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常谈6：人性复杂≠历史可以不分是非
史学常谈6：人性复杂≠历史不分是非
潘晟
1人与人性的复杂≠历史可以不分是非
人，作为具体的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复杂而多变化，这是常态。在历史研究中，人的复杂性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课题。
在面对人与人性的复杂性方面，往往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脸谱化，模式化；另一种则是非不分，混淆善恶。这两种情况，都是作为专业历史学者应该时刻警惕，尽力避免的状态。
人物评价的脸谱化，事件分析的模式化，大多会将其与忽视人或人性的复杂性相联系。这样的情况不难理解，因为脸谱化、模式化，是一种刻板的认识，而刻板的认识大多数情况下，都来自与对人或事的复杂性，多样性认识不足所致。
但是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为了强调人，特别是人性的复杂性，在尊重人性的背景下，放弃基本的善恶评判、是非判断。造成恶人做了一件善事，或有一个善念，就被当做人性的光辉；一贯正直之人，因某事之瑕疵，而成为恶人之典范。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模式化，脸谱化。
历史研究是一种马后炮式的活动，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各方材料具备的情况之下进行的，因此从业者很容易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过去的人与事，进行批判，特别是价值批判。不要轻易地从后人的立场上，去苛求古人，苛求身处历史实践中的当事人。这是从事专业历史工作的人，都应该牢记的一条准则。但是，这不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放弃是非判断，放弃善恶判断的理由。
我们不能因为人性的复杂性，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而放弃是非与善恶的价值判断。而进行价值判断的关键在于，是非与善恶的评判标准，也就是什么是历史人物的善和恶？什么是历史事件的是与非？
“善-恶”与“是-非”这两对概念，在历史研究中不是绝对真理性质的形而上的哲学的概念存在，而是附着于实践的形而下的具体存在。因此，“善-恶”与“是-非”是有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是-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图片源于网络）
2《世说新语》王导、王敦的故事
但是有一些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皆存的普适性标准。比如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举一个《世说新语》中典型的例子吧。
两晋之际著名的一对堂兄弟，王导与王敦。两人到当时土豪石崇家做客，面对特殊的劝酒规矩，兄弟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石崇宴请客人时，让美女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干，石崇就直接残暴地把劝酒的美女拉出去斩了！面对这样的残暴规矩，王导虽然不会喝酒，但是有人劝酒就喝干，因此喝得大醉。而王敦，则面对美女劝酒就是不喝，连续有三个美女在给他劝酒时，因其不喝酒而被拉出去砍头！王导私下责备王敦不应如此冷酷。王敦的回答是，杀的是石崇的人，又不是自己的人。
按《世说新语》这则故事，当时的社会关系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人生自由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奴隶，主人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王导作为外人，对于石崇如此残暴的劝酒规定也没有制止与规劝的能力，但是他对人的生命有基本的尊重，尽力让自己避免造成他人成为牺牲品。反观其堂兄弟王敦，却漠视他人性命，毫不在意。按当时社会时态，王敦的行为符合规则，但是与石崇一样毫无人性。
王导与王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差异，如果《世说新语》记载不误的话，就是最基本的善与恶的差异。当然在这个故事中，还有石崇，也是草菅人命的罪恶（他就是以杀人越货起家的）。石崇在西晋的政治斗争中，被杀；王敦则在东晋之后叛乱身死。
（图片来源于网络）
3历史的相对的“善恶是非”观念，也有普适性的基础
依具体的人与人群，都可以提出与之相应的善恶、是非标准来。但是有两点是要特别注意的，一善恶与是非的局部与全局关系，一是善恶与是非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之关系。
就善恶与是非的局部与全局关系而言，以人物评价较为典型。一个人，如毛泽东说说过的人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或一辈子做坏事，因此评价历史人物的善、恶与是、非，需要从全局上加以把握。不能因其一贯作恶，而偶然做了一件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而就认为这个人物就是好的，就是善的。
具体个人的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除了个体因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在内。人既是独立的自由之人，也是所处社会之中的社会人。因此其是非善恶的行为准则，在法律、道德范畴之外，还有社会公共性的一面。这种社会公共性，要求不因个人欲求而违背其所属组织或群体为基本准则。这方面民族或国家层次的表现最为突出。
还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人群之善与恶，之是与非。与具体个人不同，群体行为往往容易造成价值判断出现手足无措的局面。一方面，某个人群的善恶是非观念，对于其他人群可能是相反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群都会维护自身的价值观念，在撰写历史的时候从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因此要判断与批判其善恶是非，主要的办法就是通过观察该人群对待其他人群的态度来分辨。如果该人群对待其他人群的态度是毫不在意，生杀予夺，毫无理性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该人群就失去了善，成为恶，该人群构成的社会组织就成为犯罪组织。
善恶是非观念，最容易造成区别的就是人群，特别是阶级。不同的阶级之间在善恶是非观念上，最容易形成差别。这种阶级之间的差别，是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渊源，也是社会矛盾积累的加速器。这一点，至少就目前来看的话，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仍然是基础性的。
由于人群都与一定的地域为依托，因此凡是人群属性所造成的特征，也都表现为地域特征。
任何价值观念，都具有历史性的过程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简单一点，就是善恶是非，无论是具体的个人还是群体，都是历史性的。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为善恶是非的概念具有历史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内涵与要求往往不同，这个时代的善恶是非，在另一个时代也许不成立——而以此为某个人或某群人做挡箭牌，而更应该重视善恶是非的普适性基础。
普适性的东西有哪些？尊重正常人的生命，不漠视践踏他人生命，不草菅人命，这是一条最基础的“善”，最基础的“是”。反之，就是“恶”，就是“非”。这一点，对于统治阶级，官僚及其运作体系，以及社会上层，尤为明显，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于官僚而言，基本的善、恶，是、非，是奉公守则，按照其所处时代的法律政令及其官职执掌秉公为政，就是“善”，就是“是”，反之就是“恶与非”。就中国古代来说，虽然儒家要求外圣内王，对士大夫以及皇帝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官僚连最基础的法律政令的秉公为政都做不到，特别是涉及其自身利益关系时，就更难做到了。
热衷于过高的道德与修养要求，而罔顾法律政令的秉公执行，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活动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简单的社会现象，却无法窥破与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实在是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