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性镜隐喻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
一、 从道教镜文化研究史说起
本文要探讨的政治性镜隐喻是一个从中日古代镜文化研究史中发现的语言现象。福永光司以研究神道教与中国道教的关系而著名，对于神道中的镜，他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既把天孙降临神话中的天照大神赐镜情节与六朝以来谶纬思想中的“天镜”联系起来。他在《道教と日本文化》提到这个看法:
漢代の讖緯思想文献、いわゆる緯書（『春秋孔録法』の中に「人有り卯金刀、天鏡を握る」とあるのなどが注目される。・・・天照大御神が邇邇芸命に対し、鏡を至人もしくは聖人の心、ないしは漢の王朝の劉（卯金刀）氏の皇帝権力の神聖性の象徴と見るこれらの道教的思想信仰と密接な関連性を持つ）[1]在《道教思想史研究》中，福永把“握天镜”与纬书中的另一个镜话语“秦失金镜”联系起来，认为这里的镜都是指皇帝的权力。福永提出的观点总结一下是：道家的镜象征“至人之心”，或者汉朝皇权，这两点都与古事记中的天照赐镜情节有关，但是福永没有说明是怎样的关系。是仅仅相似的关系，还是中国镜意象影响到了天照赐镜神话？依据史料和依据逻辑的分析式论证都没有。
王小林老师在论证天镜和《日本书纪》中的和语词汇“天津水影”的训诂时，列举了《艺文类聚》中收录的多个“天镜”的用例，认为中国古代的“天镜”观念是影响“天津水影”的训诂的因素之一。这样，两位先学分别提出了天镜话语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笔者在学习前辈学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为推进研究，首先需要确定上述两个话语的性质，笔者不强调这两个具体的语词属于道教还是谶纬等文化系统，因为实际上在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道教与谶纬之间交织错杂，很难严格区分。而是着眼于它们的意义，意思分别是秦朝失去政权和刘邦获得政权，握天镜和秦失去的金镜既然都隐喻皇帝的权力，那么笔者把它们定位为政治性镜隐喻。这是第一个问题。笔者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依据各种类型的资料来证实镜隐喻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包括依据历史事实考察对天孙降临神话的形成的影响，以及除此之外对于天皇即位仪式的影响、“天津水影”的训诂以外，还有哪些影响？第三，日本是完全分毫不差的接受了政治性镜隐喻，还是有所选择或者发展出自己的理解？本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二、中国古代政治性镜隐喻的使用情况
政治性镜隐喻的早期形态可以从谶纬类文献中梳理而得。笔者总结多个学者的研究，发现此类镜话语都在多个谶纬书中出现。“卯金刀握天镜”话语出现在两部春秋纬中，即《春秋演孔图》和《春秋孔录法》。“秦失金镜”出自于洛书（严格说属于谶书）和两部尚书纬中，即《尚书考灵曜》和《尚书中候》另外还有“桀失玉镜，用以噬虎”话语，出现于《尚书帝命验》（一名《尚书帝命期》）。这样在谶纬类文献中目前发现了3个形态的政治性镜隐喻。这3个镜隐喻各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首先《春秋孔录法》和《春秋演孔图》中的“有人卯金刀，握天镜”，“卯金刀”在古代被视为汉朝刘姓皇室特别是刘邦本人的代称，这句话意义可以理解为“刘氏握天镜”。《洛书》和《尚书考灵曜》中都有“秦失金镜”，而东汉郑玄对这句话的注也都是“金镜喻明道”，即已经意识到金镜是一个隐喻，隐喻“明道”，即正确的政治原则或规范，这是对“秦失金镜”一事做了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深层解释，而不是作为字面意义的理解为一个失去镜的事件。《尚书帝命验》中有“”桀失玉镜，用之噬虎。”学界一般谈及此句时也同时加上郑玄的注：“镜喻清明之道，虎喻暴也。”可见郑玄一贯把纬书中的残暴政权丧失的镜、无论金镜还是玉镜都解释为“明道”，即正确的统治之道。
