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0-10-1
——斯塔尔夫人，1810年
【按语】
简单总结一下自由主义发展史：早期的自由派想要自由、平等、公正、道德、人权，此后还想继续扩展民主，实现“自由民主”的结合。但是，这一时期的保守派势力太强大，自由派内部又不断分化，有些自由派分子本身就是天主教徒或封建贵族，他们很容易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与保守派达成妥协，毕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前提就是需要政治社会稳定。革命后平民又想要切实的利益，这导致民主带来了专制的复辟，普选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两位拿破仑这样的“政治谋略家”、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的“胡萝卜加大棒”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当然也不能把这完全归因于民众的自私与无知，自由派也不是什么好玩意，一心想着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压榨工人，在自由贸易中攫取更多利益，自由派在革命成功后“背叛”了民众，混乱与动荡给普通民众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们也需要稳定，这便是所谓的“民主”导向专制的原因。自由派将不断的动乱与革命的发生以及民主与专制结合导致复辟不断发生又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民众缺乏道德与公民教育，没有实行民主的能力与条件，需要通过道德与公民教育加以引导，需要有格莱斯顿这样的领袖领导民主，以稳步推进民主和自由。在恢复传统道德这一方面保守派更是十分看重。而社会主义者则看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背后的经济政治利益的不可撼动性与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虚伪性，看到了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问题，看到了私有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不平等与剥削和压迫，他们希望通过革命以摧枯拉朽的态势一举打碎旧体制，实现真正的属于人民的“自由民主”。这三方的争斗导致了擅于政治操纵的政治强人上台，而当他们倒台后，自由派、平民、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更加剧烈，矛盾更加严峻。确实如一些自由派（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政治强人的策略既无助于公民政治道德的培养，也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真正的、长久的缓解。一旦他们下台，后继者无法维系这种强权统治，没有能力调和各阶级的矛盾，又没有正式制度来作为调和矛盾的制度缓冲器，就会使得社会矛盾大爆发。
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接过了自由主义的革命大旗，社会主义者以其“理论的先进性、目标的高远性与代表性”，吸收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及其他社会群体致力于彻底的革命活动。这引起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恐惧，使得他们联合到了一起，一方面对平民作出一点策略性的让步并用意识形态来驯化民众，以瓦解激进革命派的普通支持者；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自己靠剥削获得的超额利益，不想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不把问题归咎于社会不平等的机制，而把问题归咎于道德失范。这又导致社会主义一直都有核心支持者，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存在，并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发动革命取得成功。
[补充：昨天去看了《疯狂原始人2》，这部电影就非常典型的反映了“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即偏向于保守主义的进步自由主义。虽然作为一部动画电影，电影没有涉及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在这里我简要探讨一下：影片一方面对个体自由发展、自由爱情、个性张扬以及互助精神进行了鼓励，特别是对女性能力的彰显都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近两百年来发展的核心内涵；另一方面，影片对个人自由与独立的张扬与对家庭团结及道德精神的宣扬结合了起来，最终落脚点在于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与个体独立发展的契合。影片其实还涉及了极具争议的问题：即“文明人”建造“明天”居住地是建立在对猴群的水源侵占的基础之上，即文明建立在资源掠夺基础之上，这导致了猴群家园的丧失。影片把被掠夺的群体设置为“猴群”这一动物群体，但现实中往往是其他人类群体的被掠夺。这其实就涉及到自由主义宣扬的“私有产权”这一理论基础了。影片最后设置了一个大完美结局：原始人、文明人、猴群共同快乐的生活在文明人建造的乐园之中。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这便是自由主义的问题所在，现实没办法人为臆想出一个大完美结局，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不能说“原始人”、“文明人”、“猴群”哪一方是完全错误、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
