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那些年上海滩的华资银行是如何以小博大的 | 黄沂海
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营业厅
文/黄沂海
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被迫对外开放，随后又开辟了租界，使得闯荡上海滩的“洋面孔”如过江之鲫，内外商贸熙熙攘攘，盛极一时。20世纪初叶，西方列强麾下的银行紧随其政府的“炮击政策”，在中国派设机构，并大肆发行纸币，企图操纵一国之命脉。
“四行仓库”的班底
盖起了“远东第一高楼”
面对外资银行抢滩登陆，夹缝中求生存的华资银行审时度势，发奋图强，凭借着商业禀赋、金融智慧与经营胆识，在旧秩序冰消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构建的乱世关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闪展腾挪”的业务招数及优势。
提及当年将银行总部陆续迁至上海的“北四行”，读者或许不明所以，但若说起大名鼎鼎的“四行仓库”，必然无人不知。原来苏州河畔这栋有着光荣印记的“坚固城堡”，是由当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于1932年筑造的。这幢先前承载银行仓储业务的庞然建筑，五年之后不意成为淞沪会战“八百孤军”誓死固守的最后阵地。
巧得很，这几家银行的掌门人，大多有赴日留学的经历：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年轻时期先后东渡扶桑攻读财经专业，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虽未东渡，却视野开阔、左右逢源，堪称民国银行圈的一匹“黑马”。而四位“金融大咖”中的灵魂人物，当推“跨界闻人”吴鼎昌，此君善治善能，挥斥八极，极具号召力。
储蓄，乃银行生存之本。昔时的有奖储蓄，盛极一时，但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大多数银行在玩文字游戏，真能中奖的储户寥若晨星，久而久之，民众兴味索然。为此，1923年，四行“主心骨”吴鼎昌提议设立四行储蓄会：“今欲矫正社会之流弊，亟应有信用资产相当之团体出而负起责任，提倡正当之储蓄，拟联合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设立储蓄会，作为独立组合，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提倡人民正当储蓄并运用储金于确实事业为宗旨。”
这个储蓄会的“顶层设计”，充满了创新思维：四家银行各出资25万元作为基本储金，保本保息，如有盈余便按一定比例给储户分红，如盈利不敷利息，则由四家银行补足。“凤毛麟角”一下子变成“阳光普照”，储蓄会一炮走红，名声远播，储户趋之若鹜。以往上海滩只有中国人存钱到外资银行，这下可好，竟有不少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捧着钞票挤进中国的储蓄机构，稀奇，稀奇，真稀奇！至1934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攀升至9223万元，在沪上金融同业一枝独秀。
票子多了，就想到盖房子。在吴鼎昌的盘算里，储蓄会资金充沛，除了可在黄金、外汇、股票、债券等领域玩一把，其时申城地价猛涨，炉火正旺，投资房地产亦是包赚不赔的选择。更何况，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本身就是“弹眼落睛”的品牌形象，“在通商巨埠有相当房地产业”，可令储户安心落意，近悦远来。
一不做二不休，1930年，四行储蓄会相中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黄河路）上的一块地皮，斥巨资45万两白银购入，又请匈牙利籍知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建筑高度超过当年上海最高的华懋公寓，建成了被市民戏称为“抬头掉帽子”的地标性楼宇——四行大厦，亦即后来闻名遐迩的国际饭店。“远东第一高楼”落成后不负众望，气派非凡，仅是地下保险库装置就耗资16万元，在上海滩燃放了一枚“大炮仗”，吸引了一大批高端储户，“北四行”跃居为全国储蓄 “金牌状元”。
远东第一高楼四行大厦，后更名为国际饭店
“娘子军”领衔
女子银行开门揖客
艺匠常谓“一招鲜，吃遍天”。形形色色的储蓄银行阵营中，亦有不少创办人搜肠刮肚，独辟蹊径，每每以与众不同的服务特色异军突起，倒也获取“鲜”声夺人的揽客效应。
在业界独树一帜的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作为近代女性追求解放和独立的产物，于男性银行家龙争虎战的金融角逐中始终屹立不倒，生存长达30余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早在民国初年，就有女性学者在报章上发表创设“女子银行”的想法：“二万万女子以平均每人有银二两，九百万人，平均每人有金二两，积金一千八百万两……以此巨资，为女子国民银行之资本，其伟大足冠全球，以之贷诸政府，外足以清偿外债，内足以资建设……”当时中国有“四万万国民”之说，女性潜在客户无疑占了“半边天”。
1924年，近代上海唯一一家以“女子”命名的银行于南京路480号翩然登台，一亮相即被赋予了“提倡女子职业、号召女子储蓄、经济独立”及“提高女子经济地位”的使命。头一天开张志喜，既吸睛，又吸金，各界名流如过江之鲫，川流不息，关门送客后算盘一拨动，收储额高达50余万元，“女性经济”果真引起共鸣！
云想衣裳花想“融”。既曰女子银行，很多储蓄产品势必注重发挥性别优势，遵照女性客户群体的需求量体裁衣，度身打造。譬如，设计推出契合女性生活特点的储蓄种类，辅助职业女性进行私人财产管理，提供珠宝首饰寄存保管服务，驻扎女子学校设立储蓄分部，还特意选择一些妇女类杂志刊登银行广告。不过，尽管广告里宣称“为女子服务社会之唯一金融机关”，但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接待对象方面，都讲求男女协同，并不排斥男性。
