀形象首见诸小说。小说写的是1903年他们在上海共办《国民日日报》时的故事。
《双枰记》
其间写道：“余与独秀尚未寝，盖新闻脱版，速亦无前于十二句者。脱版后必更阅全稿，防有误字，此役余与独秀递为之。然一人为之，馀一人恒与相守，不独往寝。故余与独秀同逾十二句不睡以为常。此次余为值，独秀就旁案追译嚣俄小说。俱将蒇事，则闻履声橐橐，而靡施归矣。未暇致辞，彼即滔滔为余辈言汪笑侬演《党人碑》一剧，尽有未洽。靡施固解音律，饿而为秦声尤佳，有时曼声长歌，其慷慨处，雅不与平日体态相称。余与独秀皆不能歌，而颇嗜剧，故靡施每乐为余辈谈及此道。”
为当日办报启民智慧留下难得之历史镜头。
小说亦时有言及独秀性格的珍贵文字。如云：“独秀小民性忼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独秀情直，至悲凉处，辄以手击案。”可谓知己之言。
独秀亦深知章士钊小说是以言情为题，缅怀过去，激励当今，面向未来之真旨。所谓缅怀过去即《国民日日报》时期排满革命的故事。序云：
十年前中国民党之零丁孤苦，岂不更胜于今日！当年咸以脆薄自伤，由今思之，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如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何靡施者，其人云亡，其魂不返。虽奔走国事者遍海内外，吾辈迂儒之隐忧，得未少减。赵杨吴陈不惜自戕以励薄俗，恐国人已忘其教训。即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矣。……
夫自杀者非必为至高无上之行，惟求之吾贪劣庸懦之民，实属难能而可贵。即靡施之死，纯为徇情，亦足以励薄俗。罢民之用情者既寡，而徇情者绝无，此实民族衰弱之征。予读《双枰记》，固不独为亡友悲也。
《文人陈独秀》
独秀进而说作者之怀抱与境遇，“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
“作者称此书为不详之书，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不详之书，献不祥之社会。书中不祥人之痛，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何其沉痛。
《双枰记》及陈序，皆见诸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陈序署“民国三年九月 日，独秀山民识于日本江户。”
此时陈因反袁失败流亡日本，协助章氏共办《甲寅杂志》。两人却格外怀念共办《国民日日报》时的友谊，陈序亦为那段友谊的记录。尔后陈、章政见相左，分道扬镳，私交却从未泯。
1933年5月，章氏主动赴南京，为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充当辩护律师，陈却不怎么领情。个中情节，一时传为美谈。
章氏时有诗文赞叹。其一云：
我与陈仲子，
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
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
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交，
光气莽陆梁4。
《章士钊师友翰墨》
其二云：
三十年前楚两生，
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
子谷看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
力山声杂溥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
野马风棂目尽迎5。
当年《国民日日报》社尚有苏曼殊活动其间。《双枰记》中有云：“时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画，亦靡施剧谈之友。”
他亦有序云：“烂柯山人此著来意，实纪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际。从头到尾，无一生砌之笔。所谓无限伤心，却不作态，而微词正义，又岂甘为何子一人造狎语！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顾为婴婴婉婉者损其天年，奚独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劝惩垂戒焉耳。”
曼殊本为情僧，字里行间虽云劝戒，实更多惺惺相惜：“燕子庵中，泪眼更谁愁似我；小旉山下，手持寒钖吊才人。”苏序亦佳，其与陈序之差异，不须言说，一望即知。
陈独秀给苏曼殊《绛纱记》、《碎簪记》两篇小说作序，则为另一番光景。针对曼殊身为僧人，陈氏在《绛纱记序》中，将佛理与基督教义相融，来解说人生之两大难题：死与爱。
《苏曼殊全集》
曼殊于小说中描写薛梦珠与谢秋云之间此冷彼热，生离死逢的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并将这故事置于“海内鼎沸，有维新党，东学党，保皇党，短发党，名且新奇且多，大江南北，鸡犬不宁”的背景之中；于愁世伤时之余，将超尘脱俗的清高理想演为一幅“世外桃源”。曼殊这篇小说自署“昙鸾”。
独秀则一语破的，云：“昙鸾与其友梦珠行事绝相类。庄周梦蝴蝶，蝴蝶化庄周，予亦不暇别其名实。昙鸾存而五姑殁，梦珠殁而秋云存，一殁一存，而肉薄夫死与爱也各造其极。”
陈序犹为可贵处，在将《绛纱记》与爱尔兰剧作家王尔德自然主义作品相比较，指出“爱情者生活之本源也——斯义也，无悖于佛，无悖于耶。”则见独秀文学视野之宽阔与文学思维之超前。
章士钊也有《绛纱记序》云：“人生有真，世人苦不知。彼自谓知之，仍不知耳；苟其知之，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何也？知者行也。一知人生真处，必且起而即之，方今世道虽有进，而其虚伪罪恶，尚不容真人生者存；即之而不得，处豚笠而梦游天国，非有情者所堪也，是宜矣。”
这里将“爱”兑换成“真”，实则所言的仍为爱与死的问题。章序继而叙说了王尔德剧中人因演莎翁《罗密禾》（按，今译为《罗密欧》），进入角色而终殉情的故事。
章氏解说：“余读之，窃叹女优之为人生解人，彼已知人生之真，使不得即，不死何待，是固不论不得即者之为何境也。吾友何靡施之死，死于是；昙鸾之友薛梦珠之坐化，化于是；罗霏玉之自裁，裁于是。昙鸾曰：'为情之正’。诚哉正也。吾既撰《双枰记》，宣扬此义；复喜昙鸾作《绛纱记》，于余意恰合。昙鸾谓余当序之，又焉可辞？”6可谓惺惺相惜之辞。
苏曼殊