纬书方面的权威著作、由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辑录的《纬书集成》中显示，卯金刀握天镜的所在章节已经不够完整， 这句话不见首尾，处于一种语境不明、很难准确理解其意义的状态。如果不看郑玄的理论性较强的阐释，仅就秦失金镜一词来看，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对秦失去金镜这一个不知是否发生过的事件的叙述，还是像郑玄所阐释的那样，其实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或哲学层面的意义。
那么政治性镜隐喻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古时期影响力有多大？判断一个语词或概念的影响力，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统计某段时间内有多少人在多少文本中使用了或者化用了这个语词。考虑到中日古代文化交流领域的时代问题，笔者对于数据库中到唐代末期为止政治性镜语词的使用频次进行了大致统计。笔者首先采用古籍数据库检索的方法，在《中国经典古籍库》《爱如生中华基本古籍库》《CCL汉语语料库》进行检索，发现此类词语在近代以前使用频率较多，仅举典型的用例以及其所在文本的性质就可以显示镜隐喻在中古政治类书写的重要性。而且镜隐喻衍生出了多个不同的变体，除了“握镜”类格式外，还有”悬镜”格式，以及少量的其他动词变体，如纂，笔者推测通“攥”，意思和握差不多。从含镜名词的变体来看，有金镜、天镜、玉镜、明镜等。
· 握镜： 齐明帝萧鸾建武元年（ 494年）即位诏：“皇齐受终建极，握镜临宸”（《南齐书》）
· 握天镜：南朝宋顺帝让位于齐萧道成的策命：“披金绳而握天镜，开玉匣而总地维”（《南齐书》）
· 握金镜： 刘孝标《广绝交论》：“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文选》）
· 纂玉镜：齐梁间人徐陵（徐孝穆）被扣留在北齐期间，致书仆射杨遵彦：“……我大梁应金图而有亢，纂玉镜而犹屯”（《陈书》）
· 悬镜：贞观21年正月《封禅诏》尽先圣之能事，扬蕤三统。垂曩哲之尊名，悬镜天衢。
· 悬金镜《为行军元帅郧国公韦孝宽檄陈文》（韦孝宽 509-580）“天元皇帝……悬金镜，振玉鼓。”
由上可见，政治性镜隐喻最早出现于纬书中，因此可以上溯到东汉。 在南北朝到唐代作为描述皇帝统治的词汇在文章中大量运用，无论是皇帝诏书，包括即位和让位诏书，还是朝廷官员写的策、颂、赋、诗歌、碑铭等，几乎不分体裁文类，在需要描述皇帝治国时，往往使用不同形式的镜隐喻，其意义也比较明显，即用于形容某人掌握政治权力，即位称帝；或者反过来用“秦失金镜”的典故来指称某个朝廷丧失了政权。“秦失金镜“在南北朝时代并没有用在朝廷公文或者各种酬酢类的文学作品中。但是虞世南在隋代为官期间编成的类书《北堂书钞》中，其《帝王部・失政》一章罗列了若干描述失去政权的词语，有“失其玉镜”“秦失金镜”，在《政术部・亡徵》即关于亡国征兆一章也有“桀失玉鏡”“秦失金镜”。《北堂书钞》与《文选》、《艺文类聚》不同，不是整篇收录诗文，而是按主题罗列各种相关短词短句，每一句后面加上作者的注释，表明出典。这部类书具有文学表达索引的功能，可以使人比较快的掌握骈体公文的写作方法。由此可见，在隋唐之间，“秦失金镜“已经成为表现失去权力这一现象的常用修辞模式。就其在文学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来看，在唐代的诗文中有少量出现，笔者发现的有李白《商山四皓》“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以及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中的“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这两个例子都是同一个方式，即叙述秦亡汉立的政治变动时，以金镜的消失作为比喻。