“自由主义”这个词是1811年前后才创造出来的，拉法耶特和他的朋友斯塔尔夫人、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第一次赋予了它内涵。这一时期的自由派革命者赋予“自由”以美好的理念、情操，甚至是宪法等内涵。而贵族则仍认为自由意味着贵族义务，背后是一整套基于世袭特权的等级化社会政治制度。毫无疑问，许多法国贵族认为自己在这个传统意义上是自由的。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自由”一词形容的依旧是统治阶级宽宏和爱国的理想。在大革命的冲击之下，一大批英国思想家如柏克等人，仍坚守“自由”一词与贵族相联系的旧词义，并以此攻击法国国民议会代表，说这些代表只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肆意破坏的野蛮人和叛国者。在柏克看来，前不久美国人的独立革命争取的是历史上业已存在的权利（英国强行加税破坏了原来的“契约”），而法国人则在发明新的权利。他十分担心法国的人民主权和自然权利的理念会跨越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他指责这些法国立法者根本不是“自由派”，自私又无知。英国另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潘恩则批评柏克，认为他的贵族倾向使他完全没能看到“个人”与“原则”之间的重要区别。潘恩意识到重要的问题不再是某个个体或者群体是否自由，而是国家的立国原则是否自由。革命之后，天主教会、波旁王朝与无组织的愤怒的革命者的争斗最终带来了雅各宾派专政。雅各宾专政对“人民公敌”的“恐怖政治”把数千人送上了断头台。在批评者眼中，这一阶段不是革命步入歧途，而是革命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自由原则”带来的只能是混乱。柏克的担心和预测似乎成真了。在这种对法国大革命宣扬的“自由”批判声中，贡斯当为了保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免于各种极端主义的侵袭——无论是来自左派、右派还是上层、底层的极端主义，打造了自由主义。“自由原则”意味着捍卫共和国政府、防止反革命，也意味着支持法治与公民平等、宪政和代表制政府，还有支持各种权利，其中首要的是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在这一时期，自由派和民主派在当时不是同义词，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常常是相互对立的。对斯塔尔夫人来说，自由原则意味着展现出善良、慷慨和同情，失去了这些，法国将万劫不复。尽管斯塔尔和贡斯当竭尽所能，但督政府在大革命之后还是没能稳定法国，此后，拿破仑·波拿巴粉墨登场，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贡斯当认为，在拿破仑的专制统治下，人们“堕入了自私的深渊”，变得更加封闭，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享乐，结果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冷漠，慷慨的理念“从此枯竭”。在欧洲其他许多地区，自由党与自由主义都在诞生并得到快速发展。不过，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是作为一个侮辱性的词语被发明出来的。“自由主义”一次最早的印刷记录出现在1813年自由党诞生后不久的一份西班牙报纸上。这份报纸问道：“自由主义是什么？”接着就解释说自由主义是一套“建立在无知、荒谬、反社会、反君主、反天主教（理念）”之上的体系。其异端原则的核心是倡导公民平等以及对人民而不是对国王、贵族或者教会负责的宪政政府。此后，贡斯当吸取了“恐怖统治”和拿破仑威权主义统治的教训。他已经看到人民主权很容易与独裁结盟。因此，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免基于人民主权的专政政权伪装成自由政权。在他看来，政府的形式并没有政府的“量级”重要，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权威，而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基于普选制的“民主”政府；为保证自由国家的稳定与长远，需要给予人们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需要培养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勇气、慷慨和对公共利益的热忱，需要自我牺牲才能维系自由政权。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路易十八复辟。国王复辟后三个月，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缔结了所谓的神圣同盟，围剿自由派，天主教势力也卷土重来，与世俗保守派一同攻击自由主义。在这一抗争过程中，自由派进一步提炼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坚称自己是在争取所有人的福祉，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代表制政府。自由派占据道德高地，反复提醒人们自由一词的拉丁词源以及自由主义坚持原则、合乎道德并且关注社群的词义。自由主义为所有人、为公共利益服务，支持慷慨、高尚、爱国的情操而不是虚荣、贪婪和软弱。而保守主义者依然把这时候的自由派视为“雅各宾政党”式的人物，因为他们坚持人民主权的原则。特别是一些激进自由主义者一系列有政治企图的暗杀袭击给了欧洲保守势力大举反动的借口。反对者把所有的自由派、启蒙思想家、雅各宾派、共济会和烧炭党混同在一起，斥责他们是阴谋煽动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的反动分子和无神论者。自由派则否认这些指控，开始与激进自由派和民主派渐行渐远。和今天人们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说法相反，早期的自由派并不把自由放任当作教条。他们不强调财产权或者褒扬无限自利的美德。今天所谓“古典”或者“正统”的自由主义那是根本就不存在。早期的自由派也并不是民主派，他们支持人民主权，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普选权。普选权一方面与暴民统治、暴力和无序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与群众易于受骗、判断力差和被动顺从联系在一起。[自由与人民主权的结合——引发了封建贵族、天主教等保守主义者和贵族自由派的反对。结果是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攫取了革命的果实，并通过政治谋略实现了个人与政府权威的增强以及政治的稳定。但带来的是自由派和保守主义的相互妥协。跛脚法国——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国家的扶持下发展，政治自由却无法推动。政治策略的运用造成了自由主义理想的败坏，底层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导致激进（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完成自由主义未完成的革命理想。][谈论这时候的“自由主义”，应当将之与其对立面“保守主义”放在一起，从对比的视角来看。谈论之后的“自由主义”，应当将之与其对立面“激进（社会）主义”放在一起，从对比的视角来看。谈论一战、二战之后的“自由主义”，应当将之与其对立面“极权主义”放在一起，从对比的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问题的浮现，1830-18481830年，七月革命，反动国王查理十世被推翻，菲利普即位。这被视为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不久新建立的王朝就遇到一个新的劲敌——“社会主义”。在反反复复的革命与动荡中，七月革命后建立的自由派政府转趋保守：首相基佐倡导一种“中庸的自由主义”；夏尔·雷米萨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与贵族执政和民主都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这句名言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时期自由派掌权者的“中庸态度”。