《碎簪记》叙主人公庄湜因不愿在为袁世凯劝进的文字上签名而被拘，获杜灵远鼎力相救，遂与其妹灵芳缔结香盟。但为其叔父软硬兼施，迫其移情于“工刺绣、通经史”的莲佩。庄湜不为所动，其叔怒而击碎灵芳与他定情的玉簪，并劝说灵芳与他割断情丝。最后，莲佩因得不到爱情而自杀，庄湜因受感情折磨而死，灵芳也自缢殉情。
小说情调虽过于伤感，主人公性格也过于软弱，但它把这一爱情悲剧放在一定的家庭、政治背景下表现。其可贵处在于没有浅薄地将制造悲剧的责任归于某个人的品质，庄湜的叔父倒是被描写成“和蔼可亲”，甚至还有“慈爱之心”，其所作所为都是根据“古人明训”，这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名教。
对此陈氏有《碎簪记后序》云：
《酒旗风暖少年狂——陈独秀与近代学人》
余恒觉人世间，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最痛切者。
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碎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7？
虽不能说陈序真的有穿凿之嫌，但他确有借题发挥，呼唤个性自由与恋爱自由之意。并此为线，将《双枰记》、《绛纱记》以及此篇《碎簪记》串连起来，进而强化这种意向。
应该说，在鸳鸯蝴蝶派小说充斥文坛的清末明初，无论是章士钊的小说，还是苏曼殊的小说，将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巧妙结合，不失为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泉；其一定程度的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理想人生的倾向，使他们较之其他作家作品更接近“五四”新文学，以致钱玄同在鲁迅小说尚未问世之日曾设想：“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8
尽管章士钊日后在对新文学的态度多有反复，惹得陈独秀反唇相讥；尽管胡适对“情僧”曼殊的小说的批评颇有偏激之辞9，这些都不妨碍陈独秀在诸序中对其小说从新的角度予以高度评价。宏观地看，陈序所云种种，尤其是个性自由与恋爱自由观，实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先声。
《章士钊》
陈独秀于“五四”时期对中国小说的评论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在《新青年》同仁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一种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本明清小说所写的序。
《新青年》同仁讨论中国小说，始于一九一七年。首先由钱玄同一月底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给陈独秀的信所引起。
钱说：“小说是近世文学之杰构，亦自宋始（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而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写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作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道理，断不能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
钱的信，由陈独秀编发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钱信所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二卷五号，1917年1月1日出版）倡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新青年》
其第八事曰：“不避俗字俗语。自佛书输入，以浅近之文译之，已近白话，唐宋人有白话之诗词，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辽金元三百年中有通俗行远之文学，又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钱书之后的五月十日，胡适又致书陈独秀重申己见，或从内容、或从结构、或从创作方法、或从艺术风格，肯定了中国古典小说。
就小说研究而言，胡适的观点未必有何不对，（这为他后来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作了铺垫）；然就文学革命而言，他未免太学究气了点，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将兴，与学术研究相比较更需要的是对于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施行袭击的勇猛精神。诚如鲁迅所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10”。
与“和平”的胡适相比较，钱玄同显然激进得多。钱曾不止一次批评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11。他们在诸多问题上有分歧，小说仅其一。
与胡适不同，钱玄同对《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的中国小说多有否定。“五四”时代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于是钱胡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小说之争。
有趣的是，论争的双方不是直接交锋，而是都投书陈独秀。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在陈独秀当时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投书于他有利双方意见之面世；其二在当年的陈独秀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与理论仲裁，于是无庸置疑地将是非求决于他。