这从侧面表明，秦失去金镜的叙事在唐代前期已经成为知识界比较熟悉的知识。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多数政治性文本中一般只从镜隐喻系列中选出一个来单独使用，并没有考虑握镜、悬镜、失镜之间的关系。李善在《文选注》中引用上述语句的方式显得与众不同，本来《春秋孔录法》、 《尚书考灵曜》以及《洛书》是不同的谶纬书籍，李善在对刘孝标《广绝交论》中“圣人握金镜”一句注释时，把不同谶纬书中的几个与镜有关的说法并列在一起，表明他认为“秦失金镜”与汉政权握天镜有一定的关联，但并没有明确两者到底有什么关联。
由于隋唐之间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都收录了前述纬书中的握镜、秦失金镜的语句，可以判断大约从初唐开始，知识界经过长期的镜隐喻使用实践，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认知，即把上述原来各自独立的镜叙事结合起来，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把两个事件中的镜视为同一面镜，因此就出现一个新的叙事：秦失去的金镜为汉所获得，这个叙事隐喻的是政权从秦到汉的转移。不仅如此，另有一则非纬书的秦镜叙事也逐渐融合到政治性镜话语中，即《西京杂记》记载的秦咸阳宫中能够照见人体内五脏的方镜。
《西京杂记》卷三叙述刘邦最初进入咸阳宫中时，发现大量奇珍异宝，其中一个是神奇的方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
《西京杂记》由汉刘歆（前50-公元23年）初步编写，东晋时期葛洪整理成书，目前很难判断这个秦镜故事是刘歆编写时期就已经有了，还是葛洪整理时新加入此书的，但最晚在葛洪的时代存在照胆镜故事，这是可以确定的。此处秦宫里映照五脏的神奇之镜显然能显示人的内在意识精神。《雒书》和《尚书考灵曜》的“秦失金镜”指的是不是此镜在秦灭亡、被项羽带走的失踪，目前因为原文零散，很难确证。不过两者之间的确形成了跨越时间的互文对应关系。
秦照胆镜的故事性质本来属于汉魏时代常见的博异类小故事，原来不具有政治涵义。而郑玄把秦失的“金镜”解释为明道，是对这个神秘器物和它的神秘消失现象的理性化、人文化和政治化的阐释方式。古代儒者、文人一般受儒学熏陶，具有较高的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精神，如白居易对于唐代五月端午进贡给皇帝的百炼镜，就专门作了《百炼镜》一首，讽喻劝谏皇帝：真正宝贵的镜不是实物，而是忠诚耿直的人才。秦照胆镜的话语大约从南北朝时逐渐成为描写镜的另一个修辞惯习，被用来描述镜的清明，并非仅限于描写皇帝的知人善任等认知能力。比如庾信的《镜赋》中有“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然而这篇赋整体是描写女性梳妆用的镜，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唐朝一些诗文中用到“照胆”或者“照心”，大致有两种语用意义，一是隐喻人的洞察事物的认知能力，特别是人在遭遇不白之冤的时候，往往用照胆秦镜来指称法官的辨明真相的能力，如杜甫的诗《赠裴南部》“……梁狱书应上，秦台镜欲临。独醒时所嫉，群小谤能深。”裴南部蒙受不白之冤，杜甫为他鸣不平，用显现五脏的秦镜来表现裴的清白。还有一种是特指君王的这一认知能力。如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制：“……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爱憎。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册府元龟》卷第158 帝王部诫励第三）意思是臣下向皇帝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请求有着各种各有的主观色彩，身为皇帝必须具有如照胆镜那样的洞察能力才能辨明是非。
