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经观察 | 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制造现实世界的“复仇者联盟”

生物技术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类基因组测序已经从一项耗费数年时间和数十亿美元的庞大工程发展为更加快速和便宜的常规操作，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摩尔定律。正如那些国家安全工作者必须监测硅基技术的“破坏性突破”一样，领导者们也必须对生物技术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挑战予以充分的重视和准确的识别。这其中最重要问题就是人类增强，以及是否应当允许各国对军事作战人员进行增强以取得并维持领先的军事能力。

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

各国军方一直在寻求通过各种方法获取与潜在对手的竞争优势。这一竞争态势虽然在先进平台的采购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但生物技术的进步正在受到更多关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17年发表的《评估第三次抵消战略》报告发现，大多数新技术只能提供临时的军事优势（时间不超过五年）。在这种环境下，一些军事机构可能将人类增强视为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更重要途径。

人类的生物学增强技术已存在了上千年。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多种天然存在的化合物，导致了目前许多已知和可用的认知和物理增强。在当代社会，国际体育竞赛中也存在着生物增强的应用案例。例如，运动员使用基因兴奋剂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这种基因兴奋剂最初是用于治疗遗传和后天性体质衰弱疾病的基因疗法。尽管它有潜在致癌性和一系列其他致命的副作用，但是部分运动员认为这些风险可以接受。如果所有运动员都平等地忽视道德和安全方面的顾虑，那么这还能成为一些人获取竞争优势的方法吗？

基因兴奋剂（Ralf Hiemisch）

不能轻易地假设所有国家都会与西方民主社会具有相同的道德、法律或政策原则。根据迄今为止的发展轨迹，当代军事机构应该对所有形式人类增强可能导致的结果做出预测。因为无论是相对良性还是具有争议性的的人类增强，都会被不同主体持续地研究和发展。对于当代战略领导者而言，关键是要预测这些技术的发展将对军事机构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

对军事机构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增加人类的认知表现。然而，考虑到硅的生物相容性，其在短期内也可能在假肢、可穿戴设备或AI融合等领域率先出现显著的人类增强。某些形式的基因治疗医用一方面避免了植入物的使用，但从长远来看也或将成为新的人类增强手段。下面将探讨人类增强将带来的一系列潜在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团队凝聚力。军方对于新人如何更好地融入军队拥有丰富的经验，而如果军队中出现了增强型士兵，军方则需要不断探索和升级团队建设方法，以建立正常人与增强人之间的信任和团队凝聚力。军队领导者应该相信，增强型士兵发挥自身超常能力去拯救生命可能是一个渐进过程。由增强型和非增强型士兵组成的团队是否能够建立信任还有待观察。军事机构需要进行试验，以确定增强型士兵在决策和理解方面是否会偏离正常士兵，反之亦然。以前，新的团体融入军队也只是限定在人类群体内。但如果使用神经技术显着增强了某些人的认知功能，那么他们可能代表一组独立的未来智人。

第二个挑战是可及性。军事机构需要决定其部队中增强士兵的比例。鉴于这种生物技术的早期阶段可能很昂贵，整个军事机构不太可能都得到增强。如果这样，那么哪些士兵将会被增强？为何选择这些人？军事机构需要制定一套价值标准，以确保人类增强技术能够给应用该技术的人带来更多好处。还有一个问题是，增强士兵在离开军队时，已经在其身体上发生的生物增强是否会被解除。从增强士兵到去除增强功能人员的转变可能对这些士兵以及与他们的社交生活都造成创伤。将大量增强士兵转变为无处不在的非增强人群或将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影响。

第三个挑战是新的军事概念。200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提出，军事生物技术有机会转变“防御与攻击之间的平衡，产生新的战争概念、新的军事力量平衡和新的攻击力”。这突出了重新思考生物技术和人类增强对于军事机构如何发展作战概念的重要性。当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实现认知增强后，一系列战术、操作和战略概念可能都将变得无关紧要。军事领导者们还要考察那些具有增强作用的人是否能够实现更大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智力领域），或者是否会导致身体和认知表现的同质化增加。