《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与五四学人》，石钟扬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5月版。
尽管钱胡二位当时一为留日归来的文字音韵学家，一为留美归来的博学之士，对于他们论争，陈独秀还是公然表态了。他在致胡适信中说：
钱玄同谓《聊斋志异》全篇不通，虽不免太过，然作者实无文章天才，有意使典为文……吾国札记小说，以愚所见，最喜《今古奇观》，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取材见识亦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旧剧家盛演之，观者咸大欢迎，而原书之声价反在《聊斋》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砌之套语浮词乎？
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等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旧社会，其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12？
就气质而言，陈独秀与钱玄同稍近，而与胡适稍远。一望而知，在钱胡之争中，陈倾向钱。但他没囿于交情，而是站在更高的文化角度去讨论中国小说。即从推行“清健自然”的白话文这一使命出发，去比较《今古观奇》与《聊斋》，《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高低（当然也不忽视作品描写社会之取材见识）。
他的取舍，在今日看来似有失偏颇，但当时的陈独秀只看谁更接近生活，谁更接近大众，谁更接近口语，以利白话文运动之兴起，遑论其他？因而他视《聊斋》为“套语浮词”，又主张不因“其描写淫态”而弃《金瓶梅》。这种历史的选择，在白话文运动艰难起步之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胡适
钱、胡当时都是血气方刚的文坛明星，争论一二回合，就不免各自走向极端。《新青年》第三卷六号载钱玄同给陈独秀的信，调子就大有提高。
这个曾第一个提出要扫荡“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钱玄同，如今正色说他以前是为匡正旧文学抬高传统文学贬低通俗文学的谬误，才表彰《水浒》、《红楼梦》那些书，“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其实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写实体小说’，但是笔墨嫌不干净。”
同时他致信胡适，以更强烈的语调贬斥《三国演义》与《聊斋志异》，却认为《金瓶梅》之地位倒应“在第一流”。进而说：“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是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
钱玄同文化参照与文化建设的目光是远大的，对中国小说的评价与陈独秀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理所当然会引起胡适激烈的争鸣。
《新青年》第四卷一号有胡适致钱玄同的信，对钱贬低《三国演义》与看重《金瓶梅》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异议。《三国》略而不论，仅录有关《金瓶梅》的，胡适说：“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子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类即以文学之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
《钱玄同日记》
胡适的观点不是没有合理因素，只是似乎越来越学术化了，而迅猛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又似乎无暇顾及过份学术性的问题。这大概是钱、胡之争的症结所在。
钱、胡之争，步步升级，影响所及远非几个同仁，而猛烈地激荡着当时中国整个文化阵地。好在他们“既不以私交而损害真理，也不以真理而妨碍私交”，因而这种论争实则大大促进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
随着论争的深化，陈独秀有过总结性的发言。他说：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写，不过短中取长罢了。
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作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抄袭老文学，算得什么文学呢？
但是外国文学经过如许岁月，中间多少作者，供给我们许多文学的技术和文章的形式，所以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
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13。
《五四三人行：一个时代的路标》
这里，陈独秀高屋建瓴地看到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学相比的优胜处，与西方文学相比的缺陷处，以及与新文学的联系与区别；又较科学地区分了专门研究与普通青年的差异。
尤其可贵地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虽和现代社会接近些，可作新文化的借鉴，但这毕竟是与传统文学相比，短中取长的意思罢了，因为即使是第一流的古典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也有着令人讨厌的毛病，不能与新文学同日而语。
他富有远见地告诫人们：“若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作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
小说之争旨在建设理想的新文学，舍此则别无目的。这段精彩的论述，堪称陈独秀对中国小说评论之总纲。陈独秀就这样三言两语，将双方诉讼纷纭的争论快刀斩乱麻般地理清、判明，升华出一个更高层的理论表述。
