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儒家思想与两汉的孝治和孝行

摘要：“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统治者通过奖励孝悌力田、敬老养老、孝廉取士、进行孝的教育、惩治不孝等方式营造“孝”的风气。在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政府的引导下，两汉时期涌现出一批孝子孝妇，他们赡养父母、尊敬父母、为父母侍奉疾病、在父母去世后服丧和祭祀。两汉时期“孝”成为一种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夷狄和“盗贼”也都践行“孝”的理念。

关键词：儒家思想；孝 ；两汉

“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关于“孝”的阐述大量见于《论语》，如“孟懿子问孝”一节，孔子认为孝即“无违，”也就是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汉朝积极弘扬儒家“孝”的思想，以孝治天下，在社会上形成了孝的风气。在儒家“孝”思想的熏陶下，两汉时期涌现出一批孝子孝女，如樊重、鲍永、赵娥等，像石奋这样以孝闻名的家族得到高度评价。[2]本文拟分析儒家“孝”的思想和秦汉时期的孝治与孝行的关系，以期为今日继承发展孝文化提供借鉴。

1.

儒家“孝”思想与两汉时期的孝治

汉代统治者积极弘扬儒家思想，以孝治天下。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从诏令、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推行孝道，在社会上形成了孝的风气。

（一）奖励孝悌力田

为了教化百姓，汉代在地方设置“三老”，[3]并评选孝悌和力田。据《尹湾汉墓竹简》，东海郡一共有38县，178乡，孝、悌各120人。[4]除了给予“孝悌”这一名誉外，还给予他们高于一般民众的奖励，以激励更多的人成为“孝悌”。汉宣帝本始元年，“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5]中元二年汉明帝继位，“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6]可见，一旦成为孝悌，就会不定期的得到皇帝额外的赏赐，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收益，因此激励着人们践行孝悌的规范。

（二）敬老养老

汉代统治者不定期赏赐老者，其目的在于“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7]汉文帝指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于是“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8]汉顺帝“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9]此外，在法律上也对老年人予以优待，汉宣帝曾下诏“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吿杀伤人，佗皆勿坐”。[10]朝廷奉养老者的举动，对民众起到了示范作用。

汉代对老年人还授予王杖，如东汉章帝章和元年秋七月诏提到：“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11]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汉简提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12]可见受杖的老者具有相当的地位。这也是敬老的体现。

（三）孝廉取士

据黄留珠估计，汉代共举孝廉约7.4万人，其中西汉约3.2万人，东汉约4.2万人。[13]“孝”成为入仕的重要标准，使孝子能得到实际的利益，从客观上弘扬了孝道，使“孝”在社会中蔚然成风。

（四）孝的教育

《孝经》在汉代受到高度重视，宣帝在民间时曾学习《孝经》。[14]平帝时颁令“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后又征天下《孝经》教授。[15]汉明帝还曾下令军队学习孝经：“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16]《孝经》在边郡也得到了传播，宋袅为凉州刺史，提出“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17]

除了官方积极推进孝的教育，家庭也是“孝”教育的重要场所。石奋的儿子们“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这与他的教育关系密切。[18]司马谈曾引用《孝经》教导儿子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9]在官府和家庭的教育下，“孝”的观念愈加深入人心。

（五）惩治不孝

汉代对不孝的子女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从而将“孝”法律化。按照相关文献记载，汉代法律所惩治的“不孝”行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告发父母

在汉代，只要是告发父母，无论是否属实，都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汉武帝时，衡山王与淮南王谋划谋反，同时废除衡山王太子爽。于是爽“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衡山王与子谋逆”，虽然此事得到查验，衡山王畏罪自杀，但是“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20]可见在汉代，即使父亲谋逆，作为儿子也不应告发。贾复之孙贾敏“坐诬告母杀人，国除”。[21]章帝章和元年，刘晃、刘刚诬告其母，有司建议贬为庶人。章帝最后宽大处理，晃由王贬为芜湖侯，刚削户三千。[22]

2、不侍疾病

父母及其他长辈生病时，应当加以照料，且应停止娱乐活动。梁平王刘襄的任后在刘襄的祖母李太后生病时，没有请疾，其去世后又不侍丧，被人告发，以致袅首于市。[23]常山宪王舜病重，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疾”，此外还“博戏、饮酒、击筑”。被人告发，废除其封国，己继承常山王位的太子勃被迁徙房陵。[24]

