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美国科罗拉多时间2021年11月2日早上7时，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先生逝世，享年91周岁。
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
李泽厚先生也是《天涯》杂志的作者。《天涯》1997年第1期刊发李泽厚《新儒学的隔世回响》一文；1999年第2期刊发李泽厚访谈《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
今日推送《新儒学的隔世回响》一文，特此纪念。
新儒学的隔世回响
李泽厚
活着的汉文化心理结构
什么是儒学（或儒家、儒教）？有人说，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的一种学说、 学派、思想。但这个说法只能应用在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上面。后来的儒学吸收了大量的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佛学很多思想，那还 算不算儒学？陶渊明算不算儒家？从朱熹、梁启超到陈寅恪，都有不同意见。有说是儒，有说是道，有人说是外儒内道，我也可以说他是内儒外道。到了近代更麻烦。康有为打着孔圣人的旗子，但在《大同书》里，很重要的一章却是“破家界，作天民”， 结婚还需订契约。他属于什么家？章太炎也同样麻烦，他写了一篇《五无论》，“无政府”、“无人类”，什么都不要。那他是什么家呢？章太炎骂过孔子，但他又是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当然是儒家的一个派别。再后一点有鲁迅、胡适,他们都说打倒孔家店，还算是儒家吗？但鲁迅对母亲的孝顺和胡适对发妻的忠诚，行为上又完全是儒家的影响。以牟宗三为首的现代新儒家认为，真正算儒家的，除了孔、孟以外，就到宋明理学，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算是儒家；其他的人，甚至汉代的董仲舒都被排除在外了。那么，董仲舒、王安石、柳宗元等，他们不像法家，道家也不像，阴阳家也不像，他们像什么家呢？岂不是“无家可归”了吗？《汉书》里头写得清清楚楚。董仲舒为“群儒之首”，是儒家的首领。这样看来，牟宗三的儒家定义未免太狭窄了。其实，在传统中国，只要是读书人，一般都算是儒生，因为他们读的主要是四书五经，受的是儒家教育，相信孔夫子所说的那一套。《儒林外史》描写的，林林总总，不都算“儒”吗？这是最广义的儒家。我认为儒学是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称他们为汉族、华人也好——的行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种定势、模式，我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我认为儒家最重要的是这个深层结构。农民一直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到现在还是一样。他们不一定知道孔夫子，也不拜孔夫子。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思想方式、情感表达，全部都受儒家影响。他们重视家庭生活、孝顺父母、拜祖先，慎终追远，这都是儒家思想，尽管他们本身不一定知道。他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就是要很勤奋、不偷懒。所以，华人不管在哪里，一直都很勤快，都能够生根发展。印度的和尚是化缘过日子的，中国的和尚当然也化缘，但强调自力更生，寺院有自己的土地，和尚本身也要干活。宋朝的百丈清规规定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恐怕就是儒家渗透进去了的。佛都讲爱护众生，挖土会杀害生命，也是罪过呀！儒家就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一般农民、和尚不拜孔夫子，但还是接受了儒家。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视此生，虽然也祭拜鬼神，其实是一个世界，天堂、地狱等等另一个世界事实上是为这个世界服务的。拜神求佛，是为了保平安、求发财、长寿，这与基督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中国的神不只救灵魂，更重要是救肉体。有些宗教强调拯救灵魂，甚至认为必需折磨肉体才能得救、走入黑暗才能得救。但儒家不然，儒家也不特别重视纯灵魂的拯救， 我开玩笑说，中国人的负担很重，死了还有责任，保护活在世间的子子孙孙，死了也还是属于此世间的。这不是道家，也不是佛家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到现在还保存下来，是重要的方面。又比如，中国人是很实际的，两个人吵架， 调解人总算了吧、算了吧！并不讲谁对谁错，和解了就行、不吵了就行。我小时感到奇怪，总要说个谁是谁非，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嘛！西方就不一样了，经常要上法庭，找律师，搞个是非判决，但上法庭有时搞得两败俱伤、人财两空。中国人一般不大愿意打官司，请中间人这边跑跑、那边跑跑，调解了事，以和为贵，是非不必要搞得太清楚。这倒是真正的儒家精神。所以，我重视儒家，并不是因为它死了，要把它救活。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说儒家死掉了，要救。我觉得情况恰好相反，正因为它还活着，我们才重视，要把无意识的变成意识的。老实说，如果真死了，凭几个知识分子是救不活的。因此，儒学不能变成深奥难懂的哲学理论，变成少数人的东西，那意义不大，也失去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的基本精神恰好在于它对塑造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起了很大的作用。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这句话看来简单。其实十分深刻。