钱、胡之目标既然一致，却有如此深刻的分歧，除文学、道德观念上的差异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都缺乏象陈独秀那样明彻的思想方法与科学的分析方法，因而在论述时容易各执一端，只有片面的深刻，而乏全面的见地。
胡适、钱玄同都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先知先觉者。陈独秀却在他们的论争中，独领风骚，充分显示了一个时代精神领袖的独特风采。
如果在讨论中阐发的意见，多为对中国小说的宏观考察；那么为亚东图书馆新版明清小说所作的序言，则为对所序作品的具体评价。
陈独秀手迹
从写作时间可以看出，这些“新叙”都是在他建党的前夕或初期。很难想象，当时的陈独秀怎么可能在日理万几的忙乱之中，竟腾出一只手来写了这么多的小说新叙。
只能说，历史的误会与喜剧性的命运虽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他却未改文人本色；作为一个书生气颇重的教授，即使充当了党魁，仍无法忘记文化革命之初衷，于是有这么些“新叙”的产生。
由于文学理论的深厚功底与对中国小说的透彻了解，对中国小说的评论，陈独秀即使在百忙之中偶一为之，也出手不凡。
陈氏为亚东版明清小说所作新叙，以《〈西游记〉新叙》为最短。
他指出，《西游记》中“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无所取”，其描写人情的技术也不能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相提并论，“即述妖状怪，亦欠深刻”；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在研究这个时代底语法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有同样的价值。”14
此序虽然过于简短，却可见他能以强烈的当代意识去观照古典小说。陈氏晚年于狱中还高度称赞《西游记》的浪漫主义艺术，他说：没有浪漫主义就没有文学，文学要有幻想，要用浪漫主义的构思和手笔，巧妙地反映出社会生活来。
陈独秀致胡适书信
《西游记》是用浪漫的手笔写出来的，若用现实主义去衡量它，那时荒唐的。但它在文学上有特殊的价值。无论写孙悟空、猪八戒等以及各种妖精栩栩如生，十分美妙，这种浪漫主义，是值得赞赏的15。这些观点较当年的《〈西游记〉新叙》已有所发展。
1920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分段排印的《水浒传》。这是中国出版史上了不起的大事。诚如胡适所言：“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
“亚东版”《水浒传》同亚东版的其他古典白话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因而有胡适之长序（《水浒传考证》）与陈独秀之短序（《水浒传新序》）为之论证与呐喊。胡适之长序早为学界所评说，唯陈独秀之短序似鲜为人知。陈氏辟头就说：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亚东图书馆刊本《水浒》
“赤日炎炎”云云，是《水浒》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情节中，挑酒汉子白日鼠白胜在黄泥冈所唱的民谣。
最早言及此谣妙处的是金圣叹，他说：“上二句盛写大热之苦，下二句盛写人之不相体悉（惜），犹言农夫当午在田，背焦汗滴，彼公子王孙深居水殿，犹令侍人展扇摇风，盖深喻众军身负重担，反受杨志空身走者打骂也。”
但金氏之论毕竟只限一个情节，而陈独秀却从中发现了封建社会“农夫”与“公子王孙”两个阶级的对立，并由一个情节升格到全书“本旨”的把握。今天看来不免有写简单化倾向；若置之整个“水浒”研究史，则不难发现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突破。
在陈氏之前，人们对“水浒”本旨众说纷纭，有“忠义”说，“盗强”说，“英雄”说。即使与陈序同登卷首的胡适长序，主要在通过“水浒”演化历史的考证而传递一个“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说到《水浒》之本旨则语焉不详；只是含糊地说，梁山义军是在“反抗政府”。这与封建士大夫所谓“澄清吏治”说无本质差异。
陈独秀早就有贫富对立的观念，然自觉尝试用阶级斗争观念分析问题是1920年前后，亦即其为《水浒》作序时期。
亚东图书馆版《水浒》版权页
在作《水浒新叙》的前几个月，陈氏有《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答知耻》、《答章积和》等文论及工人的地位与待遇。他说：“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
在《水浒新叙》之后，陈氏于1920年下半年更有多篇文章论及中国工人的处境与出路，正式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尤其是9月5日所写《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简直与《水浒》中白胜所唱民谣有异曲同工之妙：
富人生活
开着电风扇打麻雀。
坐汽车四处兜风。
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
吃荷兰水冰淇淋还嫌不凉，
吃西瓜还嫌不甜。
睡在纱帐里，
床前放着一盘水，
点着根蚊烟香。
肥肉大鱼嫌腻口，
海参鱼翅又嫌腥。
穷人生活
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
拉车运货，
走一步出一阵汗。
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
出气不得。
路上遇见自来水或施茶，
不管脏不脏便咕嘟嘟地喝下。
睡在矮檐底下，
或小客栈里，
终应供蚊虫蚤虱大开宴会。
当了一件破棉袄，
买来二升米，
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
《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
如今谁都明白，阶级分析的方法并不是分析文学作品唯一最佳方法。但要讨论《水浒》这部小说的主题，却是离不开阶级分析的方法的。由上所述可知，《水浒新叙》是陈独秀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水浒》的成功尝试。这是陈独秀高居前人乃至同代人之上的关键所在。