3、不服丧或服丧不严

除前文所引任后不曾侍丧外，元帝时陈汤因“父死不奔丧，坐下狱”。[25]此外居丧期间禁止奸淫。根据《张家山汉简》，丈夫和父母下葬前“奸丧旁者”，属于不孝罪，会遭到弃市的严惩。[26]安帝元初五年赵惠王乾“居父丧，私聘小妻，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27]

4、杀害父母

杀害父母，被儒家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礼记》记载“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垮其宫而猪焉。”[28]《周礼·秋官·掌戮》载“凡杀其亲者，焚之。”[29]王莽时，东平王云“毒杀其父思王，坐大逆诛死”。[30]根据简牍记载，汉代明确规定“子杀父母”、“奴婢杀主”都要处以“袅其首市”的处罚，而且即便自首也不能减刑。[31]

2.

儒家“孝”思想与两汉时期的孝行

儒家“孝”思想源远流长，前文已述，孔子提出“无违”的孝道观，并将“孝”分为父母生前、死后两个阶段，都要按照礼的要求进行。孟子也非常重视孝，他提出“事亲，事之本也”，“事，孰为大？事亲为大。”[32]《孝经》是对孝道观的总结与完善，其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33]将孔子的孝道观进一步细化，平时尊敬父母、赡养父母，使父母愉悦；父母生病时要尽力侍奉；父母去世后要尽哀、严肃地祭祀父母。这样就把“孝”贯通于各个阶段，为孝子们提供了行为的准则。

（一）“居则致其敬”——尊敬父母

《孝经》中的“居则致其敬”源于孔子的思想。《论语·为政》载孔子言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34]汉儒董仲舒指出“父者，子之天也”。[35]东汉樊重“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36]就是子女尊敬父母的例子。

汉代的孝子们不能忍受自己的父母受到侮辱。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37]若父母遇害，则必须为父母报仇。郡吏侮辱阳球的母亲，于是他“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并因此而名显一时。女儿也有为父母报仇的义务。赵娥的父亲“为同县人所杀”，而赵娥的兄弟三人都已病故，仇家因此认为“莫己报也”。赵娥等候了十余年，才成功的刺杀了仇家。[38]

（二）“养则致其乐”——赡养父母

赡养父母是“孝”的重要一环，《孝经·庶人章》认为庶人孝的基本内容是“谨身节用，以养父母”，[39]虽然孔子认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但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对于贫寒的家庭，“养”才是“敬”的前提。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尽力赡养父母，是孝的重要标志。如东汉李咸“家贫母老，常躬耕稼以奉养”，[40]江革“少失父，独与母居”，时值两汉之际，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后来“转客下邳，穷贫裸跣，行佣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给”，通过采拾和为人做工的方式来赡养母亲。[41]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冢于大泽中，以奉养焉”。[42]虽然他们供养母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在尽力赡养母亲。也有的官员虽然严于律己，生活朴素，但对母亲却尽量提供最好的物质。如孔奋身为姑臧长，自身非常简朴，但“事母孝谨……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43]

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生不识母”的人会主动寻找他们的母亲，并奉养可能是他们母亲的人。如九江太守陈子威曾在山谷中见到一位老妇人，因为其姓氏与其母相同，“因载归家，供养以为母”。[44]

（三）“病则致其忧”——侍奉父母疾病

根据《孝经》，侍奉父母疾病是孝子应尽的义务。《礼记·曲礼下》载“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45]也就是说孝子应该为父母尝药。汉文帝为代王时就为其母薄太后尝药：“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46]蔡邕的母亲曾患病三年，蔡邕“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47]

（四）“丧则致其哀”——安葬父母与为父母服丧

孔子认为，孝是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48]“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49]可见在父母去世之后，仍然应当继续对父母尽孝，丧礼和祭祀就是父母去世后子女对父母尽孝的表现方式。

父母去世后并不立刻下葬，这一时期就需要子女保护好父母的棺椁。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孝子应尽全力保护好父母的棺椁。如蔡顺的母亲去世后，里中遭遇火灾，蔡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蔡顺独得免”。[50]古初为了保护父亲的棺柩“匍匐柩上，以身扦火”，最终“火为之灭”。[51]

