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和尚出家因缘及师承考辨
文/大生
一、担当和尚生平
公元1644年，干支纪年为“甲申”。这一年，世逢多变。
年初，李自成称帝，jian*guo大顺；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续祚南明，年号弘光；九月，清廷迁都北京，顺治即帝位；十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
豪强蜂起，混战不断。tu*sha与反抗、攻伐与防守，百姓死伤无数。后来的士大夫说到这次乾坤巨变的时候，往往称之为“甲申之难”或者“甲申tian变”。
当时，释担当五十二岁，他还没有出家，名叫唐泰。
唐泰字大来，出生在云南晋宁一个仕宦之家。高祖、祖父、父亲三辈都能诗文，诗作合辑为《绍箕堂集》。唐泰少年时期，曾随父宦游金陵、临洮数年。十九岁后至三十三岁，基本都在云南度过。
三十三岁时，唐泰受荐入礼部面试。不第后，游览吴楚各地，并跟随董其昌学画、李维桢学诗，一时交游广泛，中峰苍雪法师、陈继儒、李本宁，都成为他的朋友，与之往来唱和。
明朝商品经济繁荣，晚期崇奢观念充斥朝野。宦官和东林党水火般的争斗，外敌的环伺，加之物质的丰富，共同促成晚明的特殊文化现象：佛、儒、道三家思想，比起以前，明显不足；最大的特征，反而是士大夫、名僧高道身上的文人气和名士气，所谓“世衰而文人文化盛”（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纸醉金迷、表层富饶的环境中，唐泰度过了青少年时期。
三十九岁，唐泰回家奉母，此后一直在云南生活。期间写诗、画画、交游，被时人称为“云中一鹤”（钱士晋语）。徐霞客入滇，唐泰热情招待，还赠给钱物，《徐霞客游记》中对其称誉有加。
甲申guo变后三年（1647），唐泰从云南水目山无住禅师座下披剃，法名普荷，号担当。自此，中国艺术史上少了一位风流才子，多了一名诗书画僧（以下皆称担当）。
二、担当和尚出家原因初探
关于担当出家的直接原因，一直都不甚清晰。在当时，人们替他写传记的时候，就已经“皆讳之”，或草草带过，或避而不谈。
如冯再来《担当大师塔铭》中记载：“中原寇盗蜂起，（担当）知明祚将尽，复修出世之志。”杜瑞连《担当行旅图立幅论》中说：“（担当）回滇未几，闻中原乱，遂䉜发从无住禅师受戒律。”担当出家后，则“师不避客，报谒如常礼，唯绝口不及世事”。
数百年后的我们，看到这些材料的第一印象是明朝灭亡，担当报国无门，守节故君，遂厕身禅门；为避免清廷迫害，只好藏身匿迹，对过往事绝口不谈，以至人们给他立传的时候，都语焉不详。这样，担当“遗民僧”的身份，确立无疑，如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便将之列为“遗民之逃禅”条。人们进而由此角度，去理解担当的诗歌和艺术。
不过稽览文献发现，担当出家的原因，似乎不止于此，并疑点重重。
孙人龙在《题像记》中，提及该问题时，说：“明祚将亡，（担当）慨然欲有所建树，而事与愿违。”
此处说得很是隐晦。据这则材料看，担当在出家前还打算“有所建树”，只是“事与愿违”。那么，这里究竟说的是什么事呢？
据明清史料笔记，钩沉检索，略知其大概。简述如下：
崇祯自缢于煤山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是为弘光帝，继续艰难地延续明祚。此即我们常说的南明小朝廷。
当时镇守云南的最高官员，就是黔国公沐天波，也就是武侠小说里沐王府的最后一位“沐王”。
由于张献忠在四川，靠近云贵，沐天波担心张献忠的大西军会侵犯黔滇，遂商议征调军队早做准备，并派出武定李大贽到滇川边境防守。
没想到所派非人，李大贽贪墨，反而激起汉滇军民关系紧张。武定土司吴必奎声言：“朱皇帝都没了，哪还有什么沐国公？”便举兵反抗。
于是，沐天波只好号召各地土司前来平乱。
