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春风把春天吹跑

关于老舍之死，有过太多的说法与评论，号称文艺界的罗生门。1966年8月23日，老舍去北京文联参加运动，某人揭发他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家里还有美元，触发了导火索。据说他还了手，强悍的女八中哪能轻易放过他，所以他被斗得很惨。后回到丹柿小院的家，又跑去德胜门外的太平湖坐了整整一夜，最终投湖自杀了。

民间把历史叫“说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古”字有十张嘴，张张都是口。老舍之死疑窦颇多，人们想知道，死前那个晚上他都想了些什么？可以确定的是，当年老舍的遗体是被火葬场遗弃了的，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尸骨无存，棺材里只有一支钢笔、一支毛笔、一副眼镜和一包茉莉花茶。老舍是旗人，他一直不愿意讲，因为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觉得清末满族的统治让中国人丢人现眼了，以至于在《茶馆》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1899年2月3日，老舍生于北京的一个正红旗人家庭。因为那时立春，所以家人给他取名为舒庆春，字舍予。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皇城护军的一名士兵，月饷很低。八国联军攻来的时候，他守在正阳门，被日本军烧成了火人，死后只留下一双布袜子和裤角带，加上生辰八字，装在一个小木箱里，草草埋了了事。当时老舍还是婴儿，因为一个箱子倒扣在身上而幸免于难。

父亲死后，母亲靠拆洗缝补的手艺，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家人住在小羊圈胡同，民国时期取谐音，改名为小杨家胡同，老舍十四岁之前一直住在这里，《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作品里都写过这里。因为如此，老北京没有不知道这个胡同的，街坊们也以老舍为荣。

七岁那年，老舍遇到了一个大善人。这人叫刘寿绵，满族内务府巨富家庭出身，老舍的祖母曾在他家做过用人。刘寿绵念旧，便来接了老舍，资助他进了一所改良私塾，老舍这才得以读书识字。刘寿绵乐善好施，后来散尽了家财出家做了和尚，叫宗月法师。三十五年后，老舍忆起旧事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

从私塾出来以后，老舍又上了两年小学。上中学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虽然意义非凡，但是对旗人未必如是。旗人的生计没了，大多数旗人沦为赤贫，有人捡破烂，有人沿街乞讨，还有很多妇女成了妓女。老舍在《茶馆》里借着松二爷的口，叹息道：“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辛亥革命还是给了老舍一个好处，那就是师范学校出现了，不仅课程设置先进，而且管吃管住管穿管学费管分配，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师范师范，白吃饭”。中学毕业之后，老舍顺利考上师范学校。五年后，老舍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小学校当校长。他回到家里对妈妈说：“您现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没有说话，豆大的泪珠不断滚下来。那一年，老舍十九岁。

当了两年校长，老舍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小官做得别扭，仍旧回去教书，还去燕京大学旁听英文，认识了一位英国人，在他的举荐下，老舍到伦敦大学教授中文。初到英伦，为了更好地掌握英文，他大量地阅读英文著作，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并尝试写作，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就是模仿狄更斯的《匹克威尔外传》。

老舍书法

这部小说的手稿本来是写完放在了抽屉里的，但许地山很喜欢这个恶棍办学的故事，帮老舍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期署名“舒庆春”，第二期起改署名“老舍”，此后三年继续创作，正式采用了“老舍”这个笔名。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老舍接连又推出《赵子曰》和《二马》，转向了对国民性的刻画上来。张爱玲曾说，她是看《二马》长大的。

在近代作家中，像老舍这样出身贫寒的人很少见。他生活在最底层，对饥寒的感受尤为敏锐，晚年写《神拳·后记》时曾说：“在精神上，我是个郁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1930年回国时，老舍已经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但他还是选择了教书，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空闲时间写小说。他反对所谓的文以载道，说：“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或好不好，多少都是叫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

刚回国时，老舍住在白涤洲家，遇到了北师大的漂亮女生胡絜青，聊起来，得知她也是正红旗人，也要强自立，就萌生了好感。两人通信有一百多封，老舍提了约法三章：要能受苦，能吃窝头；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不许吵架，和和睦睦过日子。

1931年夏天，在灯市口一家三层楼的旅馆里，在罗常培的主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第二天，老舍说：“平日，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又说，“咱们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两人从没有红过脸。

1936年7月，老舍辞去教职，专心创作，先后发表了《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两部代表作，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焦点。然而，老舍一直不愿意称自己为作家，更愿意说自己是“写家”，因为作家并不见得比贩夫走卒之流更高贵，他也不想与文坛上的各门各派有牵连，他只是固执地写他的“穷”，他说：“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

抗战爆发后，面对时局，老舍爱国当先，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总会实际运作，创作了许多从未写过的诗歌、京剧等。有人质疑他的这些创作没有文学价值，他笑称即使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也不会后悔。对于文学，他说：“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许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到了四十岁，老舍感慨良多，写过一篇简短的自传：“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地。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

“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抗战胜利后，老舍应邀到美国访问讲学，在美国翻译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出版，引起较大反响，其中《骆驼祥子》还成为畅销书。新中国成立，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下，老舍回到国内，毕竟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旗人，总是离不开北京城的，如同骆驼祥子。

对于老舍在1949年之后的创作如何评价，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老舍自认为不够了解新生活，自然也写不出新意。然而，与很多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对新中国的描述何尝不是历史最好的见证呢？人们捞出了他在太平湖里的尸体，埋了些旧物，墓碑上刻着：“一个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我倒是不以为然，想起了他的那句话：

北京的春风能把春天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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