儒家是哲学还是宗教？这也是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宗教，但大部分人认为是哲学。孔子没有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或天之子，他是普通人，“吾非生而知之者”，说得很明白。
他没有像耶稣一样创造奇迹，把盲人的眼睛一摸，眼睛就亮了。他老说：我只是好学。儒家没有人格神的观念，也没有宗教性的组织。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他不否定、也不肯定鬼神的存在。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的态度很有意思，相当高明。这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到现在为止，科学也不能证明鬼神到底存不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儒学的确不是宗教。海内外学者因此认为，儒家就是哲学；我觉得这也有问题。儒家对一般的人民起的作用，不是哲学或哲学家——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等所能企及的。哲学主要对某些科学家、知识分子起影响。孔子不一样，他的学说有点像西方的《圣经》，很长的时间对一般老百姓起了重要的影响，像上面讲到的那些，就不是哲学家所能起的作用。
因此，说宗教儒家不是宗教,说哲学儒家不是哲学。西方哲学一般讲究理论系统，儒家却很少去构成真正的大系统，讲究的是实践。所谓 “礼者履也”，功夫即本体等等。假如远离行为去构建一套理论体系，在儒家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中国逻辑不发达也有这个原因在内。
西方哲学家，可以躲在房间里，想自己的，不管实际，理论本身就有它的意义。但是，不管是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都反对这种态度。而且，他们的学说对人们日常生活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格言》和曾国藩的家书等，都把儒家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管制着人们的行为、思维和生活。而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并不能管人的生活。
所以儒家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用西方宗教、哲学等这些概念来套便很难套上。儒学可说是半宗教半哲学、亦宗教亦哲学。这就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西方哲学，从中世纪神学分化岀来以后，主要成为一种思辩性的理论论证。儒家当然也讲理论，但更讲感情。孔子在学生提岀，父母死后，要服三年丧，会不会太久时，本可以有几个可能的回答：这是天的意志、上帝的要求，你必须这么做；或者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必须遵循；或者说这是历来的习俗，必须服从，等等。但孔子偏偏不这么回答。他反问门徒：父母死了，不服丧你心里安不安？门徒回答：我安。孔子说：安就不需要守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不是把道德律令建立在外在的命令上，如上帝、社会、国家、风俗习惯等，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情感上。他说，父母生你下来，也要抱你三年，父母过世了，不服丧，你心里安不安啊！孔子提出的是人性情感的问题。
但儒家这样强调父慈子孝，不是自然情感， 而是人性情感。儒家认为，人的一切、社会的一切，都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就把情感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上，这是孔子的一大功绩。他把理性、智慧、道德各种要求,建立在人性的情感上面。这就是我认为儒家不同于一般哲学思辩的重要特征。这一点，过去很少人从根本理论上加以强调。儒学强调情理不能分隔，而是渗透交融和彼此制约着的。例如“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同时强调情里面有理，理里面有情，“理”的依据是“情”，而“情”又必须符合理性，从而“理”不是干枯的道理，“情”不是盲目的情绪。所以，尽管儒学提倡忠、孝，却反对愚忠愚孝。
中国人喜欢讲合情合理。我上课讲儒家的原则时，外国学生听了哈哈大笑。我说，如果父亲生气，拿根小棍子打你，你就受了吧！要是用大棍子，就赶快跑！这就是所谓的“小棍受大棍辞”。我问他们：为什么？古人做过解释，父亲是 一时气愤，真的打伤了孩子，父亲也伤心。孩子逃跑，反而真正“孝顺”了父亲，不逃反而是愚孝，你受伤，父亲心理也受伤，名声也不好。左邻右舍会说:这个父亲多么残忍啊！你逃是很有理的，不只保护你自己，你保护了你父亲。