与某些认同于《水浒》情结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二十年代的陈独秀理论焦点在工人运动，而非农民运动，因而他虽认清了《水浒》所揭示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冲突，却并不怎么看重《水浒》的理想。
他在引了白胜唱的民谣之后指出：“《水浒》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陈独秀这样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说：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美妙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受。
此说虽不无偏颇，又不无道理。由此出发，陈氏高屋建瓴地把握了《水浒》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16。
《一个时代的路标：蔡元培·陈独秀·胡适》
我们知道文学固然以真实为生命，却亦不可忽视作家及描写对象的主观世界。然而陈独秀鉴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人偏于虚妄而不尚务实，因而于文艺之诸种领域都竭诚呼唤着有利于促进中国人趋实的写实主义。
正是由此出发，陈氏在《〈儒林外史〉序》中批评“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呻吟’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从而充分肯定：“《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看了这部书的，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那一件不是历历在目前？那一个人不是维妙维肖？”
不过，陈氏更看重的还是吴敬梓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内容。他说从“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写鲍廷玺的婚姻”，“很看得出吴敬梓极不满意父母代定婚姻制”；从“四十八回里写王玉辉的女儿殉夫一事”，“很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从二十五回里倪老爹所说做了37年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及五十五回于老者种地过活何等自由适意，“很可以看得出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
他进而说：“这三个问题，吴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们认作问题，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
亚东图书馆版《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
其实这三个问题，正是“五四”时代极为敏感的社会问题，陈氏正是以其敏捷的当代意识去观照古典小说，以小见大，指出作家或一闪光的思想，道人所未道，发人之未发。
亚东版《儒林外史》，陈序前后尚有胡适与钱玄同所作序言。
胡序说，一部《儒林外史》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就见识而言，其用意只是要想养成一朝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还盛赞：“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
钱序则从“描写真切，没有肤浅语，没有过火语”，“没有一句淫秽语”，“是国语的文学”这三层好处着眼，认为其“适宜于青年学生阅读”，并说第一层为与《水浒》、《红楼梦》所共有，而后两层则为《儒林外史》所独有。
当然钱序也论及吴敬梓能讪笑举业，怀疑礼教，由此证明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胡序、钱序皆佳，然深刻性却似稍逊于陈序17。
陈序之所以深刻，则源自于他对科举有痛苦经验与独特反思。陈独秀少年时代在祖父的棍棒与母亲的眼泪的夹攻下，以大哥为师曾在科举道路上挣扎过一番。十七岁参加院试，考题是“鱼鳖不可食也材木”的截搭题。
《独秀文存》
陈晚年在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鄙薄科举。”
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的江南乡试，则让陈独秀鄙弃了科举。他在自传中详细而生动地描写了南京贡院的惨景以及考生的丑陋。他笔下的考场，较之《儒林外史》所描写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老大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
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
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帖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座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
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的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烧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独秀先生遗稿》
而陈氏笔下丑陋的考生，则简直是《儒林外史》中难以找得到的形象。他说：
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日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到：“好！今科必中！”
