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在官场混得开?这帮清代老狐狸早就看得透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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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是“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本文作者李乔,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原题为《话说清代的“宦术”》。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这种诀窍,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起过非常恶劣的作用,从中可一窥清代官场特别是晚清官场的腐败程度。

  李鸿章

政治学家、哲学史家林同济先生在《文化形态史观》中,曾列举了中国封建官场上流行的许多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宦术”在清代官场上可谓一应俱全。

林同济对“宦术”如此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虽然这是对整个古代官场“宦术”的概括,实则更为清代“宦术”之大略也。

下面着重盘点几种清代官场上最为流行的“宦术”

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显宦的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宦术”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多少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与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大有关系。

  曹振镛

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获得“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则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曹振镛不仅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考,华中堂的原型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宦术”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钳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报喜不报忧。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宦术”给吏治、世风带来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一位正直的无名氏作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

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通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宦术”。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此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王文韶

一个具体表现是,当王文韶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总是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晚清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

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见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

譬如翁同龢,他是个经历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

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先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向奕劻吹嘘自己“深通洋务”。

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是“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徐世昌

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这种风气的浸染,由“方”变“圆”,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

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在位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

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

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所谓的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都在这张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唯上是从:英国人威妥玛的见闻/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

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极盛。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威妥玛

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于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忘(王)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英语“Yes”),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

在封建官场,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

书中描写一个叫卜士仁(“不是人”之谐音)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他对此诀的解说非常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可谓精通此“宦术”的权威。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

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略举几种方法如下。

送妻妾“当差”。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的事,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这类情况。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肉体换来红顶子。又有人作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官箴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载振。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

讨长官爱妓的喜欢。某总督非常喜爱买来的一名幼妓,幼妓想穿苏州式样的鞋,但久觅不得。某候补县丞知道后,觉得这是个巴结总督的良机,便托人做了二十双苏式绣鞋,撒上香料,缀以珍珠,用锦匣装好,献给了该妓。该妓大喜,便在总督面前为此候补县丞说好话。不久,这个候补县丞便被提拔为首县县令,以后又擢升道员。道员又称观察,所以时人讥其为“绣鞋观察”。

迎合长官文雅之好。光绪时,刑部某司员听说本部尚书潘祖荫好尚文雅,便想出献诗以媚的办法。他急就数十首诗,抄得工工整整,于堂上恭敬地呈上。潘祖荫看后不禁大笑,原来此人狗屁不通,写的都是什么“跟二太爷阿妈逛庙”之类。

避讳长官之名。吴趼人《新笑史·避讳》云:“晚近官场恶习,讳及上官,卑谄之俗,令人可笑。”有人献云南宣威火腿给盛宣怀,其礼单上写着:“宣腿若干。”幕友将礼单送给盛宣怀看时,因避讳“宣”字而说道:“有人给您送腿来了。”

有的位卑之官为能让权贵注意自己,从而巴结上权贵,便想出献奇巧物品的办法。同治年间,金安清向胜保献奁具首饰百余件,上面皆有“平安清吉”四字,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上凿此四字为饰。有人揭露其中奥秘说:此中暗含金安清之名,其意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

“笑骂由人”“稳冷狠”与“套拉拢”/

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这就必须懂得“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官诀,即任凭别人嘲笑责骂也安之若素,照旧做自己的官。

清末士人蒋芷侪曾说,他在北京大栅栏某酒馆中听到隔座两人嘲笑清政府通此官诀。甲说:“近来各报纸明目张胆地丑诋政府,而政府却忍受着,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我如果当权,一定找个碴把这些报馆全给封了。”乙听后笑言:“这就是足下所以不能当权的原因。”甲问其故,乙说:“做官须懂官诀,才能希荣固宠。入政府当官的,都懂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顾舆情,我行我素的厚脸哲学,确为很多清代官吏所奉行。

此外,欺上瞒下也是清代官场上普遍流行的做官为吏的诀窍。小说《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到这一诀窍的种类和“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

还有“稳冷狠”三字诀,一些清朝官吏认为此诀与官场政术相通,故将“稳冷狠”三字作为居官要诀。某官常对友人说:“居官要诀,唯'稳冷狠’三字。”

有人认为,晚清有名的官吏中,以袁世凯最可当此三字,但其又于三字中的“冷”字稍欠功夫。正是因其不安于“冷”,所以才归于失败。此所谓“冷”,当指冷静不躁。不安于“冷”,是指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太切,急不可待,以至落个魂归黄土的下场。“稳”,大概就是徐世昌的四条官诀中所说的“沉稳”,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急于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时不轻易着手,要行动时也要稳扎稳打。“狠”,当是指要敢于下手,无毒不丈夫。

《官场现形记》上说:“同人拉拢是没有吃亏的,这叫作做官的诀窍。”实际上,官场中“套拉拢”决不止于同人之间,而是凡对自己有用者,皆尽力拉拢。其拉拢之法甚多,有拜同乡、拜把子、拜门、结干亲、内眷通往来、留客聚饮、代买婢妾、打麻将时谦让对方等等。其中前四种已在上面有所提及,这里说说内眷通往来。

 《官场现形记》

内眷通往来,即支使自己的太太联络同寅的太太。此术之妙处,用清朝人的话说,就是“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为了交际,太太的衣服首饰须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太太则须绮罗摇曳,虽老爷无肉无鱼,太太则可一箸万钱。

清代官吏的这些“宦术”,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首创,其中大量内容,实际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来官场“宦术”的结果。如“琉璃球”王文韶的“伴食”之术,就是对唐代“伴食宰相”卢怀慎的“每事推让”之术的继承;那些精熟“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之术的厚颜官吏,也颇有唐朝宰相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遗风。

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也曾谈到过清代“宦术”的古代渊源问题。总之,清代的“宦术”实际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从时间上说,它是古代“宦术”的尾声——却是集大成者;从政治根源上说,实乃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

此“源”,可谓远矣,而其“流”,则可谓长哉。试看今日,这类“宦术”仍未绝迹,甚至还有新的“创品”。因之,今日之反腐败,实际也应当包括反对和清除这些形形色色的“宦术”,这既是在铲除封建政治的遗毒,也是在清除新滋生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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