孔、孟都讲“经”与“权”；“经”翻译成现代语言就叫原则性，基本原则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权”是灵活性，要你动脑，要有理智。有经有权,，才真正学到儒学。儒学不是一种理论的条条而已，在政治、经济、生活上都有用处，既讲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但不能情感上盲目地服从，它不是非理性的盲目信仰。君王或父亲都有犯错的时候，做臣子或做孩子的，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跟日本的武士道不一样。中国在大事上强调过问是非。好像父亲、君主要你去杀一个人、打一个仗，也要考虑到对不对，日本武士道就只讲输赢，不问对错，盲目服从、信仰、崇拜， 打输了就切腹自杀。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关于刺客的故事，遇到好人杀不下手，不杀又对不起主人，就自杀了。他们没有盲目的服从，儒家很赞赏。儒家有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等说法， 就是说服从道理比服从个人包括君、父重要。这 是非常理性的态度。儒家没有并反对宗教性的狂热，但非常强调人的情感性的存在，并认为任何的行动都以情感为基础。
有人说，基督教才是中国人的前途，只有基督教才能够救中国。但是，要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完全信奉基督教，我觉得会比较难。例如，对中国人来说,原罪说很难被接受：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有罪呢？为什么生命是一种罪过？我要去赎罪？中国人认为给予生命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说，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孔夫子在《论语》第一章里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种快乐不是感官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今天吃了螃蟹特别高兴，而是精神上的快乐。归根究底这还是一种包含理性的情感，是某种情理交融，可见儒学讲的理性是活生生的，带有人间情感的，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性。这也就是人性。儒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建造完美人性的问题。
儒学这种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始终讲究奋斗，讲究韧性、坚持，所以我说中国很少有彻底悲观主义者。自杀的中国文人比日本少，日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自杀了，在中国这大概很难发生。中国人即使在困难时，总愿意相信前途美好,明天时来运转，所以只要坚持下去，好日子总会来。中国民族也好，海外的千万华人也 好，因此能够经历各种艰难困苦而生存下来。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就是儒学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培养了一种人格、 操守、感情、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可见儒学虽然不纯粹是宗教，但它却包含着宗教的热情；儒学虽然不纯粹是哲学,但它却包含了哲学的理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是最讲实际、最重情感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学是最宽宏、最讲理 的。这就是儒学的特点。
儒学的发展以及现代新儒学的困境
儒学的分期也是个大问题。我不赞成杜维明教授的三期说。杜教授的三期是：孔孟第一期，宋明理学第二期，现在第三期。这个三期说把汉代给忽略掉了，这是一种偏见。汉代的儒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第一期是孔、孟、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才是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只能算是第三期（即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无论宋明理学还是现代新儒学，都把荀子的地位放得很低，有的根本不提，有的认为荀子不属于儒家。这是不妥的。荀子和孟子，是孔子 的两翼：一个由外到内，另一个从内到外。汉代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承继荀子，在新条件下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阴阳家、道家、法家、墨家的东西，构成了一个阴阳五行的系统。董仲舒的天、地、人、自然、社会，是一个完整体系。西方人觉得奇怪，中国人不要上帝，竟然生存得那么久，是什么东西维持着呢？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上帝，任何部分，即包括皇帝，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即反馈体（Feedback System）。阴阳五行是反馈的，例如五行相生又相克、阴阳对立又互补等等。政治也在这个系统中：天管皇帝，皇帝是天之子，统治百姓，但百姓又影响天呀！ “天视自我 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听百姓的，这不是一个圈圈吗？这是中国式的民主观念。这当然与现代西方的民主是两回事。中国的阴阳五行是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现在叫汉人、汉民族、汉语呢？