吴必奎之luan很快就被平息。但是前来参加平pan的安南土司沙定洲，却想趁乱渔利，夺取云南zhengquan。凭借祖辈的忠诚，沙定洲换取了沐天波的信任，平乱后一直待在省府昆明不走。三个月后（1645年12月），沙定洲假借辞行之名，突然发动zheng*bian。
这件事，在计六奇《明季南略》中记载道：“沙定洲驱沐天波，踞会城。杀士绅，胁巡抚为之书，请代沐氏镇滇。”
对于朋友的突然发难，沐天波始料未及，仓皇逃至楚雄踞守，其母亲、妻子、兄弟在内的沐王府眷属，均被杀害。
qibing必有谋士，而沙定洲背后的谋士，这场zheng*bian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当时还是俗家身份的唐泰！“贡生唐泰实为谋主。唐泰者，即释普荷，所称担当和尚者也。”（计六奇《明季南略》）
第二年（1646），除楚雄外，沙定洲的势力几乎遍及云南，在攻打云南各地的过程中，还屠了大理和蒙化二城。
1647年春（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大西军南下云南，首领孙可望出于舆论需要，以“替黔国公沐天波复仇”的名义，大败沙定洲。沙定洲败逃阿迷城。于是沐天波重回昆明，泄愤报仇，格杀了数千名曾经依附沙定洲的士人。
担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逃离昆明，“往水目山，从无住禅师座下剃染”。
如此，担当出家的直接原因，更多的，可能是参与沙定洲起兵失败后不得已的避祸之举。
赵藩《鹪巢识小录》说：“担公振奇好事，妄翼沙定洲者，依其兵力，或能代沐氏以扶明社，而不知沙非其人也……剃发为僧，盖明祚之后，既已绝望，乃遂空门一往。”
赵藩虽然记载了这件事，但是为担当举事，从道义层面找了个理由——因为沐氏差劲，就要起兵代之，然后再去辅佐南明朝廷。这恐怕也是“为尊者讳”的溢美之词。
沐氏自明朝初年起，留守云南，防范边陲二百多年。弘光帝赴国后，沐天波继续效忠南明，同清军作战。他在滇黔威望素高，保护永历帝入滇，追随永历帝入缅，最后在缅甸咒水之难中，反抗致死。那么，说沐天波缺乏能力和忠诚度，所以要取而代之，再去辅佐明室，显然不够合理。
在当时的情况下，沙定洲起兵的最大可能，就是想在中原鼎沸之时，趁机割据，独霸一方。作为“振奇好事”的担当，极有可能像历史上无数军阀身边的谋士一样，想通过“辅佐明公”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
只是举兵失败，不得已逃禅避祸。所以，这恐怕也是担当后来绝口不提时政、不谈身世的重要原因。至于他出家后，“遍向故人索从前所作画，署'大来’款者焚之”，也应是避免沐天波的报复，保护自己和朋友的做法。
三、 担当和尚佛学师承考辨
康熙七年（1668），担当七十六岁。他在自己的诗集《橛庵草·自序》中说：“前名普荷从戒师无住，遵戒而不嗣法也。今名通荷，从先师云门，嗣法而遵正眼。”
这一段，可看作是担当对自己师承的总结概述。后世碑铭塔记、灯录年谱，乃至研究担当者，多采用此说。
冯再来撰写的《担当禅师塔铭》中就写道：“（担当）至会稽，参云门湛然禅师于显圣寺中，觌面相承，授以禅旨。”
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方树梅先生《担当年谱》中，均从此说。唯《新续高僧传》上记载有误，“从无住祝发后，复参湛然”。将先后顺序倒置了。陈垣先生已有勘误。
方树梅先生《担当年谱》中，记载尤详。和担当师承有关的条目，悉列如下：
天启六年丙寅（1626），师在白门。秋，师与苍雪大师游虎丘，有诗。
崇祯三年庚午（1630），师至会稽，参谒湛然云门禅师于显圣寺。受戒，名通荷。嗣法而遵正眼。
顺治四年丁亥（1647），师往水目山，从无住禅师剃染，遵戒而不嗣法。
据以上资料可知，目前通行的说法是：
担当早年游历的时候，在会稽显圣寺参拜了云门湛然禅师，并且嗣法、“面受禅旨”；只因老母健在，未能出家；后来在云南无住禅师座下剃度，法名“普荷”，但仅仅是“遵戒而不受法”；担当延续的还是云门湛然禅师的法脉，只是关山相阻，不能再去会稽亲自谒见，只好“遥嗣云门”，并改名“通荷”。
