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偶像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已在日本出现。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偶像不断进化为各种形式，从基于3D影像的虚拟偶像、基于网络活动的虚拟偶像、基于游戏的虚拟偶像，一直到基于音乐制作软件的

新技术凸显强大的文化重构力量来源：人民论坛网2021-06-03 11:34作者：孙利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摘要】虚拟偶像从二次元文化中破圈而出，显示出新技术强大的文化重构力量。虚拟偶像与通俗大众文化缔结了“通俗文化世界主义”，让Z世代在共享价值中彼此交流、逃避孤独，在虚拟的二次元文化中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在虚拟偶像崇拜中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崛起。未来文化融合趋势深化的关键是，政府能否对个体化持包容态度，引导个体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最终通过制度建设将个体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数年来不温不火的虚拟偶像（Virtual Idol）从二次元文化中破圈而出，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虚拟偶像在国内的快速发展，是技术进步打破圈层传播的范例，这一小众的御宅文化通过技术催化的共享价值正在融入通俗大众文化，不仅促动了现代文化的融合，而且推进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发展趋势。技术赋能推动中国虚拟偶像破圈而出虚拟偶像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复制技术，利用绘画、动画、计算机视觉设计等技术创造的非真人形象，它通过全息技术完成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合，不仅能够在互联网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歌舞表演或开展各类偶像活动，而且可以与粉丝实现线下互动。虚拟偶像主要有虚拟歌姬、虚拟主播、虚拟时尚博主（模特）三类，不仅其实施的偶像活动包括人类偶像的各种活动，而且虚拟偶像可以汲取粉丝的二次创作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大大缩小与粉丝间的隔阂。虚拟偶像最大化调取了虚拟与现实的元素，在互动中消泯了虚拟与现实的关系，亦真亦幻、难分虚实。虚拟偶像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已在日本出现。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偶像不断进化为各种形式，从基于3D影像的虚拟偶像、基于网络活动的虚拟偶像、基于游戏的虚拟偶像，一直到基于音乐制作软件的偶像，总的趋势是交互性越来越强。2009年，出现全息投影技术与语音合成技术合作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2011年国内本土的虚拟偶像是由天津卫视创作的东方栀子，但因技术落后，出场即夭折。继此之后，一些新的虚拟偶像陆续被腾讯、网易、巨人、B站、乐元素、爱奇艺等网络公司推出。2012年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优秀博览会上，以VOCALOID（Vocal与Android的合称，即声音与机器人）语音合成引擎为基础的虚拟歌手洛天依正式发布，洛天依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虚拟偶像。VOCALOID技术的优势在于：发展同好、发挥创意、共同成长，这一技术赋予同人创作者（粉丝）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同人创作者又赋予虚拟偶像性格、形象以及作品。随着偶像越来越成功，同人创作者也随之获得成就和关注，得到一种与偶像一起成长的体验。2019年，国内第一个AI虚拟偶像子书美正式发布，着力强化科技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让虚拟偶像更像人。技术进步是虚拟偶像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力，3D建模、声库、全息成像、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AI（人工智能）等技术都为构建虚拟偶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动作捕捉和三维建模技术的成熟，拆除了虚拟偶像的专业化门槛。苹果公司的入场，让普通手机摄像头就可以实现动作捕捉，为虚拟偶像的UGC提供了现实可能。人工智能为虚拟偶像赋予情感和创作能力，使之具有更逼真的个体形象并与粉丝进行无障碍互动交流，从技术上实现了二次元与三次元的跨界。二次元文化是虚拟偶像传播的文化土壤。人们依据自我文化品位、生活方式等选择媒介产品，并向具有相同爱好或属性的受众群体传播，从而产生拥有共同爱好的文化圈子，这一圈子借助媒体进行扩大，呈现出一种圈内向圈外辐射的文化效应或经济效应等，形成“圈层传播”。日美等国的虚拟偶像进入中国近20年来，虚拟偶像始终限于Z世代（1995至2009年间出生的人），仅是一个小众文化现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日本动漫、游戏的受众群体有所增长，对虚拟偶像的受众需求也出现了快速抬升；同时国内二次元网站频频发力，在技术催动下，虚拟偶像出现“破圈”之势。媒体广泛认为，菜菜子等本土化虚拟偶像亮相与中国绊爱亮相《唐人街探案3》电影发布会，打破了次元壁，即二次元动漫世界与三次元现实世界之间的墙壁的限制。本土化虚拟偶像菜菜子在虚拟偶像行业头部网站B站的粉丝已超过38万，其用户评论主要来自LV5、LV6等重度用户。按照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二八定律”，最重要的用户仅占20%，重度用户的认可说明菜菜子已经被B站为代表的Z世代接受。一方面，菜菜子把现实偶像与虚拟偶像融为一体；另一方面，B站通过菜菜子将现实明星成功地推介给Z世代，实现了跨次元的交融。对于这一现象，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小众的狂欢，不会有长远的效应；有人认为虚拟偶像带来了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将与现实偶像一样成为未来文化消费的重要部分。孰是孰非？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技术问题》中指出，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原意为框架、底座、骨架)，即是一种世界的构造。