笔者认为，关于秦汉交替时期镜的三个叙事，彼此有可兼容接合之处。因此到唐代形成了用咸阳宫的照胆镜隐喻人的认知能力、特别是君主的执政能力，与此前的金镜隐喻明道的观点融汇，并且两者都与刘氏握天镜的神话性叙事嫁接起来，三者相互融汇，形成了兼有神话色彩和政治哲理意义的镜话语。
如果把能够显现人内心活动和善恶的神奇之镜视为帝王统治能力、或者政治权力之隐喻的话，那么，秦亡后失踪的镜被解释为转移到灭秦的汉朝政权手中，对于笃信天命流行说的古人来说，的确有一定的说服力。此传说中秦始皇用来判断人心善恶、不知去向的方镜在中古时期经过辗转解释，变成了汉政权掌握的天镜或金镜。同样，根据根深蒂固的天命-五德终始等观念的逻辑，这个天镜也绝非永远被汉政权保有，而是随着天命的转移，政权的更替，在一代又一代所谓的“有德之王”手中“握”来“握”去。如《南齐书》齐明帝萧鸾建武元年 494年即位 诏书中的“皇齐受终建极，握镜临宸“的表述，反映的正是在有德之人受天命，获得政权的政治规律。
三、日本古代文献中政治性镜隐喻的用例情况（平安时代为止）
以上述政治性镜隐喻的各种变体为线索，笔者在日本古代诗文中发现了相当多使用同类镜隐喻的情况。首先运用数据库检索，辅助以手工查找的方法，收集与镜有关的汉文语句，从中筛选出与以上语词结构近似、并且表示天皇权力或朝廷的用例，按照时间顺序收集排列，可以发现8世纪到平安时代末期发布的汉文诏敕和官僚写作的汉文对策文中，频繁出现“握镜”和“悬镜”，由于镜隐喻在日本的用例比中国少，统计难度相对小一些，因此对于几种变体出现的频次进行了统计。共找到政治性镜语词有14处，其中 “握镜”格式最多，有8处， 悬镜格式有3处，抚镜格式有1例，不与动词组合的镜名词有1例（金镜）。含镜的名词变体，有金镜５例、天镜1例、玉镜1例、明镜1例。
· “握镜”类：8例
· 其中，握镜: 5例 慚无煉石之才， 徒奉握鏡之任（文武天皇“赐新罗国王敕书”，庆云3年十一月癸卯， 706年 旧历11月3日）
· 握天镜 ：伏惟，聖朝握天鏡，紐地鉾（下毛野虫麻吕对策文，711年，《经国集》）
· 握金镜：握金鏡而照臨,惣環瀛而富有。（848年 藤原良房等群臣要求改元的上表）
· 握明镜：握明鏡以惣万機，懐神珠以臨九域。（797年 菅野真道奏上续日本纪的上表）
· “ 悬镜”类：3例：悬鏡吐珠（太安万侣 古事记序文）
· “抚镜”类：1例: 仰璇璣而如冠夏日、撫玉鏡而若履春氷、（『三代実録』元慶八年（884年）四月十三日勅）
总的来看，这一类语词中最常用的模式是动词形式的“握+镜”与名词形式的“金镜”，这与前述我国中古此类镜隐喻的使用倾向是一致的。这一类带有政治色彩的镜语词出现的时间段是从8世纪初期一直到平安时代末期，此后就没有发现用例。另外要注意的是使用镜隐喻的文本的文体特征，包括天皇的诏书、 文章得业生参加考试的对策文、大臣的上表，到平安后期还有佛教的咒愿文，几乎全部都是应用类文体，具有政治性、公共性。由此可见政治性镜隐喻对于日本古代政治的影响，
四、政治性镜隐喻传入日本的可能途径与时间
前面列举的镜隐喻用例中，出现最早的是706年文武天皇的诏书，这说明，奈良时代以前，也即记纪编纂完成之前，日本朝廷就接受并且开始使用这个话语。笔者以下对镜隐喻具体的传入途径和时间进形细致的考察。
考虑到中国史料记载倭五王时期，多次向南朝派遣朝贡使者，一般在南朝政权更迭之际都会来向新成立的政权朝贡，获得新政权的封号，而且五王最后一位倭王武（雄略天皇）在478年向南朝递交的表文，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公文文体格式，而能写出这样的表文的很可能是本来就是中国人，至少也是精通汉语与中国朝廷公文的人。因此可以推测5世纪的日本王权就非常注意接触和学习中国的公文写作，在此过程中接触到南朝公文中常用的握镜类习语是有可能的。以上是笔者根据与握镜有关的历史事实进行的推测。