这表明这个朝代非常重要，它在物质上、地理上，奠定中国今天的基础；而且我强调，精神上、心理上也是，它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阴阳五行不创始于儒家，但汉代的儒家吸收、接受、传播了它们，成为社会普遍的观念、思想和信仰。针灸、堪舆、阴阳五行，尽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有些是非常不科学的，有些甚至是虚幻、迷信的东西，但里面的确有很多经验的、科学的东西存在。例如不是中医不“科学”，而是现在的科学水平，还没发展到解释中医的地步，也许在五十年、一百年后，科学才能非常实证地解释中医，包括大家讲的气功。这一套东西，汉代儒家把它吸收进来并发扬光大，搞成一套天人的理论。这是儒学的一个很大发展。正因为成了这么一个系统，在中国儒家传统中，人的地位才很高，人才能够干预天地。也因为如此，才可能有后来宋明理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不是天为人立心，而是人为天地立心，这岂不厉害！康德说，假如没有人，自然发展就没有目的。这就是人是自然的目的，也就是康德说的文化的、道德的人。这说法和中国比较接近。记得八十年代，那些反传统的年轻人老说“中国是最保守、最顽固、最守旧”的。我说，恰恰相反，中国人最最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只要有道理就接受。包括中国的服装变得很快呀！原来的长袍马褂，我记得进大学的时候还穿过，过两年，所有人都不穿了！中国接受外来的东西是很快的，只要合理、方便，就能接受。“变则能，通则久”，只有变化和不断的发展才能长久，才能生存，所以不拘泥。中国传统非常讲究实际，接受变化，这是真正儒学的精神。当然总有人顽固、守旧，自以为是坚持传统儒学，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儒学是讲究变化、发展的，而且它是尽可能吸收、接受外来的东西，最后消化外来的东西，这才是儒家的最大特点之一。汉代的儒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因为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吸收、消化在系统里头；道家的、法家的他也吸收，过后消化掉。中国有一句话“有容乃大”，不是也有一句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吗？开始也许很难接受，但首先“求同存异”；求同，两个意见不一样，先谋求共同点吧！至于不同的，暂时不说吧！然后慢慢接近，互相渗透，最后吸取同化。宋明理学为什么会发展呢？因为它吸收了佛教和道家，特别是佛教的一些东西，所以能够创造一个新高峰。那什么叫“现代新儒家”？现在议论也很多。有一种定义说，只要是肯定儒家传统的就是新儒家，甚至只要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都算现代新儒家。这太没意义了，太广了。另一种定义是，只有熊十力学派才算，冯友兰不算，梁漱溟只算半个，因为他与熊十力有一些交情。这又未免太狭窄了。我对现代新儒学的定义是“现代宋明理学”。因为新儒学在英文是New Confucianism，本来的意思指宋明理学，搞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现在加个“现代”变成Modern New Confucianism。 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张君励、唐君毅和牟宗三承继的正是宋明理学，强调儒家的心性论。牟宗三最重要的著作叫做《心体与性体》，包括杜维明教授现在强调的也是自我修养，所以，“现代新儒家”乃是宋明理学的宣扬者、发展者，他们要建立道德形而上学。但我认为，用道德的形而上学来概括或作为线索来贯串儒学，是太片面了。孔子很少讲心、性，孟子讲了一些，但也不是很多；用心、性说来概括儒家，是第三期的儒学即宋明理学，他们强调的是从“内圣”开“外王”。朱熹、程颐，都希望皇帝变成圣人，以为那样，天下就会太平了。这个要讲起来原因很多。秦汉以后，皇帝的权力特别大。有绝对的权力，一定干坏事，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儒家很伤脑筋的事情。董仲舒弄出一个天人感应的理论，说皇帝要听天的。发生地震，是天在警告，皇帝就要检讨；发生洪水，这也是天的警告，想用这个来限制皇帝。实际上，最后的替罪羔羊是宰相，皇帝怎会有错啊？是用错人，预示罢黜宰相。到了唐宋以后，皇帝不再相信这套玩意儿了！宋明理学才搞出另一套东西出来，要皇帝正心、修身，服从天理。从“天谴”到“天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很好的论证。真心诚意都是对皇帝讲的，宋明理学讲心、性有它的道理。但是，它并不成功，皇帝是不会听那一套的，结果变成了管制百姓的官方学说。在现代条件下，现代新儒学搞出一套道德形而上学，去继承宋明理学，但根本理论并没超出宋明理学多少，并没有脱出宋明理学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内圣开外王，心性第一，只是略微吸收了一些外国哲学，但也不多，词语、观念、说法新颖和细致了一些而已，它远不足开出一个真正的新时期。所以我认为，它只是第三期儒学（宋明理学）在当代或隔世的回响。它对广大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没起什么作用或影响。它并不能算什么大发展，也很难开出自己的“时代”。儒学要真正发展，还需另外考虑，另外开头，另起炉灶。