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传统技术是置于整个社会文化之下的，受到文化的约束和支配；而现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发生了反转，现代技术反过来构造和支配着文化。现代技术深深地铭刻在人的文化创造上，占领了一切存在领域，包括科学、艺术或政治。对现代技术转向持批判态度的海德格尔，深刻地揭示了科技理性对于社会文化的再造之力。现代文化是以技术为主导的文化，因而亦可称之为“技术文化”。技术文化在改变甚至侵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然重塑着现代文化。技术文化带来的频繁、持续的深度革新，催动文化不断重构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此刻，中国已站在技术的拐点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催动文化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强大的文化重构力量。由此来看，虚拟偶像破圈，破的不仅是媒体传播之圈，更是现代文化之圈。文化消费成就“通俗文化世界主义”虚拟现实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Z世代提供了愈来愈强烈的沉浸式个体体验，让受众能够更大化地操控自身角色、参与制作，在场景特效和沉浸式体验中享受比现实更加玄妙的体验。未来，人工智能技术还将深化虚拟偶像的智能化人格特征，为受众提供更真实的互动体验。Z世代的虚拟偶像崇拜，经历了对二次元文化的共享、交流，再到生产同人作品的过程。在这一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从消费者角色转向生产创作者角色，不论是弹幕吐槽，或是同人创作，他们积极主动地呈现自我、表达自我、研究自我。每个粉丝都是最真实的参与者，也是自己偶像的创造者。回顾虚拟偶像的发展史，Z世代在虚拟偶像的消费过程中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融合：一是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也称UCC）与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也称PPC）的融合。当前，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的真正价值在于UGC聚合。B站的PUGC社区为同人创作者提供了创作空间和交流环境，同人可以在这里学习ACGN文化（英文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Game（游戏）、Novel（小说）的合并缩写）和创作技术，虚拟偶像发布方提供初始形象、基本人设和声库，同人可以不断补充后续人设、制作曲目。当前，为洛天依制作歌曲及视频的同人创作者已达数万人，其原创歌曲也达到几十万首，洛天依演唱会上的曲目90%是同人创作者制作的。同人创作已经占据了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近十分之九的内容。虚拟偶像犹如千万粉丝共同创造的孩子，在角色形象不断丰满充实的同时，用户黏度也同时保持相当的高度。二是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依托成熟的ACGN文化与高粉丝黏性，B站成为将粉丝从线上聚集到线下的引领者。2019年7月由B站弹幕视频主办的大型同好线下聚会品牌——BML(Bilibili Macro Link)演唱会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这场全息演唱会集结了几乎二次元的顶级虚拟偶像，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通过最尖端的“全息真实化摄影技术”出现在真实的舞台上，与十万观众现场互动，创造了梦幻般的现场效果。2020年7月，由于疫情原因BML2020演唱会采用云端直播模式，观看人数从计划的现场两万人变成了云端的百万人。这百万观众主要是B站粉丝、用户和up主，由此可见这一小众文化已“不小众”。三是二次元文化与通俗大众文化的融合。Z世代已成为中国网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消费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走向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据爱奇艺全国创意策划中心发布的《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显示，Z世代已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网民的52%是95后。艾瑞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二次元用户已达4.9亿。二次元文化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除了粉丝经济的推动，它与通俗大众文化的靠拢也有着直接关系。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的前端形象，充分显示了二次元用户与大众共享价值的追求，菜菜子充分展现了二次元文化与通俗大众文化的融合，并向两维受众延展——将通俗大众文化的受众引向对虚拟偶像的关注、将二次元文化用户导向通俗大众文化。在通俗大众文化与二次元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虚拟偶像的走红实现了对现代文化的重构。从上述三个层面的融合出发，不得不承认由虚拟偶像带动的文化之变，具有普世主义的特征。跨越国界、跨越年龄、跨越种族的粉丝聚合在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周边，通过参与同人创作，彼此间形成了虚拟偶像与人类之间牢固的忠诚度，在共享审美价值中彼此交流、相互了解、逃避孤独，在虚拟的二次元文化中构建了想象的共同体，缔结成“通俗文化世界主义”。“通俗文化世界主义”的形成与虚拟偶像发布公司为了凝聚粉丝、增加用户黏度，让粉丝参与产品制作密切相关。粉丝参与虚拟偶像创作，最大化地实现了他们对偶像的目标期待，他们提供的内容能够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利益主张。由此实现了理想的传受双方“大同”景象：虚拟偶像需要粉丝，正如粉丝需要偶像一样。文化融合孕育主观个体化与制度化个体化的关联互动性技术是文化融合的培养皿，播下种子就会萌生新的果实。虚拟偶像就是互动性技术与多元文化融合下诞生的新果实，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让受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参与性，从线上的作品创作到线下的偶像与粉丝互动，这种强烈的个体参与成为Z世代热忱投入的不竭动力，Z世代在虚拟偶像崇拜中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崛起，走进新的生活方式，制造新的社会认同，步入主观个体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关于现代社会个体化的理论，诠释了虚拟偶像表征的中国社会变迁。