针对这些中庸自由派产生了大量的批判。批评者则认为，这些自由派理应促进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个党派或者特权阶级的私利。按照这个标准，在法国掌权的自由派已经不是自由派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由派的这种“自私自利”更加凸显了出来，他们与保守派合作，以寻求政治稳定，并利用统治权力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过，这些当权的自由派仍然宣称他们代表着人民的意志。然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给予人民投票权是两码事。自由的政府和靠全民投票的政府并不是一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等同于普选权。七月王朝这些当权的自由派不再坚持此前的一些自由原则。他们中的许多人自私又懦弱，向保守派妥协，只关心自己阶级的利益，对穷人毫不关心，玩“文字游戏”，夸夸其谈平等权利、自由和改革。这就引发了这一时期对资产阶级虚伪的“自由主义”激烈的批判，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激烈的批判这些当权自由派。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革命的”巴黎成为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聚集的地方，这里出现了欧洲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接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见得相互矛盾，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完全自然和合乎逻辑的。但是，随着当权的自由派的变质与虚伪面目的展现，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越走越近的同时，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离的越来越远。1848年革命前夕，自由主义受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攻击的理由是一样的：那就是自由主义是自私、不道德和追求无政府的学说，它消解了社会结构，目的是少数特权者可以获利。这可能就是自由主义者很少使用“自由主义”一词的原因。这个词带有很强的贬义。例如，恩格斯扩展了冯·施泰因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痛斥自由主义“虚伪的仁爱”和“虚伪的人性”，称其为不折不扣的伪善。不过，如前文所述，如果从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些批评中就得出19世纪中期所有自由主义思想家都笃信自由放任或自由派政府严格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结论，就大错特错了。欧洲当时并不存在统一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法国，自由贸易派最终也没有取得成功。自由派政客拒绝听从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见。自由放任和自由派贸易经济学被自由派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指责为不过是“个人主义”，也就是自私自利，它牺牲了国家共同体的福利以使个人获得财富。19世纪英法德的大部分自由派不反对政府干预，也不倡导绝对的财产权。他们当然不相信追求个人私利的人会自发地创造健康的财富分配机制或者促进社会和谐。他们借助于一切机会声讨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少数倡导绝对自由放任的自由派受到了其他自由派的严厉批判。不管对自由派革命的批评如何激烈，总体上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意义上的民主是1789年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之一。不过，在这一时期，“民主”当时不一定指代实行普选的选举体系。它还可以指代某种社会形态——比如承认公民平等并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欧洲自由派可能会接受甚至褒扬民主，但同时又反对普选。基佐认为普选和自由完全不相容，鉴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教训，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普选一定会导致专政。但是，基佐也不提倡将权力交给世袭贵族。他更倾向于“中庸之道”——也就是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通过代表制的体制来进行统治。和法国许多其他自由派一样，他相信选举权只能交给那些具有足够教育水平、判断力和闲暇时间的男性，像选举这么重要的事情，只能信赖这些人。他能接受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但不接受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著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同样担心群众缺乏能力，担心民主有助长利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倾向。自由派对民主的忧虑与他们对民众暴力的恐惧紧密相关。但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只有一些自由派继续鼓动暴动以推翻欧洲各地压迫人民的政权，大部分自由派谴责这些自由派是“极端自由派”，“过度亢奋”，或者是“极端分子”，并与他们保持了距离。[自由派在妥协和发展中丢失了“自由”的传统内涵，将其作为表面功夫。后来的自由放任主义则彻底丢弃了自由的传统内涵。] [二战后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其实是从“极权主义”这一对立面出发，对自己占领道德与政治“高地”的身份的宣示。而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既不受保守派的欢迎，亦不受激进派的欢迎，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对激进革命的恐惧最终也导致他们进一步走向与保守主义的联盟。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又是反保守主义的，因为他们还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自由权利的扩展。]