如此考场，如此考生，给陈独秀造成精神震撼，简直超过了前不久经历的甲午战败。他进而说：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就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18。
《陈独秀诗存》
此段文字风格与《儒林外史》何其相似乃尔，而其认识又远出吴敬梓之上。这虽是陈氏晚年于南京监狱回忆当年南京考场故事，但讲的是当年的思想历程。有如此这般的经历与见识，方有这篇佳序的产生。
关于这篇《儒林外史》新序，据汪原放说，是由他起草，陈独秀只改了两处。汪氏视为陈“奖掖后进”的表现19。但我则同意沈寂先生的意见：“这篇《儒林外史》新叙的思路和格调，与陈独秀的其他几篇新叙相同”，“通篇文字不像汪原放的风格，汪也无此思想境界。可能是先由陈独秀授意，而后汪原放起草，再经改正而成的。”20
陈独秀在1920年到1921年间，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排印中国通俗小说，写了四篇新叙，其中《红楼梦新叙》篇幅最长，影响最大，引起的非议也最大。“文革”后出版的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稿》和韩进廉《红学史稿》都有专章批评此文。
陈独秀文章的全称是《〈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21。关于《红楼梦》书名“以为用《石头记》好些”的意见，表明他在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前就有前八十回和四十回的观念；而且既谈曹雪芹之作品，他倾向着眼前八十；既谈前八十回就当用抄本名称：石头记。
亚东版《红楼梦》虽是一百二十回本，但陈独秀对之可能尚未来得及看，他文中所论的还是他心目中的前八十回，因而其于行文时皆称《石头记》，未称《红楼梦》。而我则为行文方便仍统称《红楼梦》。
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
陈独秀对《红楼梦》的评价是有分寸的。他说：
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书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底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从这种文学观点出发，陈独秀甚至别出心裁地指出：
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红楼梦》节奏的舒缓，描写的细腻，个别情节的旁逸，对一般读者来说，或许没有什么不合适；但对一个狂飙时代的急先锋陈独秀来说，可能形成的反差就太大了，因而生出请名手删削《红楼梦》琐屑故事的狂放念头，至于哪些是琐屑故事，怎么删削，删削到什么程度，这些具体的操作程序，正在忙于建党的陈独秀可能都未来得及细想。
操作程序虽未拿出，却并不能证明陈氏大气磅礴的指点就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红楼梦》那些缺陷存在的原因，陈氏作了进一步分析，说：
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版权页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有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底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已习惯了那种“文史不分”的文化形态。在小说批评史上，甚至从来就是“史家意识”占主导地位，因而小说被习惯称之“野史”、“稗史”、“史之余”。
陈独秀却明智地指出：“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因而“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底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难能可贵的是，陈氏正是从文史分工处发现了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之差异所在。他说：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遂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底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
正是出于这种开放的宏观的考察，陈氏对中国小说的读者与作者都提出了新的期待，他说：“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这自然是期望文学朝着人的方向发展，是值得称道的进步的文学观。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郭、韩二位却责之为“多少有点用欣赏西洋文艺小说的口味来评论本国小说的意味”。
了解中国新文化运动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借鉴西方文艺思潮来推动中国的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革命先驱的显著的思维特点，怎么能不顾历史地加以指责呢？
有趣的是，当陈独秀对“红学历史”稍事回顾时，郭、韩二位的责备就来得更加令人惊讶。陈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去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代何人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它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红楼研究小史稿》
对之，郭说陈是“全盘反对人们分析研究作品的思想内容——理想、主义、哲学思想”；韩则更上一层楼，指责陈氏“公然与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空谈些主义’的反动政治口号相呼应”。