如果从中国典籍文献的东亚传播这个角度来推测日本古代接触到握镜话语的时间，则可以把记纪特别是《日本书记》编纂时所参考的中国典籍中收录的握镜类话语作为线索。在《书纪》以及上代文学研究界，书纪出典研究是一门显学，学界较早注意到对于书纪编纂润色语言上使用的参考文献是《文选》以及李善的《文选注》。《文选》以及李善注可以视为“握镜类话语”传入日本的一个途径。此外，《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也很可能是镜隐喻传入日本的途径。小岛宪之提示了《北堂书钞》对《日本书记》编写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北堂书钞》是隋唐时期流传到现代的为数不多的类书之一，其价值非常宝贵。该书的《帝王部二徵应五》中罗列的系列词句中有“持金精 握金镜 击玉鼓……”，其实这三个词之间只是简单排列，没有有机的逻辑关系。《北堂书钞》的帝王部、政术部收集数量巨大的关于皇帝、政权得失、统治方法与道德的诗文修辞习语，构成一个颇为可观的政治文化语言资源，这对于7世纪后半期正式开启律令天皇制国家建设进程的日本朝廷来说，写作诏书、展示皇权的意志和政策时，《北堂书钞》等类书中的政治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古代天皇制国家建构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使用中国的政治语言。语言是观念、文化的载体，这些词汇和文章中蕴涵着此前近千年积淀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神话。在反复的运用中国政治语言的过程中，这些丰厚的政治知识-文化也为日本朝廷上下所接受，成为支撑律令体制的主要资源之一。
以上主要类书大约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笔者参考7世纪遣隋唐使的情况进行推测。以上几部类书或者文集中，《文选》李善注是其中成书最晚的（658年完成），而7世纪日本遣隋唐使的情况如下：
遣隋使（5次）
600年 第１次
607 第２次 小野妹子 608年帰国
608年 第３次 小野妹子 609年帰国
610年 第４回
614年 第５次 615年帰国
遣唐使（6次）
630年 第1次 犬上御田鍬・薬師恵日、632年帰国
653年 第２次 吉士長丹・高田根麻呂 道昭
654年 第３次 高向玄理 河辺麻呂 薬師恵日 655年 帰国
659年 第４次坂合部石布 津守吉祥 第４次 661年帰国
667年 「遣唐使境部石積ら、筑紫に帰着」（第５次？）
669年 第６次 河内鯨ら
可以看出7世纪是日本派出赴中国使节团非常频繁的阶段，其原因可能是这正式日本律令天皇制国家草创的关键时期，因此积极学习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笔者推测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还有南北朝的《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等中古类书最有可能传入日本的途径就是7世纪的几次遣隋唐使。即使是7世纪最后一次669年遣唐使，距离《文选》李善注的完成也已经过了10年，因此把当时的主要类书带回日本是完全可能的。
五、镜隐喻对日本古代天皇制文化的影响
源自谶纬的政治性镜隐喻对于日本的古代政治书写影响至深，从前述内容可以总结为三个侧面，一是形成对于天皇权力的汉文-中国式理解，二是在日本国家仪式方面发挥了影响，三是编创天皇起源神话方面对镜隐喻的参考。706年文武天皇的“握镜“用例和711年刀利宣令对策文中以及大神虫麻吕的握镜类用典非常值得重视，这说明在记纪编纂正在推进以及完成以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式镜隐喻受到日本朝廷的很大重视，天皇诏书和官僚的对策文、表文中都使用该语词来指称天皇的统治。