1848年，自由派的反对党领袖没能说服基佐政府扩大选举并进行其他改革，他们转而鼓动民众，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新一轮的革命浪潮开始。革命后成立的新国民议会选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男性拥有普选权的选举。但是，选举使包括王党分子在内的保守派成为多数并上台执政，继而又引发六月起义。起义与革命的发生，使得一些自由派和保守派认为，社会主义正在威胁社会，造成全面混乱。大部分自由派现在成了所谓的“秩序党”的支持者，这个党也被称为“自由联盟”。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参选并赢得选举，他将自己包装成超然于政治之上并能够团结整个国家的人。对右派，他装作是秩序与稳定的捍卫者；对左派，他又将自己打造成工人的捍卫者、向贫穷宣战的神圣斗士和保卫革命价值的领袖。对所有人，他都承诺会带来繁荣与荣耀。自由派选择与路易·波拿巴妥协与合作。并且，革命的恐惧使自由派“秩序党”的重要成员改变了对天主教会的态度。他们现在认为在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需要教会。在这一时期，革命浪潮也席卷了德国，许多德意志自由派感到财产权受到威胁，这使他们恐慌不已，促使他们与保守派站到了一起。密尔对法国资产阶级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只要一想到重大的变革，他们内心就完全被“疯狂的恐惧”占据，以至于他们情愿投入任何政府的怀抱，只要这个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免受社会主义的侵害。路易·波拿巴按照叔叔的前例成立了新的伪民主政权，实现了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邪恶联姻，产生了民主与帝国主义结合的新型独裁。被称为波拿巴主义、拿破仑主义或凯撒主义。庇护九世领导下的天主教会发动了针对自由主义的圣战，声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自由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但是，这一时期自由派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当权的自由派向保守派靠的越来越近，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界限则越来越清晰，乃至于到后来，势同水火。在这一时期，大部分自由派与保守派不认为不正义的社会体系是社会问题与不断的暴动、革命、混乱的症结所在。相反，他们说服自己相信1848年的失败是公共道德大崩溃的结果，也正是如此，一小撮鼓动者才能够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而误导他们。公众缺乏作出负责任的决定所需要的智力能力和道德品质。相反，他们被社会主义这样的自私和物质主义的哲学流派吸引。从某种角度来说，自由派与基督教保守派和极端保皇派的看法是一致的，即深层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公众缺乏教养、自私、贪图享乐，这也是造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理念的原因。但是，和保守派不同的是，大多数自由派不认为长期的解决办法是回归传统的天主教或者新教教会。他们不相信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向人民灌输宗教教义或者教育他们更尊重权威。相反，他们认为人民需要培养品格。1848年之后，品格问题缺失成为令自由派近乎痴迷的问题。
在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陆的同时，英国自由党也在崛起，英国自由派的标志不完全是某个统一的政党平台，而是他们对改善英国国民道德的强调。在他们看来，国家的职责就是向国民灌输宗教和道德，自由党对灌输公民责任、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很重视，培养民族性、自律能力和自治。作为欧洲大陆标杆的英国的存在使得1848年后，欧洲自由派也开始痴迷于教育和教化公众。在这一时期教条的或极端的自由放任原则受到密尔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对于国家与公民道德的树立有非常大的弊端。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表达了对如何鼓励人类道德教育的忧思，而不是对国家干预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忧虑。这一时期，自由派认为妇女应该教授品格和男子气概，这些是成为负责的公民至关重要的品质。同时，宗教改革继续推进，欧洲各地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派开始用“人道宗教”来指代这种宗教。
1848年的革命对自由派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挫折，革命迫使他们明白出现了新的劲敌。君主专制和天主教的反革命分子依然是重大威胁，但是，他们现在还要面对来自左派的新威胁，比如激进民主、共和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等政治倾向。自由派在恢复元气后就对革命爆发的原因进行了长期和努力的思考。他们既没有将其归结于不公正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将其归结于剥削性的经济制度。反而将其归罪于公众的道德——或者说是公共道德的缺失。穷人受到了社会主义的诱惑；他们被哄骗着相信了一种自私的和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威胁了包括他们的生命和生计在内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在这一点上，自由派实际上和保守派的观念一致：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而言是道德问题。他们比以往更痴迷于教化和教育公众的必要性。这是他们重新强调家庭和宗教改革的重要性。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与道德科学理论体系的背景] [涂尔干宗教问题思考与研究的历史背景]
[在昨天和今天的推送中，我主要是对本书第一至四章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对作者关于“自由”这一概念从古罗马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内涵的历史流变的考察进行了整理。对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诞生与理论的建构，以及伴随着革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争斗给“自由主义”内涵带来的变化与核心原则的确立这一漫长历史进行了梳理。对本书第五至八章以及后记部分，我未继续进行这样的读书笔记整理。在推送最后，我对本书第五至八章以及后记部分的内容进行简要的概括与梳理：