然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学者都不难了解，陈氏所云是分别针对“红楼诲淫”说、“红楼'合于大同之旨’”的政治小说论以及“索隐派”之红学观而言的。
郭、韩既为红学史家，对此之了解自不在话下。他们更应了解，陈氏所云旨在强调以文学的眼光去阅读《红楼梦》，而并非一般地反对用“主义”去分析它的“内容”。此时的陈独秀是高扬“主义”的旗手，怎么可能反对以“主义”去分析研究《红楼梦》呢？
综上所述，可见陈氏在《红楼梦新叙》的主旨在还历史给历史，还小说给小说，强调以文学的眼光去创作、阅读文学作品。这在世纪之初，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红楼梦新叙》之外，陈氏还有两次集中谈论《红楼梦》。一次是在1917年《新青年》同仁讨论中国小说时所发表的意见，一次是30年代在南京监狱中与人谈及。第一次前文已叙，这里只说第二次。
晚年在南京监狱里，陈氏与人漫谈文艺时，仍高度评价了《红楼梦》。他说：
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名人，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孔尚任、王实甫等，也是世界难寻的伟大作家。尤其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末期封建社会，可以说淋漓尽致，入骨传神，使人们不必读史，就一眼看到清初中国社会一幅全图。人物之多，入画入神；结构之紧，合情合理，真是旷世珍品，千古奇闻。
可惜难以翻译，外人不能欣赏，日本汉学家称，《红楼梦》为天下第一奇书，诚不诬也。曹雪芹十年寒窗，才写了这部著作的前八十回，态度是何等严肃（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写了七年）。诗文词句的推敲，也沥尽心血，故能达到美的结晶，决非今之作家粗制滥造所能比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氏由《红楼梦》进而论及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他说：
不应草率从事，想写就写，写出来的东西轻飘飘的，没有味道，一读即完，不象《红楼梦》那样百读不厌。至于说反映社会生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殊难。如有的人写工农，除了苦呀悲呀没吃没穿啦，一下子就走向革命，接着就是拥护和打倒，最后或坐监或杀头，至死不屈。
实际生活决不会这样简单，前进有过程，后退也有过程，作家的任务要通过体验生活，再加上艺术构思，巧妙地描画出生活的工农来，而不要借工农之口，说出知识分子的话来，叫人看了四不象。
中国谚语说画虎难画骨，画人难画情，画虎不成反类犬，画人不成反类精。听说赵子昂画百马图，未着笔前在书房里打滚，拟马的各种姿态，再出而观马，然后下笔。百马图中的马各有不同姿态，正如曹雪芹写众多丫环、小姐，各有各的性格一样，这种精神和技巧都是应该效法的22。
明眼人不难看出，陈独秀所言决非无的放失的空谈，而是颇有针对性的至理名言。陈独秀或许还算不上个红学家，他的红学言论也相当有限，但他的红学观留给我们的历史启迪却是宝贵的。
其一，陈独秀以参予当代文化批评与建设，作为“红学”之前提。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同仁始终将《红楼梦》及明清小说研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与此前此后之纯学术研究有明显区别。
“红学”当然应有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当如陈独秀等先驱将《红楼梦》研究引入当代文化批评与建设，以推动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则或为“红学”生命力所在。陈独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其晚年，都致力于此，应该说难能可贵的。
陈独秀手迹藏书票
第二，陈独秀能以宏观的比较眼光看待《红楼梦》。
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呼唤“德”、“赛”两先生，也是他首先从法兰西文明中引进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他1915年11月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是中国近代文论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文论的专论）。
因而他能高屋建瓴地将《红楼梦》置之于东西方文学的大坐标上去比较去评判。同时，又能将《红楼梦》与其他小说相比较。
这样，陈独秀就能较准确地给《红楼梦》定位。如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指出，《红楼梦》居“古今说部第一”；同时也最早提出，“《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不无偏颇处，却仍有可取之处。
今天的“红学”引入外来理论与比较研究，都有新进展。只是可惜有少数文章用新理论，似乎消化不良，不如陈独秀们融合贯通，运转自如，无生硬之迹象。
第三、陈独秀能一分为二评价《红楼梦》。
《红楼梦》固为古今说部第一，但曹雪芹毕竟是人不是神，其于创作过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是血，这血铸的大书是他十年增删五次而成。增固为添新，删则当为去疵。“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脂君所哀者当有二：一以其非全璧（未竟全书），一以其非完璧（非完美无缺）。因而《红楼梦》即使是前八十回也非天书，而是人间喜剧；同理，“红学”首先是人学（研究书里书外的人的学问）而非神学。
《陈独秀晚年著作选》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缘何而起，“红学”中似乎有一种片面的观念，即不实事求是地拔高《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使某些红学文字演成了“美言竞赛”，致使被识者讥为“洪水泛滥”。当然这只是“红学”之支流，然不克服会影响红学之健康发展。
