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勇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大明一统志》（图源：学苑汲古）
明朝代元而起，国祚近三百年。它既承袭了蒙元时期的疆域概念，更传承的数千年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虽然同时期的部分欧洲国家已开始踏向近代化的征途，明朝与它们在诸多领域内有了初步的接触。同时，在商品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共同促生之下，明朝内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就王朝总体的运行格局和体制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其边疆、民族观念和政策，仍然徘徊在近代化社会的大门外。
边疆和疆域的关系密不可分。明朝的“边疆”在哪里？疆域有多大？这是一个看似清楚却并不甚明白，甚至多有争议的话题。边疆和疆域的表述有时候可以很模糊，有时候却要非常具体，但如果表述存在巨大的差异则必有原因。比如，柏杨说：“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中国）的版图，要小一半”，这只是笼统的说法。而谭其骧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时，却必须尽可能做到详细而具体，他说：“明代的中国版图比现在还要大一些。”两人的认识差距甚远！何以如此？谭其骧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说：“历代疆界、政区、城邑、水系等各项地理要素的变迁极为复杂频繁，而文献记载或不够明确，或互有出入，要一一考订清楚，并在图上正确定位、定点、定线，工作量繁巨”。然而困难并不仅仅于此，还在于明朝的边疆到底在哪里？谭先生表达了他的困惑和无奈。那么，让谭其骧最为困惑的明代边疆到底如何划定？主持“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的马大正提出了原则性解释：边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大体是指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它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它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以及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自身特点。在历史上，边疆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海疆的界定更复杂。边疆又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政权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往往呈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管制，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从某种程序上讲，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向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边疆也是个军事概念，它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显然，研讨明代边疆和版图，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明朝的边境”不能等同于明时期的“中国的疆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此，陈梧桐认为：“我们既然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汉族的中原王朝划等号，同样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疆域与中原王朝的疆域划等号。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疆域，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少数民族国家政权的疆域”。明代的“疆域”“国家”在当时还都是相对模糊的概念，它们与近代主权国家观念产生以后的有明显的区别。明朝人眼里的“边疆”和“国家”，既有中国传统社会或统治者共同的认识，也有本朝特殊的认知，这构成了明统治者既具有普遍意义，又颇具特色的边疆观念。要说清明代的边疆，就必须弄清明代的边疆民族和民族政策，必须理清明代的民族观、天下观和国家观。明朝代元而立。“大之至”的元朝统一中国的时间虽然不足百年，但它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边疆发展的历程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处于元和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政权之间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理解汉族统治核心区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关系上多了一层自己的理解，它既继承了元朝留下来的庞大疆域及相关认知，又在把传统中原王朝的“中国观”“天下观”以及“内中国而外夷狄”等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所以其民族观和天下观的意识更显突出。明代的民族观，由明初太祖和成祖二人确定，是明王朝的“祖宗之法”，成为此后二百多年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明初民族观的思想渊源，首先是延续了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即“内中国外夷狄”。明太祖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御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在从东北、到华北和西北、到西南等广大的民族边疆地区，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明中央在边疆防御的主要对象。其次，明初继承了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施政治国的最高目标是“定天下于一”。朱元璋以“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为己任起兵，登基后又宣称要“天下一统”。明成祖夺位登基后，也宣称“绍皇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以实现“天地清宁”“华夷绥靖”为己任，不仅多次统兵亲征漠北，还大力经营东北和西北，对交趾用兵，意在“控制四夷天下”，让普天之下的臣民永享太平之乐。