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自反性，使得公共权威衰落和个体孤独感增长，与此同时，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由此也导致私密性、非正式性、自我表现文化的兴起。这是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转变。回顾人类历史，文艺复兴时期就是一个个体化凸显的历史时期。而当下，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社会结构特征的一个典型表现即个体化。贝克认为，个体化释放的个体创造力是社会急剧变迁过程中革新的动力之源，个体化并不会危及社会的整合，反而是社会整合得以实现的条件。换而言之，个体化是个体从稳固的传统中“抽离”出来(Disembedding)，又反过来促动社会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个体通过“重新嵌入”(Reembedding)社会，促动新的文化形成。用贝克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众出现了从“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转型。Z世代为核心的二次元文化，是中国社会中新一代青年个体化的文化表征之一。二次元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中国，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小众文化。这种初而小众的文化及其主体，缓慢而倔强地成长着。如今，这一小众群体已陆续跨入成年人群体、消费能力提升，他们长期养成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消费习惯，从过去到今天正在经历着四个阶段，或者说这正是中国二次元文化群体的个体化进程：首先是去传统化。Z世代从传统的大众文化中抽离出来，离开父辈们拥趸的影视文化和晚会活动等现实娱乐方式，驻足于日本动画、动漫和游戏等虚拟文化之中，形成了独有的以虚拟空间为载体的二次元文化，他们在培养和享受自己的独特喜好中背离传统文化，形成了个体化的文化价值取向。Z世代父辈的文化消费是基于集体化的，从电视观看来说，传统的观看方式是集体观看或家庭观看，Z世代的动画、动漫观看和游戏体验主要为个体。在与传统的竞争与抵抗过程中，个体的孤独感凸显出来，因此他们迫切需要通过价值共享来逃避长期沉湎于网络世界、囿于小众的孤独感。在唯美的虚拟偶像崇拜中，找寻同好和归属感。其次是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随着二次元文化的不断迭代和形式更新，Z世代的文化消费习惯逐渐被大众接受和认可。一方面，跨次元文化产品陆续涌现，如本土化虚拟偶像菜菜子的诞生、洛天依与京剧名角的合作，实现了现实偶像与虚拟偶像的合体；另一方面，借力粉丝经济互联网企业纷纷试水虚拟偶像产业，不仅为二次元文化融入通俗大众文化趟平道路，而且通过直播等新的营销方式，带来可观的经济“钱”景。过去停留于个体取向的个体化和想象的公共体，通过虚拟产业的行业形成和虚拟偶像市场的规模化发展，逐渐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民自由权利范畴，通过制度化重新嵌入大众文化之中，正促动主观个体化与制度化的个体化产生某种关联。再次是追寻“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个体化不等于个人主义。但在中国，不管在精英群体还是普罗大众那里，个人主义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是自私的、不合群的、功利主义的，以及毫不考虑别人权利和利益的。随着Z世代跨入成年人群体，有学者认为，这一新的群体“越来越要求自我的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道德说教”。2018年，洛天依与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共唱苏轼的《水调歌头》，完美演绎了ACG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结合。Z世代成长于民族主义和文化自信的高涨时代，普遍热爱中国文化。他们乐于接受以自己熟知和喜爱的形式进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教育，是真正“为自己而活”。最后是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Biographical Internalization)。现代性的自反性让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让每个个体都无法摆脱社会问题解决者的角色，但是去传统化和去集体化又导致个体只能依附于专业人士或“专家系统”来应对风险挑战。依赖专业人士或“专家系统”的基础在于彼此信任，而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际信任”已然远去，“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信任缺乏带来的“存在性焦虑”蔓延于整个中国社会之中，这集中体现在个体化把Z世代从传统角色和传统束缚下解放出来后，正在寻找重新嵌入社会的新的文化整合方式和包容其个体化存在的社会控制形式，实现主观个体化与制度化个体化的关联。个体化既是一种全球趋势，也是平等关系和民主内在化的显现。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鼓励个体化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不二之选，前提条件是个体化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未来，文化融合深化的关键是，政府能否对个体化持包容态度，切实引导个体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行，最终通过经济制度建设和法治将个体化合法化和制度化。当然，这是一个缓慢变迁的过程。【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大陆畅销书出版与社会思潮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9YJA710035）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项目“融媒体时代主题出版数字化研究”（项目编号：19MXG07）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①[英]奥利费·博伊德·巴雷特著，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