女同胞办银行，自有与生俱来的细腻与精明。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史上，有几位女性银行家不得不提：首任董事长谭惠然，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曾辅佐其夫叱咤商界多年，经营管理经验甚为丰富；首任总经理严叔和，早在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就被聘为该行妇女部主任，执掌女子储蓄银行后推行稳健经营策略，脚踏实地，步步为营，顽强地挺过了艰难的抗战时期和金融崩溃的内战时期，基本保持了连年“晴到多云”的盈利气象；自1932年起担任董事、副总经理的商界才女张幼仪，乃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与徐志摩离婚后投身实业，10多年间运用其人脉资源和商业才智，措置裕如，为女子储蓄银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
银行家“真会玩”
靠山吃山创立“跨界”旅行社
1915年6月2日，一个名叫陈光甫的人，在黄浦江畔一幢老式洋楼里创办了一家“迷你”银行，取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外宣称额定资本10万元，开张时员工屈指可数，才七八个人，这在外资银行群雄并起的上海滩，实在算微不足道的“矮矬穷”。陈光甫出任总经理，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晚上回到银行还要为青年行员开班培训。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亮相首秀，就被坊间称为“小小银行”。
银行虽小，抱负却大。陈光甫的精明与高明，注定了这家“小字辈”银行在申城金融大戏里，不会甘心充当“路人甲”的角色。于是连台好戏竞相上演：一元开户、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礼券储金、教育储金、通知存款、旅行支票、代收水电费……这些金融服务项目，在当时的中国金融业戛戛独造，极富创新精神。
就说“一元开户”，起初业内人士并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葱姜生意”，不是银行聚散资金的发展“正道”，只不过是陈光甫在“作秀”罢了。一日，有人踏进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要求柜员开一百个存折，每个存入一元。柜员听后觉得客户明显来捣乱，准备将此人轰出门。陈光甫知道后，示意柜员照常办理，而且态度更热情、服务更周到，让对方无话可说，自讨没趣。这件事经过“吃瓜群众”口口相传，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市面上名声大噪，民众用脚投票，纷纷把钞票存进了这家银行。
银行也开旅行社？说起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投资过多种行业，旅行社、保险公司、铁路、饭店旅馆等等，其中尤以中国旅行社影响最大。1923年8月，中国旅行社前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成立。陈光甫办旅行部的初衷，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期望对抗洋人旅行社，“不蒸馒头争口气”。所以，他要求员工“既为社会服务，即无利亦须为之”。旅行部运营初期，服务项目颇多，诸如代售国内外火车、轮船票，预定舱位，代办出国手续，运输行李，发兑旅行支票，设立景点招待所，创办旅游杂志之类。这些业务处理烦琐，利润微薄，甚至纯属义务，为洋商旅行社所不屑。
印有旅行社、保险业务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月份牌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很快，依仗陈光甫锐意创新“真会玩”的胆识与谋略，“小小银行”拳打脚踢，锐不可当，业务迅速发展，跃居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炒金大王”断舍离
“金”盆洗手办银行精准扶农
彼时上海滩有一位传奇人物，从金店学徒跃升为“炒金大王”，经过一番神不知鬼不觉的操作，居然从日本人存放在申城的黄金储备里“虎口夺食”，令其直接损失6000余万日元，急得日本人骂娘，无奈之下退出了金本位制度。记住了，这位“巧取豪夺轧金子”的高手名叫王伯元。
小小年纪，王伯元就从苏州来到上海，在震丰永金号学生意。金号做的是黄金生意，赚的是一进一出的行情差价，因此报价是关键。每家金号如何报价，纯属商业秘密。脑筋活络的王伯元在师傅身旁观察多时，发现当着顾客面用算盘“噼噼啪啪”一打，难免会泄漏底细，于是琢磨出一套心算诀窍，竟比老账房的珠算还快，被坊间视为“速算神童”。
1921年新年的钟声犹响耳畔，王伯元自立门户的裕发永金号开张了。一战结束，经济回暖，很多人对黄金走势看空，金价一路“跌跌不休”。王伯元并不认同，他认为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时期的常态，金市依然会东山再起。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调转枪口做“多头”，反弹琵琶不走调。冬去春来，国际市场金价陡涨，王伯元“毕其功于一役”大获全胜，赚了几百万银元，“炒金大王”之雅号名扬海上。
钞票热到发烫，王伯元的头脑倒是格外冷静。炒金犹如过山车，要么上天堂，要么入地狱，终究不是赚钱的稳妥之道，由此，“金”盆洗手开办一家银行的念头油然而生。1929年暮春，王伯元斥资改组的中国垦业银行，在上海宁波路兴仁里掀开了红盖头。
中国垦业银行壹元纸币
接手这家银行之前，王伯元拿定了主意，经营务必稳字当头，稳扎稳打。虽说他个人投资额占垦业银行总资本的一半以上，但他思忖再三，决计请风格沉稳的“钱业大咖”秦润卿出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自己甘当配角。
为应对外资银行的“抢逼围”，垦业银行除了储蓄服务灵活多样，大小客户来者不拒，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信托业务，针对当时新棉上市遭遇花行大幅压价，棉农只得暂存货物待价而沽却无法调转头寸的状况，王伯元掏出20万元，联合恒大纱厂在浦东兴建了10余座仓库，专门办理棉农的棉花抵押放款。棉农把新棉存进仓库，伺棉价上扬时出售，银行则以存单贷款，棉农手头有了采购下季种子肥料的款项。由于仓库收取少量租金，贷款利息也低于工商放款，深得棉农青睐，此项业务额每年达到五六十万元。
垦业银行邻近的几条小马路上，王伯元参与投资的十数家中小银行及商贸公司星罗棋布，“扎堆”迎客。他十分热衷公益教育事业，在上海资助复旦大学、南洋中学、蒙藏学校、抗战遗族学校等教育机构，设立“伯元奖学金”，更怀桑梓之情，至故乡捐资创立植本小学，不论贫富，吸收乡间孩童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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