本书第五章“恺撒主义与自由民主：拿破仑三世、林肯、格莱斯顿和俾斯麦”考察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四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对待“自由民主”的不同态度与政治策略对四国“自由主义”内涵与历史发展的影响。第六章“争取教育世俗化的斗争”考察了几个国家特别是德法两国在19世纪末与天主教争夺教育世俗化权利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德法两国的自由主义逐渐趋向于“保守”，追求道德教育。而在美国，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性、爱、家庭”解放的斗争和反种族歧视斗争推动了美式自由主义的发展。
第七章考察了新旧两种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的发展，到19世纪末，谈及政府的角色时，存在两种自由主义者，新型自由主义者和旧自由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自由放任主义者。双方都坚称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放任主义者最终越来越占据上风，并对亚当·斯密等众多前人学说进行了“改造”，将这些思想家打造为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自由派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友善与社会主义对他们的日益友善有关。这与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取向紧密关联，伯恩斯坦说，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实现，民主则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了。而老牌自由主义者谴责任何与社会主义的联合。在法国，自称“秩序的信徒”和“真诚的保守派”的人士创建了一个自由共和党联盟，以争取“真正的自由主义”。对这些人以及人民自由行动党的党员来说，自由主义就意味着保守。
第八章“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的理念”考察了20世纪初期“自由主义”思潮在没有的流行，最终成为美国主导理念这一历史进程。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共和党进步派这一改革派团体在1912年以及威尔逊民主党人在1916年前后，首度将自由主义纳入了美国的主流话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化了英美同盟的意识，德国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逐渐被遗忘或丢弃。不久之后，法国的贡献也被尽量弱化了。而美国由于实力的增强被选为其主要捍卫者。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自由主义才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出现在美国的教科书中。现在，自由主义的两个流派都声称他们的版本源于英格兰的历史。对哈耶克来说，自由主义源于英格兰的个人主义，而对杜威来说，它源于英格兰的人道主义。他们都没有提到法国和德国。这只是将法国和德国逐出自由主义历史的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的所有贡献都退居幕后，而德国则被视为非自由主义的源头。到1947年，无论是杜威的流派还是哈耶克的流派，无论是好是坏，都成了“美国的信念”。
在本书后记部分，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就算不是更晚近的建构产物，最早也是在20世纪中叶才被建构出来的。自由主义“转向权利”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造成的，这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正如本书所述，自由主义被美国化了。其次，自由主义被重新设定为优先考虑个人权利的学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所指出的，自由主义者降低了视野并调整了目标。基督教理论家是最早一批对极权主义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认为极权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将世界祛魅后的产物。自由主义被指责与极权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自由主义的逻辑摧毁了一切精神价值，直接导致了极权主义的产生。”
在冷战的学术氛围下，这些重要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强大攻势激起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反击之心，其中有许多人感到有必要澄清并强调他们所主张的自由主义是如何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减少了对社会重建计划的讨论，转而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捍卫。自由主义被重塑为极权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他者”，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极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丧失了大部分道德核心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随着自由主义者放低视野、降低目标，这些丧失的内容被个人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再一次被重塑，其目标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降级。
这些战后的自由主义者对以往“伟大思想家”的解读遵从自由主义向权利的转向，他们思想中与这种解读冲突的部分会被尽量弱化。约翰·洛克成了自由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对财产的辩护得到了强调。贡斯当在国家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和他一直以来对道德、宗教和“人的可完善性”的思虑，则被淡忘或者完全忽视。在这种对“自由”内涵的重新构建过程中，法国和德国“自由主义”被视为实际上是“非自由主义”,法国的自由主义被视为具有国家主义倾向，因此是有缺陷的。德国的传统是不自由的，也就是威权主义的传统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