第四个挑战是淘汰。人类战争的一个根本挑战，也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是人类的身体能力。正如帕特里克林书写的那样，“技术弥补了我们荒谬的脆弱”。因此，在拥有大量身体和认知增强的士兵的新队伍中，没有增强的正常人是否会变得无关紧要？非增强士兵是否能够与身体和认知增强的士兵竞争还有待观察。对人类不同的身体和认知功能增强也可能推动军事机构在战略上进行不同的运作、规划和思考。

第五项挑战是军事教育和培训。传统的军事训练强调人类的教学，以提升个人和团队的军事能力，确保其顺利完成军事任务。在同时拥有增强/非增强士兵的军队中，培训方法必须升级以适应增强人员的不同表现，并将增强和非增强士兵的能力有效融合。同样，对军事领导人的教育也需要促进他们在战争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智力能力得到跃升。对于认知增强的士兵，专业的军事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

第六个挑战是选择。指挥机构要求个人要服从命令，使得士兵们的知情同意与一般人群不完全相同。当实验性的人类增强技术逐渐成为获批准的干预措施时，我们是否可以将父母为他们孩子选择的认知增强选项等同为一名士兵的想法？士兵在增强过程中会有多少选择？这是基于个体的意志还是被强制的行为？这种改变背后的道德、法律和伦理含义是什么？如果人体增强未来成为某些职业的强制性要求，那么军方一定希望在这些职业行列之中。

本文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道德伦理问题。研究界正在努力解决人类增强对社会造成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虽然评估军事领域中使用生物技术的首要问题是国际人道法，但也必须考虑生物伦理学。道德考量几乎渗透到人类增强的每个方面，并且在本文中提出的其他挑战中也存在道德考量因素。例如，除第一个问题之外，我们关于是否应该增强士兵的问题是诸如应该允许多少增强的问题。军事机构还应评估多次增强的累积效应以及融合增强的后果。或许还存在一个高度增强的人可以突破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屏障，以及从不同的增强组合中出现一系列意料之外的能力。

未来之路

生物技术界的人必须了解这些问题。但仅凭生物技术人员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高级军事、政府和地区领导人更广泛的参与。一位生物技术专家写道，“生物技术释放的新权力形式必须得到利用，并且应当比过往更加智慧地使用这些权力。”如果军事机构想要在其投资的生物技术领域中表现出智慧，他们必须在军事机构内探索这些技术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一些人类增强可能在最初是昂贵的。它们可能超出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甚至是许多政府和公司机构的支付能力。如果只增强军事人员，对军民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谁来做出这个决定呢？正如澳大利亚国防科技集团的科学家Yuval Harari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对增强和非增强人群的看法可能会有所区别——“将人类分裂为生物种姓将破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自由主义仍然预示着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威。”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赋予优势、社会公平和平等意识，以及社会中个人的价值。

在西方民主制度中，监管、政策和法律框架的发展无法跟上当前复杂技术进步的步伐。但不能假设其他国家因这些方面的不足而减缓其在生物技术方面的努力，更不用说非国家行为者不受管制的行为。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技术上，但是在这些颠覆性领域也需要政府、企业和机构开展“补充革命”，以便跟上变革的步伐并促进系统化评估人体增强的影响。

结论

人类身体和认知能力增强的潜力是诱人的。一些人在利用这些新技术时未必有负责任的行为。人类过去已经证明了负责任地管理诸如飞行、原子武器和太空能力等破坏性技术的能力。这意味着有思想的学者、国家安全从业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必须参与到未来生物技术将为何和如何被有效使用的讨论中来。对于全球安全和人类的未来而言，他们必须思考和不断发展相应的道德和法律机制，以确保生物技术能够被负责任地应用，而且这一机制的建设工作必须与生物技术的进步相同步。

本文内容编译自澳大利亚堪培拉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指挥官Mick Ryan的文章《生物技术与人类增强：国家安全从业者的问题》，部分内容有改动。

作者丨Mick Ryan

译者丨刘发鹏  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