明朝统治者的民族观、天下观直接影响到他们对“边地”和“辖境”的认识，这在明朝御制的“一统志”中有最直接的体现：“我明皇诞，膺天命，统一华夏，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认为明王朝一统华夏，天下归一。《大明一统志》把明代的疆域分为直接管辖区、边疆和“域外”三大部分。第一，直接管辖区是“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十三布政司……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于其间，以为防御”；第二，在边疆和四夷之外地区，采取灵活而特殊的管理方式，“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执臣礼者”。天顺御制《大明一统志·图序》中言及的“边疆”和“四夷”，不仅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民族部族或政权，还附列有“外夷”诸国，如日本、朝鲜国、琉球国和安南国、占城国等东亚、东南亚等国家，体现了明王朝“内外有别、华夷一家”的民族边疆观念。清修《明史》时，总结了明朝人对疆域的上述认识，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明史·地理志一》对明朝的直接控制区、边疆地区及其范围和演变有如是表述：“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他们认为，明朝版图的确定，应遵循的原则是“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即接受中央的教化管理、定期交纳贡赋，派遣官吏，编户齐民等。明初的疆域达于吐番、安南，东接朝鲜，北距大漠，地域甚广，只是后来有所萎缩。在明朝人看来，凡是由中央王朝直接派驻文臣武将、实行“编户齐民”的地区，不论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地区，都是明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包括南、北二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的广大地区，以及散处于其间的都司卫所管辖区。同时，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边疆地区，即“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执臣礼者”区域，主要是由都司卫所武官、土司来共同管理，“从东北到西北，以至西南的边疆地区，这些构成大约半个明帝国疆域的地方在明代（特别是在明初）一般不设行政机构，而由都司（行都司）及其下属卫所管理”。既被视为明朝疆域的一部分，中央有责任和义务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宁。张居正在处理四川西南民族纷争时，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路：“夷狄相攻，中国之福，此指无官无爵，如北虏、南倭之类是也。若有官有爵之夷，不能安分守己，大胆相攻，使无辜土民遭杀戮，则朝廷何忍不诛？”可以说，有明一代对边地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治边思想，治边思想又决定了治边政策。“定天下于下”的思想，决定了明朝希望建立一个“天下共主”的太平政局，构建朱氏“家国天下”的大一统格局；同时，深受“内中国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在对待王朝腹心的汉民族和边地的其他民族时便有了明确的政策区别。在边疆和民族事务的处理上，明代中央对上述原则表现出顽强的坚守和因循，只是在处理具体的边疆民族事务上，表现出足够的务实、灵活甚至局部的革新。比如，针对南、北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不同矛盾时，大多能采取灵活务实的民族自治政策，因俗而治、因时因地而治。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祖宗之法”大的原则或名义之下，影响边疆事务处理的具体因素又有很多，比如皇权运行、阁臣争斗、宦官监军等等因素，在诸如宁波争贡、土木之变、倭患和海禁、传教士来华、澳门租借等问题的应对上，都清晰可见明帝国复杂的权力运行机制、官员群体的地区和职业差异性，而这一切仍然是在明初既定的框架内展开、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明代既定的边疆民族政策，从陆上边疆政策的实行看，虽然明朝近三百年一直为北边所累，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军事行动和经济活动多与之密切相关，且最终被北边的少数民族政权所取得，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民族矛盾，而在于内部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明代的陆疆政策仍然在唐宋以来北部传统的边疆秩序内运行，它对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无直接或实质性的影响。然而，明代海疆政策的影响或者说其历史走向却值得深刻反思。明初确定下来的这种“天下观”影响之下的“华夷秩序”，仍然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建立在农耕与游牧关系冲突与调适的基础之上，它长期将西方海洋经济拒之于门外。这种思想在明、清时期被顽强地坚守着，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明清王朝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郑和海上朝贡贸易时代的终结，以及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洋经济和近代文化的开启，这些因素不足以影响中国海上对外关系的格局。随着外国传教士和西方列强的东侵，中国也逐步、被动地加入到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之中，传统的天下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西洋新书的传入、《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新历的颁行等，都预示着中国的近代国家和民族观的认识步伐的开启，然后，这一切都随着明清易代而再度被推迟。传统王朝的控制力逐步下降、西方国家的冲击力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对比结果，这种“冲击与回击”的直接效应，一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才最终体现。实际上，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航程加速，也是从晚清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之后，新的天下观从根本上颠覆了数千年来中国人传统的“天人合一”和“大一统”的观念和格局，在此亦可反观传统的中国边疆观念在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和所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