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这不仅牵涉到哲学形而上学，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好像首先要对儒学提倡的而为广大中国人崇拜的 “天地亲君师”——其实是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的体系——分析、解构，然后再设法重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把具有情感特征的儒家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重新发扬光大，重视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同时重教育、塑人性，开出一条新的内圣外王之道等等，它远远不只是心性论的道德形而上学。只有眼光更广阔一些，儒学才有发展的前途。（此文根据1995年12月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辞整理而成。）李泽厚，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等。
现代人使用新儒家一词，最初是指宋代的儒学，以与孔孟本人及汉代儒学相区别。所以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说，新儒家这个名词，“是一个新造的西洋名词”。
宋代新儒家的开端虽然可以上溯到唐代辟佛的韩愈、李翱，但其思想系统直到十一世纪才明确形成，一般认为包括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宇宙发生论，程颐、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
现代新儒家（或新儒学）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新唯识论》）、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冯友兰（“贞元六书”《新原道》、《新理学》、《新事论》、《新原人》等）、牟宗三（《心体与性体》），此外张君励、马一浮、唐君毅、方东美、钱穆、徐复观等人一般也被视为新儒家。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梁启超、辜鸿铭、张东荪等人，也未尝不可看作新儒家或接近新儒家的思想家。
当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家的自然发展，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是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人的门生弟子，最著名的当推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以及刘述先、李明辉、林安梧等台港美加华人学者。大陆学者文革后较早对当代新儒家作出回应与研究、引介与批判的主要有李泽厚、汤一介、庞朴、方克立等，但一般不把他们划入新儒家的阵营。
当代新儒家虽然由现代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思想发展而来，“接着他们讲”，中间未有中断，但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应当是七十年代末台湾开始进入现代化社会，现代新儒家的弟子如杜维明、成中英等在海外大学登上哲学讲坛之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新儒家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论争中进入大陆并引起激烈争论，其国际影响亦逐渐扩大。
当代新儒家在其发展中逐渐与现代新儒家形成明显差异，成中英认为前者为新儒学而后者是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不同程度均以传统的圣贤自许自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们的共同抱负，他们不但有“弘道”的学术研究，而且有“行道”的实践行动，熊十力、梁漱溟、徐复观都曾投身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即所谓“知行合一”、“内圣外王” 的努力追求；当代新儒学则以理性、知识的探求本身为旨趣，是以儒家为终极关怀的纯学者（成中英），他们非但不是践行儒家“原教旨”的行道者，而且承认学术活动亦是学人谋生必须的职业（杜维明）。现代新儒家大多对东西文化作较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理解批判（如梁漱溟），多持有东方精神文明优胜论的观点，并预言儒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共同需要的精神依托（如钱穆）；当代新儒学则认为儒学只是人类思想资 源的一种或一部分，儒学的“创造性转换”也即是儒学的开放性，是与人类其他思想如基督教精神的交流融合，它本身不可能独自担当救世使命（杜维明）。现代新儒家要“在已经确认或坚 信的价值基础上发展和创立一套思想的体系或 命题，倡议其普遍真理性和必要性”；而当代新 儒学则是“对儒学说的学术研究并在此基础上 作出力图公平而恰当的评价以为个人理解、行为或公共政策的参考”（成中英）。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方法“往往诉于个人体验、憬悟与直觉'；而当代新儒学则“以历史观察与理性分析为方法”（成中英）。现代新儒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哲学思想本身的建构上；而当代新儒学虽然也是哲学，但其成就更多体现历史、文化、社会等现实 感更强的学术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思 想的新儒家已经终结，作为文化思潮的新儒学其影响不可低估。
（正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