父母若是去世于外地，孝子还应迎丧归乡。若这一过程中棺柩遭到意外，孝子也要全力保护。廉范的父亲客死于蜀汉，其“辞母西迎父丧”，但在返回的路上他的船触石沉没，廉范抱着棺柩加以保护，于是也沉入河中。[52]袁闳的父亲袁贺去世，袁闳兄弟迎丧，“縗绖扶柩，冒犯寒露，体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53]

父母去世后，子女应该为之服丧。公孙弘“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54]东汉时期，随着“孝”观念的深入，东汉时孝子服丧更加庄重，申屠蟠在服丧期满后又“不进酒肉十余年，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55]此外，孝子在服丧期间常常“哀毁骨立”，鲍昂“及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56]韦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57]

（五）祭则致其严——祭祀父母

东汉时期，皇帝以许可大臣过家上冢为恩赐，大臣也以此为荣。如光武帝“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己下及宗族会焉”[58]，汉和帝特准韩棱“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59]《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因此，这既是生者的荣耀，又是逝者的光荣，更是光宗耀祖的举动。

祭祀父母在汉代是非常普遍的行为。申屠蟠九岁丧父，“每忌日，辄三日不食”。[60]韩卓的家奴还盗窃食物来“祭其先”，韩卓大为感动，免其为民。[61]张武的父亲因与盗贼交战而死，尸骸丢失，张武就拿着父亲的遗剑，至其父亡处祭祀，他因此被第五伦举为孝廉。[62]

（六）秦汉时期女子的孝行

随着儒家“孝”思想的广泛传播，不但涌现出大批孝子，孝女也大量出现。有父亲坠入江中而死，女儿也在江边恸哭投江的曹娥、叔先雄，[63]也有为父报仇的赵娥，孝顺婆母的姜诗之妻等。[64]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规范也很重视。刘向撰《列女传》，班昭作《女诫》七篇，这些书籍对女性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后汉书》中第一次将女性的事迹专门汇集为《列女传》，其中多孝顺父母、姑婆以及对丈夫、子女有所匡正者。此外，孝女之所以成为孝女，与其家庭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如姜诗就“事母至孝”，其妻更是“奉顺尤笃”，为其母去江中汲水。他们可能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3.

两汉孝文化的兴盛

两汉时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官府以孝治国，民间也涌现出一大批孝子和孝女，他们的孝行被传为美谈。而官府鼓励他们的孝行，并记入史书，使他们能够流芳千古。这就进一步使得“孝”这一儒家思想更加广泛的传播开来，孝文化在两汉时期已然成形。

（一）姓名、孝子图像、孝妇感天故事与孝文化在民间的普及

在孝文化的影响下，以“孝”作为姓名的汉人越来越多，如“刘孝”、“赵孝”、“张孝仲”等，这本身就反映了孝文化对他们父母的影响。[65]

两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可见大量的孝子图像，这一题材一直延续到后代。其中尤以济宁嘉祥武氏祠中的孝子图最为丰富，画像中《曾子》、《老莱子娱亲》、《丁兰供木人》、《柏榆伤亲》、《邢渠哺父》、《董永孝亲》、《蒋章训》、《朱明》、《李善祭主》、《金日弹拜母像》、《三州孝人》、《羊公》、《魏汤》、《孝子赵询》、《孝孙原谷》、《七女为父报仇》、《帝舜图》等成为孝子图像的代表之作。[66]

两汉孝感故事，以“东海孝妇”和“上虞孝妇”故事为代表，其过程都是孝女被诬告，太守没有明察，然后发生自然灾害，新任太守翻案之后灾害结束。[67]可见，当时“孝妇感天”已经成为一种叙述模式。

（二）夷狄与“盗贼”对孝的重视

夷狄与“盗贼”为儒家所鄙夷，但在两汉时期，他们也逐步接受了“孝”的思想，并加以实践。

汉代皇帝谥号都带有“孝”字，如孝景皇帝、孝宣皇帝、孝明皇帝等，这本身就体现了汉代“以孝治国”的传统。这一传统为匈奴所学习，“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68]即匈奴单于的单于号也都带有“若鞮”二字，如复株累若鞮单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等。这体现了匈奴对“孝”的重视。

