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万变不离其宗
作家唐浩明的湘人情结很重，写完《曾国藩》后，马上写了《杨度》，加上随后完成的《张之洞》，构成大手笔的晚清三部曲。为啥写杨度？因为这人太神奇了，清末民初那点事儿就没有他不掺和的：与康梁二位是好友，跟汪精卫是同学，与齐白石是同门；怂恿袁世凯称帝，支持孙中山共和；曾入过佛门、国民党、黑道乃至共产党。变脸之快、幅度之大，令史学家们都难以下笔。其实，杨度万变不离其宗，认为谁能救国就帮谁，不靠谱儿则弃之，即梁启超说的“典型的湖南人”，正如杨在《湖南少年歌》里所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1875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村。祖父杨礼堂加入湘军李续宾部，战死在三河之役，大伯杨瑞生死里逃生，累军功为湘军总兵。父亲只是在家务农，兼做乡下的吹鼓手。杨度十岁丧父，过继给了大伯，兄妹都受到严格的诗文训练。他18岁考取秀才，20岁中举，赴京会试期间，参与了公车上书，结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
从京城回到家乡后，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招21岁的杨度为弟子，倾囊传授了三年帝王之学。杨度由此立下志向：“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同门还有夏寿田、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
这伙人眼见时局维艰，便跑去谭嗣同、梁启超等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等讨论新政。戊戌变法失败后，杨度深受刺激，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又与黄兴打成一片。1903年，杨度入北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考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梁士诒。谁知慈禧搞起了政审，将他们除名不算，还下令通缉，杨度只好躲回老家。
不久，杨度再赴日本求学，看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作了《湖南少年歌》，一吐胸中块垒。他还与汪精卫同班学习各国宪政，蔡锷更是经常来家蹭饭。1904年，杨度被留日学生选为总代表，根据王闿运的对策，请愿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果然达成所愿，让他一时天下闻名。
杨度和孙中山曾数度激辩，“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虽道不相同，但他还是将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杨度依然拒绝参加，坚持他的君主立宪救国道路。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参加大伯葬礼，后来当选湖南宪政公会会长，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联络了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创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清政府任用他为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世凯还安排他在颐和园给大臣们讲课。杨度成了不折不扣的宪政专家。
后来，摄政王载沣要杀功高震主的袁世凯，杨度竟然拒不草诏，冒死相救。袁被罢官后，只有杨度和严修到车站送行。袁说感谢哥儿俩厚爱，但别惹祸，快回吧。严修道：“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则掷地有声：“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此时，杨度和王闿运都认定袁世凯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武昌起义后，杨度追随袁世凯左右，作为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杨度对一干革命党老友说：“革命军的成败关键，在于袁项城的向背如何。袁并不打算做曾国藩或李鸿章。但是，如果硬逼着他走上这条路，革命军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结果，袁世凯如愿以偿。
有天，杨度看到两个乞丐吵架，一人说：“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这话简直说到他心坎里了。共和制是民主体制，总统、总理难免发生府院之争，杨度一心效法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认为袁世凯当了皇帝，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搞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而袁世凯有个心结，就是怕活不过60岁，所以开始不管不顾，过把皇帝瘾再说。他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制成匾额送给杨度，以资鼓励。
当时的情形，比任何大戏都要热闹，搞了好多的请愿团。杨度自然是策划乞丐请愿团，而老对头梁士诒更狠，组织了妓女请愿团。不少人来杨门奔走，杨开始还逐一安排，后来不胜其烦，索性在会客室门上贴一个字条：等我当了内阁总理，再来找我吧。结局自然很悲凉，袁世凯临死前曾说：“杨度误我！”杨度去河南安阳的袁林祭拜，遭到袁克文大大的白眼，认为他是袁家的克星：木克土。袁克文还写了首诗：“朱三不是纵横才，死傍燕台事可哀。独有杨家老招讨，清明犹为上坟来。”
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帝制祸首通缉令，杨度列第一名。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情况下，杨度只好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思考和反省过往种种，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张勋复辟时，杨度通电拒绝，表示“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很快获特赦返京，开始转向民主共和。
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度通过曹锟秘书夏寿田的游说，制止了吴佩孚南下。孙中山万分感激，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到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以刘邦自称，戏呼杨度为张良，杨笑着说，汉高祖用人如臂使指，您只能杀狗而已，何况我也比不了张子房。
杨度眼光独到，据说在北伐时就曾预言，得天下者非小老乡毛泽东莫属。他还千方百计地营救李大钊，不惜卖掉家宅。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杜月笙听说后，立即请他来见面，许为幕僚，每月大洋500元。著名的《杜氏家祠记》由杨度著文，郑孝胥书写，算是二人贺杜氏祠堂落成之礼。
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秘密入党，提供了大量情报。有人讥讽他投机，他叹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1931年9月17日，杨度病逝于上海租界。临终前，他自挽一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