笔者认为，镜隐喻对日本古代政治的影响较早的表现除了古事记的天孙降临神话，还有《养老令》中规定的天皇即位仪式：“凡践祚日，中臣奏天神寿词，忌部上神玺镜剑”。最近看到一个观点，榎本福寿认为，这个仪轨其实在689年颁布的《飞鸟净御原令》中已经有规定了，[2]但是笔者没有找到旁证，故在此仅仅介绍这个说法。这样的程序在实际举行的即位仪式也有体现，即《日本书纪》持统天皇四年（690年）即位仪式中献上镜剑的记载“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物部麻呂朝臣、樹大盾。神祗伯中臣大嶋朝臣、讀天神壽詞。畢、忌部宿禰色夫知、奉上神璽劒鏡於皇后。皇后、卽天皇位。公卿百寮、羅列匝拜而拍手焉。”另外《书纪》的继体天皇、宣化天皇部分也有即位献镜的记载。
『書紀』継体天皇紀：（元年）二月辛卯朔甲午、大伴金村大連、乃跪、上天子鏡剣璽符、再拜。”
宣化天皇紀 “群臣奏上剣鏡於武小広国押盾尊、使卽天皇之位焉。”
对于这几则臣下献上镜剑的记载，目前的研究史有很多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持统即位的记载反映了史实。宫崎市定认为即位献宝器的记载参照了汉书中的汉代皇帝即位时献上传国玺的做法。笔者则认为即位仪式上加入奉献神圣物品环节固然受到汉代即位仪式的启发，但是具体献的物品有镜，而不完全是玺，这更可能是依据“握镜”的观念。因为首先，前述镜隐喻经由书籍媒介传入日本明显早于持统天皇即位仪式，更早于记纪的编纂，镜隐喻构成持统即位的文化背景，而不是相反。其次要简单交代一下天武末年到持统年间的政治局面，天武死后，皇后称制期间，即书纪中的持统天皇3年（689）四月， 皇太子（持统的儿子）草壁皇子去世，留下其子轻皇子，年纪尚小。690年，持统天皇举行即位仪式。古代史学界一般认为持统做天皇是中转性的，是为了等待其孙轻皇子将来长大后即位。这样从草壁去世的持统3年开始，祖母与皇孙的关系构成持统时期天皇政治的核心部分。后来持统天皇11年，轻皇子（文武天皇）正式即位时，持统还在世。[3]
日本学者已经证明，即位仪式中献给持统天皇的镜剑就是君主权力和身份的符号，这意味着拥有镜剑才是真正的天皇。汉语“握镜”从字面来看恰好可以表达天皇拥有镜的现象，这样，仪式中天皇接受的镜与中国的握镜等话语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古时期，只存在作为隐喻话语的镜意象和“握镜”典故，而实际上代表皇权的神圣器物中并没有镜，中国的国家重器自先秦以来主要是鼎和玺，汉朝建立以后又发明了刘邦的斩蛇剑作为王权的符号。而持统天皇即位时接受镜的仪式反而与握镜话语更加对应，笔者推测持统天皇在握镜话语的启发下，在自己即位时新设计了献镜（也包括剑）的环节,以直观可视的方式来将“帝王握镜”话语表演出来。[4]
关于握镜隐喻对于天照赐镜神话的影响，首先需要尽可能确定天照赐镜神话的形成时间。近年来日本界对记纪神话的新研究形成了一个学说，即记纪神话虽然其叙事内部时间动辄讲几万年以前，但实际上真正的编创时间是在天武持统时期，即我们目前看到的有一定体系的记纪神话基本上是在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期编写成的。如北野达认为：
今、本稿において、『古事記』『日本書紀』天孫降臨神話ともに、天武以降、おそらく持統以降でなければ、成立し得ないであろうことを明らかしえた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5]
大和岩雄把该神话产生的时间进一步精确为持统10年（696年）以降。他提出了为什么是天孙降临而不是天子降临的问题，认为编纂天孙降临神话的背景是持统天皇想把她的孙子轻皇子推为天皇。[6]天武末年到持统初年形成的祖母——皇孙关系模式在天孙降临神话中很明显的复制出来。持统在自己即位时就把镜剑作为皇权象征物，以仪式的方式展示了握镜隐喻。她把皇位传给孙子这一政治行为在古事记中体现为天照大神派遣天孙降临地上，并且在降临之际把代表自己的“御魂“的镜授予天孙。记纪的核心情节——天孙降临神话中的天照赐镜神话与帝王握镜叙事有着共同的结构，即天孙受镜VS帝王握镜。 拥有镜的都是最高统治者，区别仅在于最高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子孙还是帝王，而中国的帝王一贯被视为天之子，两者在作为天界最高存在的血缘关系者这一点上是同质的。这样，两个神话表述是视角不同而有着相同结构的叙事，形成叙事上的对应关系。