但是，细核史料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真相可能是，担当连云门湛然禅师本人都没见过，更别说“面受禅旨”“嗣法”了。云门湛然圆澄禅师，是明末著名大禅师，为曹洞宗云门系的开山宗师，主要活动在浙江一带。据《会稽云门湛然圆澄禅师行状》的记录，湛然圆澄禅师生于1561年（嘉靖辛酉），住世六十有六，示灭于1626年（天启六年丙寅）。“门人迎全身至显圣寺，龛三年，塔于寺南钵盂山之阴”，即湛然圆澄禅师圆寂后，封龛三年，1629年开龛，葬遗骨于显圣寺。
而《担当年谱》中记载，担当参谒湛然圆澄禅师于会稽显圣寺，是在崇祯三年（1630）。这时候，湛然圆澄禅师已经圆寂四年，骨塔也建成近一年了。那么，担当怎么可能面谒湛然禅师呢？他参谒的，只可能是骨塔，而非禅师本人。
湛然禅师有《语录》八卷，弟子明凡录、丁元公、祁骏佳编，收入《卍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三十一套，凡语录、开示、诗文酬唱、嗣法弟子等等，皆收录在内。如果时为名士的担当真的参谒过湛然禅师，应有诗歌酬唱或者禅师的法语嘱咐。但遍检《湛然禅师语录》，并未发现这方面的信息。
法门的延嗣，是宗门大事。故而《湛然澄禅师行状》中，还详细列举了湛然禅师的付法弟子。其中有“指南明彻、麦浪明怀、石雨明方、三宜明盂、尔密明澓、昙茂李黄叶、具足明有、瑞白明雪、无学能幻”等禅师，还有一名居士“雁田柳浈”，也是付法弟子；从湛然禅师座下参学的，有“天倪明闻、香幢明海、柱石明梁”等，均未见担当之名。如果真如《担当年谱》等所说，担当“面受禅旨、嗣法而遵正眼”，不可能不被记录其中。
当然，担当有可能属于《行状》中所说的“其余印心者，林下水边，继起未艾；洞上逆流，xxxx”的一类。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另，有没有可能担当确实面谒了湛然禅师，只是《担当年谱》记载错误呢？毕竟，担当去南京参加礼部面试，是在1625年，而湛然禅师圆寂于1626年。起码有一年的时间，两人可能有交集。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1625和1626两年，担当主要活动在南京地区，除了准备礼部面试之外，他还执弟子礼，向董其昌学画，向李维桢学诗。只有在1626年秋天，他同苍雪法师一起游虎丘。虎丘在杭州，距离会稽较近，经由苍雪法师的引荐，担当极有可能趁此时机拜谒湛然圆澄禅师。
苍雪法师，即明末著名的中峰苍雪读彻和尚，诗、书、画三绝，其中诗歌造诣最高，被王渔洋称为“明代三百年来第一诗僧”。苍雪法师是云南人，和担当多有唱和。
但是苍雪法师的年谱中，并没有提及1626年秋天拜会过湛然圆澄禅师；翻索两位禅师的语录、文集，也没有互相交往、酬唱的记录。这年冬天，湛然禅师就圆寂了。可见，在1626年，担当和苍雪法师游虎丘之际，去拜会湛然禅师的可能性，几乎也是没有的。
综上所述，《担当年谱》中记载，1630年，担当参谒云门湛然圆澄禅师，面受禅旨，得其法脉，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云门湛然禅师生前，二人没有相见的机缘。最有可能的是，1630年，担当游览会稽，到显圣寺参拜过云门湛然禅师的骨塔。
担当尊仰湛然禅师的禅风，数十年之后出家，遂“私淑”湛然禅师，“遥嗣”法脉。
四、关于遥领法嗣
实际上，担当并非刚一出家，就立刻“遥嗣云门湛然”的。
关于他遥嗣湛然禅师的事，“前名普荷从戒师无住，遵戒而不嗣法也。今名通荷，从先师云门，嗣法而遵正眼”这段话，是他在七十六岁那年，为编订的诗集《橛庵草》所作的序而写的。
此前可查的是，在《罔措斋联语》的序中，他的落款依旧是“普荷”，时年七十三岁。
可知，最早也是他在七十三岁以后，才开始宣称他嗣法湛然禅师。至七十六岁《橛庵草》编订，他在序中，便明确了这个身份，正式对外表明更改门庭，嗣法于云门湛然禅师，更名“通荷”。