相形之下，陈独秀那打算对《红楼梦》进行切割手术的“狂放”之言，虽难以落实，却似仍能留给后人一点启示，即使对“古今说部第一”的《红楼梦》也不妨在言足其佳处之余，分析其陋处。陈独秀更告诫人们认清《红楼梦》与新文学之差异。说，若将之当作“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蒋和森在《〈红楼梦〉艺术论》中说：“说到《红楼梦》艺术上的缺点，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在总的创作方法上属于旧现实主义的范畴。这部小说虽然提供了非常丰富、非常宝贵的创作经验，不过它终究表现的是旧时代的生活——那种比较静止、停滞的生活”。
无怪乎恩格斯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23。因而，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法，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而任何艺术的更新，都离不开对前人艺术的佳处与陋处的借鉴。一般来说，传统的“佳处”或许只能喂养出二、三流的作家，而历史的“陋处”或许能激励出第一流的作家24。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因而我们在研究《红楼梦》“佳处”的同时，务必要加强对其“陋处”的研究。当“歌德派”的阵势在不断增强时，这种研究就尤其重要了。
行文至此，我则不仅期待学界对陈独秀之红学言论有全面公正的评价，更期待有更科学更完备的红学史出现。
1、陈独秀《实庵自传》，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第21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2、陈独秀《致汪原放》，转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3、陈独秀《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诗集》第45—46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4月版。
4、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1941年5月）。
5、章士钊《赠仲甫》，转见沈寂《陈独秀与章士钊》，《江淮文史》1996年第2期。
6、苏曼殊（署“昙鸾”）《绛纱记》，及陈序（署“独秀”）、章序（署“烂柯山人”），皆见《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1915年7月出版）。
7、苏曼殊《碎簪记》1916年11月、12月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3、第4号；陈序作于1916年11月22日，1916年12月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4号，署名“独秀”。
8、钱玄同语，转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第6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
9、胡适《答钱玄同书》中云：“《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今日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也。”见《胡适学术论文集·新文学运动》第353页，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
10、鲁迅《论睁了眼看》，吴子敏等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第18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11、钱玄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内部发行）。
12、陈独秀《答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
13、陈独秀《三答钱玄同》，《独秀文存》第727—72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4、陈独秀《〈西游记〉新叙》，写于1921年12月21日，见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西游记》卷首。
15、陈独秀晚年谈《西游记》，转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16、陈独秀《〈水浒传〉新叙》，写于民国九年七月七日，见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水浒传》卷首。
17、陈、胡、钱三位为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儒林外史》所作新叙的时间，分别为这一年的10月25日、4月8日、10月31日。
18、陈独秀《实庵自传》，陈木辛编《陈独秀印象》第220—221页。
19、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63页。
20-、沈寂《汪孟邹与陈独秀》，沈寂主编《陈独秀研究》第1辑第387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3月版。
21、见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版《红楼梦》卷首。陈序自署“1921年4月叙于广州看云楼”。
22、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80年10月版。
23、恩格斯《致裴·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版。
24、有关古典小说的艺术缺陷，参见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第25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