由于镜隐喻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早于持统时期，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即记纪所讲述的天照赐镜是受到中国镜隐喻或者说政治神话的触发，在持统-文武天皇时期新编写出来的。天照赐镜情节的叙事意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文武天皇应该即位，因为它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持统天皇的孙子。而是为了解释天皇拥有镜的事实。作为祖先的太阳女神（对应天皇的祖母，上一任君主）赐予镜，所以文武以及以后历代天皇才拥有镜，有镜才能证明自己是具有神圣合法地位的君主。天照赐镜神话其实是对“帝王握镜”这一话语的具有神话性质的表述形式，或曰，日本式改写。
六、古代日本对于中国政治性镜隐喻的取舍
日本诗文中镜隐喻的用例显示，古代日本经常使用握镜系列隐喻，但是没有秦失金镜的隐喻。这就涉及到日本对于中国政治性镜隐喻的接受态度问题。中国的金镜政治话语在早期被用于隐喻清明的政治之道以及达到这一境界所需要的帝王的政治能力，随着时代演变，在南北朝的书写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隐喻政权本身。到了唐代以后，秦失金镜的意义从失去清明的政道也演变为失去政权，失金镜变成政权灭亡的代名词，可以用于任何政权的更替，还演化出直接以秦镜来指代失去能显现善恶的能力而政权灭亡的现象。中国镜隐喻产生于秦汉以来根深蒂固的天命-五德流行的框架之内，面对政权的不断更替的事实，中国古人认为代表政道的镜也可以在不同的君主之间易手，金镜只会反映上天的政治意志，被符合天命的人掌握，不会永远被任何特定个人所占有。
而日本的天照赐镜神话却相反，由于没有或者拒绝对天皇制不利的中国的天命思想，日本朝廷在编创天皇起源和系谱神话时，重点编创的是天壤无穷的神敕。与镜神话结合来看，既然天皇的统治世代延续，万世一系，那么镜也会一直在天皇家族内部传承，不会落入他人之手。朝廷以地位相当于天的太阳神的神圣命令的形式，宣告日本国家永远归太阳神的子孙统治，镜也应该永远属于天皇。笔者发现记纪编纂群体在利用汉籍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忽视了“秦失金镜”习语的存在。前述《北堂书钞》中单列“失政”和“亡徵”各一章，都收录了“秦失金镜”。但是记纪中完全没有关于日本天皇失去八咫镜的记载。此后八咫镜（实际上是其复制品）长期保存在皇宫中，直到11世纪早期藤原道长时期被烧毁。对于渴望建立天皇永久统治的日本古代朝廷来说，象征着天命流转、丧权亡国的“秦失金镜”类的话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日本天皇之镜神话与相关仪式强调的是天照神敕赋予镜的延续性与永恒性。
[1]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人文書院、1987年、11頁。
[2]榎本福寿「天皇即位儀礼の始まりと神代紀の成り立ちーー中臣大嶋のしごと」『京都語文』第27号、2019年11月。
[3]持统天皇死于703年（大宝2年）。
[4]虽然6世纪倭国统治者把镜分发给各地豪族作为权力的象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大和的王在即位时有移交镜剑的仪式。书纪继体天皇、宣化天皇即位中的献镜剑记载一般认为是虚构的。
[5]北野達「『古事記』天孫降臨神話の形成――伊勢神宮の創始と大嘗祭と」『 山形県立米沢女子短期大学附属生活文化研究所報告』 (40), 1-35, 2013-03。
[6]大和岩雄『日本神話論』大和書房、2015年、67－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