想来担当最初祝发，乃是不得已避祸之举，所以，实在谈不上“嗣法不嗣法”的问题。就无住禅师受戒，只是权宜之计。
这时候的担当，名士风范依旧，才高气傲，不轻许人，甚至想要东山再起。他怎么可能侍奉在师父身边，参禅求法呢？他需要僧人身份的庇护，但是又不能受师门约束，这是文人学佛的通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剃度之后，远避他处，过着名士气十足的僧人生活。实际上也是如此。查阅年谱传记，这时候的担当依旧是写诗、画画、交游，所不同只是换了一身衣服而已。
但是，担当入宗门日久，便逐渐认同了自己的禅师身份，行动举止，则俨然长老尊宿。正如全祖望所说的，“当其始也，容身无所，有所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说法，渐且失其故我”（《鲒崎亭集·二十七·周思南传》）。这从他晚年的题跋、序文等，均可看出。他虽时有“君不见，撑天拄地唯气节，丈夫临难当自决”那样的豪迈之作（《写韵楼歌》），也被人们称为“侠僧”，但畅谈佛理、蕴化禅机的诗作、对联、书画，也常常见诸笔端，如《罔措斋联语》。
担当生前就编辑自己的诗作，主要有《翛园集》和《橛庵草》。以出家为界，《翛园集》是出家前的作品。出家后的诗作都被收入《橛庵草》中。《橛庵草》编辑完成之时，担当已经七十六岁，正常人都会考虑身后的事。担当对《橛庵草》相当看重，诗作的遴选、作序都由他自己亲自完成。他知道这是要广布天下、流传后世的。因此，作为尊宿的老禅师，不得不正式面对自己法脉师承的问题了。
故而，他借《橛庵草》刊布之机，对当年拜谒骨塔之事，略作增益，正式宣称，自己“嗣法先师云门湛然禅师，更名通荷”，摇身一变，成为云门湛然圆澄禅师座下得法弟子、曹洞后人。
担当“嗣法”湛然禅师，类似我们常说的“私淑”。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此后，人们就把敬仰某位古人，不能亲自师从，却又单方面拜师的行为，称作“私淑”。私淑的现象，在士林中时常有之，但是在讲究传承、传灯的宗门内，却比较少见。如果某位禅师明明有师父，甚至“得法”于其师，但却号称私淑另一高僧，这等于不承认自己师父的恩情，是背叛师门，属于严重“忘恩负义”的行为。
可是，不同于古代高僧大德“宁可将身下地狱，不拿佛法做人情”的认真态度，以及“见过于师，方可传授”的选择传人的谨慎，明末禅门衰弱，“付法”“印可”往往已徒具形式，变成发展宗派势力的手段；而年轻的禅师想要立足，也必须先获得前辈的“付法”“首肯”。这样一来，宗门师徒的关系，就少了点佛法的纯粹，多了些世俗的纠葛，“师父”也不再那么神圣（参见《中国佛教思想史·第三卷·宋元明清佛教》）。
于是，有些志高才大的僧人，一方面举目左右，皆不足钦佩以为师；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遵循宗门戒律、世俗规范。两难之下，只好暂投于某名僧座下，获得宗门法脉继承权；等稳定地位之后，再弘法立说。所以在明末禅门中，改投门庭、遥嗣他师、私淑古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最为著名的一例，是密云圆悟和汉月法藏的“僧诤”。
汉月法藏在获得密云圆悟的付法之后，便著《五宗元》，阐畅其见。并说自己真正的师父其实是唐代临济义玄大师；契悟是从元代高峰原妙法师的《语录》开始，而最终在宋代觉范惠洪禅师的《临济宗旨》下印证，所谓“奉高峰大师为印心，觉范大师为印法”。这样，他虽然只是从密云圆悟法师这里接受法统，但是这只是获得世俗资格，无奈从权的规矩而已。如此一来，密云圆悟当然不愿意了，大骂弟子忘恩负义，以至于引起明末清初最著名的一场僧诤，许多人都卷了进来（见陈垣《清初僧诤记》）。
此事可证，在明末的宗门之中，就近受戒，但是内心遥嗣某高僧的现象，还是有不少的。或许就在这样的风气鼓励下，尽管担当没有参谒湛然禅师本人，而只是祭拜了骨塔，但是依旧可以宣称“遥嗣云门湛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担当和尚的“遗民僧”身份分析
