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易得，风骨难求
据说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是时代的良心，但最早没有作家，只有史官。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夏代已设置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意思是史官劝谏坏皇帝无效，于是用脚投票，移民去了商地。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官吏，即史官。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最具有代表性的的是“崔杼弑其君”。
公元前548年，齐庄公与崔杼之妻东郭姜通奸，崔杼大怒，齐庄公跳墙想逃跑，被射中大腿，坠墙被杀。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于是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意思是太史记录了“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那时候，史官都是世袭的，太史死了，他的弟弟太史仲就接任了这个工作。崔杼对太史仲说：“其实齐庄公不是我杀的，是得急病死的。”太史仲坚持真相，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一看气得又把太史仲杀了。接下来，是弟弟太史叔，同样如实记载“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同样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怕死吗？你把齐庄公写成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于是提笔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崔杼被这家兄弟搞得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
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就是在南方的史官。太史季很奇怪，你南方的史官，来北方干什么？南史氏气喘吁吁地说：“我听说你们家人都被崔杼杀了，担心这段历史被篡改，所以就赶来了！”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听说已经如实记录，就放心回去了。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都要"直书其事"。那怕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时称为“内史”。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字斟句酌，斤斤计较。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哪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
现代没有史官，记录和监督的职责是记者和作家，如同医生和教师是社会健康良知的底线，记者和作家是真相的底线。我们目前有多少作家和记者？截止2015年全国共有208126名记者持有有效的新闻记者证，截止2014年登记在中国作协名义下的“专业作家”,全国一共六千余人,也就是说,中国平均每二十万人里有一个"作家"，20多万记者和近万名作家，不可谓不多矣，能够称得起时代记录者和良心的，有多少？有史官风骨气节的，有多少？从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病患完全能做到“可防可控”，到蔓延开来全球停摆，这次疫情有多少真正有深度有见地有反思的秉笔直书的作品可以拿出来？
多乎哉？不多矣。
如果还有那么几个，请尊敬、爱护他们，否则，记录真相的人越来越少，良心也就越来越少，风骨更是难求，可生而为人，不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直立行走了吗？
本文资料参考百度。
2020.5.16于沪上柔慈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