除了类似匈奴这样的夷狄之国，被称为“贼”的乱军和偷盗者对孝子也往往采取保护的态度。两汉之际的混乱导致不少地区民不聊生，如刘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亨之”，刘平乞求“食母毕，还就死”，贼“哀而遣之”；[69]有强盗晚上到赵咨家抢夺，其至门迎盗，只求留下少量衣服和粮食以供养母亲，以至于“盗皆惭叹，跪而辞曰：'所犯无状，干暴贤者’”。[70]张闳尽力奉养老母，“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以至于黄巾“贼相约语不入其闾”，[71]孙期“事母至孝”，同时“仁让”，“黄巾贼”“相约不犯孙先生舍”。[72] 由此可见，孝子在饿贼、强盗等面前也得到尊敬，他们能够不加以侵犯，这说明“孝”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几乎每一个人心中，全社会都形成了“孝”的风气。

4.

结语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孝”在两汉时期蔚然成风，无论是上层的皇室大臣，还是下层的民众甚至“盗贼”，都践行着“孝”的理念。“孝”的观念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是有其过程的，宣帝以降是西汉“孝”事迹大量出现的时期，而《汉书》、《后汉书》中有大量两汉之际因为孝“匈奴不入”、“感动饿贼”的故事，东汉时期孝的事迹更是远远多于西汉，特别是“孝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于专门设《列女传》加以记载。刘向作《列女传》，班昭作《女诫》，这些书籍对“孝”观念在女性中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两汉时期的“孝”思想，在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其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在父母疾病时悉心照料这些思想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如在父母去世后“哀毁骨立”等行为我们是不当提倡的。在提倡孝文化，提倡关爱老人的今天，我们要对古代的孝思想加以扬弃的继承，取其精华，剔其糟粕。

注释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清嘉庆刊本）卷二《为政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46页。

[2] 《史记》卷一百零三《万石张叔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346页。

[3]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4] 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页。

[5]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2页。

[6]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6页。

[7]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3页

[8]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3页。

[9] 《后汉书》卷六《顺帝纪》，第264页

[10]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8页。

[11]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157页。

[12] 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筒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

[13]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14]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

[15]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355页。

[16]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46页。

[17]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张列传》，第1880页。

[18] 《汉书》卷四十六《万石卫直周张传》，第2194页。

[19]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4001页。

[20] 《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2156页。

[21] 《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667页。

[22]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553-554页。

[23] 《汉书》卷四十七《文三王传》，第2214-2215页。

[24]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34-2435页。

[25] 《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3007页。

[2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第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27] 《后汉书》卷十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559页。

[28]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下》，第2846页

[29]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三十六《掌囚》，第1908页。

[30] 《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第3436页。

[31]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第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第151页。

[32]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卷七下《离娄章句上》，第5921页。

[33] 《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六《纪孝行章第十》，第5557页。

[34]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第二》，第5346页。

[35]  苏兴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五《顺命》，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04页。

[36]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阴识列传》，第1119页。

[37]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惲列传》，第1017页。

[38]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2796-2797页。

[39] 《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三《庶人章第六》，第5542页。

[40]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谢承后汉书》卷三《李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41]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302页。

[42]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54页。

[43] 《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1098页。

[44]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议校释》卷三《愆礼》，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页。

[45] 《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卷五《曲礼下》，第2745页。

[46] 《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2269页。

[47] 《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1980页。

[48]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第二》，第5347页。

[49] 《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第3535页。

[50]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312页。

[51]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315页。

[52] 《后汉书》卷三十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1101页。

[53]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1525页。

[54]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2619页。

[55] 《后汉书》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1750页。

[56] 《后汉书》卷二十九《申屠刚鲍永郅惲列传》，第1023页。

[57] 《后汉书》卷二十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917页。

[58] 《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645页。

[59]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1536页。

[60] 《后汉书》卷五十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1750页。

[61]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2233页。

[62] 《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2682页。

[63]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2797页。

[64]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2783页。

[65] 《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列传》，第480页；《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298页；《后汉书》卷六十八《郭符许列传》，第2231页。

[66] 骆承烈，朱锡禄：《嘉祥武氏墓群石刻》，《文物》1979年第7期；杨子墨：《两汉山东墓葬石刻的孝礼文化》，《淄博师专学报》，2013年第3期。

[67] 《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第3041页；《后汉书》卷七十六《孟尝传》，第2472页。

[68] 《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3829页。

[69]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296页。

[70] 《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1213页。

[71]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张韩周列传》，第1526页。

[72]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54页。

本文原载《秦汉研究》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