当一个名词被通用、被标签化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模糊了名词所属概念个体的差异，比如“遗民”和“遗民僧”。
由于遗民们的生活状态、思想境界都大不相同，把所有拒不降清，由清入明的士大夫，统以“遗民”称之，自然抹杀了个体差异。更应注意的是，时代流风所至，人们往往从众从俗。明清易代，确实有不少真正的遗民，但是一旦形成风潮，就意味着有许多滥竽充数的人，也自我标榜“遗民身份”，混迹其中。傅山是典型的遗民，但是他讽刺时风道：“高尚名归义士羞，只缘人见彼王侯。钩除巢许严陵老，隐逸真堪塞九州。”拒绝和其他“高尚的遗民”并称。如此，在明清遗民分析的时候，就不得不仔细区别对待。
担当由明入清，祖上为明朝官宦，自己也是贡生，还去南京应试，交往多为仕明遗老，最后以名士身份逃身禅门。称其为遗民僧，也算合理。
不过，一如前文所说，担当的遗民僧属性，也是具有自身特点的。
担当在南京不第之后，回云南侍奉老母，此后绝意仕途，并没有再出任明朝的官员。而且云南地处边陲，远离政治中心（南明永历帝逃往云南，使得滇黔成为南明政治核心，已经是后来的事，那时候担当已经出家），和两京江浙等抗清前线不一样，人们的反清情绪也有不同。故而从政治经历而言，相比身为明朝宗室的八大山人，参加南明反清战争的髡残、弘仁，身处政治核心的方以智、吕留良、屈大均、熊开元等几位标准的“遗民僧”，担当就显得不那么“遗民”了，他的遗民感情应该没有那么强烈。
比如前文说到的僧诤。这场僧诤发展到后来，成为新旧势力的争辩，许多遗民都参与其中。木陈道忞禅师，入宫为清世祖顺治说法，“甚受赏识”，这在遗民看来，肯定与自身是水火不容的。然而，担当对木陈道忞却推崇备至。在《拈花颂》百咏序中，他说：“玉林、木陈二国师，眼正道尊，节高养静，维持灵山一脉，护国福民，倚欤盛哉！”
这段提到的玉林通琇禅师，被顺治帝封为国师，民间传说顺治出家，就是玉林禅师的弟子行森给剃度的。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都是主张附顺清廷的僧人。担当对他二人推崇备至，或许与他晚年学佛而抱有超然物外的思想有关，也可能和他仇清情绪本来就不重有关。
况如前文所说，担当出家的直接原因，是沙定洲举兵失败，逃避沐天波的复仇，这与因明朝覆亡、清廷逼迫而出家，也大有不同。
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南明著名抗清名臣钱邦芑祝发为僧，号大错和尚，门人随同出家者有十一人。未几重新出山抗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帝被害，清兵搜捕钱邦芑，他复入云南鸡足山重新为僧，开始编纂《鸡足山志》。
比较巧的是，当时担当也在鸡足山。担当与大错和尚年岁相当，且均有诗名，两人同为“遗民僧”。其他遗民僧相见，大多“把酒纵谈往事，眼前依旧青山。云中帝子何在，几次招魂未还”（迟光启句），甚至“苦痛流涕”。但是大错和尚却在《鸡足山四友记》中，说到“独来滇南三载，求一共语者不可得”，《大错文集》中，也没有与担当酬唱的诗歌。后人以为大错和尚狂妄，实际上，这恐怕不仅是狂妄，更多可能是大错和尚认为彼此本不是同行之人罢了——出家原因不同，遗民原因不同。
六、小结
至此，关于担当和尚的一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总结如下：
担当早年游览中原，后来归居云南。时值乱世，欲协助沙定洲起兵举事、雄踞一方，兵败后，避祸投身禅门，从无住禅师座下受戒。晚年增益当年经历，假称面受禅旨，遥嗣云门湛然禅师。他算不得十分严格的遗民僧；受时风影响，诗书画禅之外，亦以侠僧名之，为一时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