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玩儿”出来的语言学家（刘刚）
赵元任（1892-1982）江苏常州人。清光绪十八年壬辰九月十四日（1892年11月3日）生。当时祖父在河北一带做官，所以赵元任出生在天津。据赵元任自己说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31代孙，六世祖赵翼（号瓯北）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和诗人，对赵元任很有影响。他说：到我六世祖瓯北公，因为他做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著过许多书，所以我们家里总拿他当个榜样。赵元任出生时家里三代同堂，祖父赵执怡（号仲固），清同治举人。父亲赵衡年当时忙于读书准备考试，后来中了举人。母亲冯莱荪（又名妮芬），据赵元任《早年自传》中回忆说：“母亲是那时有点才的女人，能写诗，能填词，写得一笔好字，还有昆剧也好，又能唱歌。虽然母亲教过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后来喜欢弄音乐多半是从母亲传下来的。可是吹笛儿倒是我父亲教我。”
语言神童赵元任
赵元任对周围的所见所闻很敏感。他注意到所接触的多种不同方言，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留神听各种不同的口音，并跟着学，家里原籍江苏常州，但是住在北方得说“官话”，可是他对北方的官话很有看法，尤其是他把老北京市井的“土话”，叫“老妈子话”。所以他最早是带常州口音的官话，自己说的也就成了一种不很纯粹的京音。他天生有副好耳朵能够分辨声音极小差别，他还会有副最会模仿的发声器官，什么声音都能学会。赵元任跟带他的周妈学会说保定方言。为了跟表弟一起玩耍，他跟表弟学会了说常熟话，还跟家乡请来的陆老师学会用常州会念书，后来回到南京，到什么地方学学什么话，他年龄还没满12岁就已经会说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苏州等地方言，并且长大后也没有忘记。
在北方这些年，由于祖父的差事经常变换，赵元任小时也就的跟着不断搬家。这也为他掌握方言和以后研究方言奠定了基础。他生在天津，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又到保定，接着搬到磁州。这些当然都是别人告诉他的，4岁起自己也能记忆起一些，他记得：
三岁住磁州
四岁住祁州
五岁住保定
六岁住冀州
七岁住保定
八岁住冀州
九岁“回”常州
虽然赵元任9岁前没有到过常州，但是上辈子都是常州来的，所以跟着说“回”常州了，毕竟常州是赵元任的老家。收拾东西，搬家这一切他从小就习以为常了。如果把这辈子跑过的地方按时间、地点、路线记录下来，那可不是三页五页能写得下的呢。可是回到常州后不久，他母亲便去世了，他也被外婆接到了苏州。
在苏州，他经常能和表弟表妹玩耍，跳绳、玩皮球、还学会玩麻将牌。在苏州那年他跟表哥庞敦敏学会用反切说话，不懂反切的人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后来进一步用倒转反切说话，这样熟悉反切说话的人也不容易的懂。学习不同的方言似乎是赵元任的生活乐趣，这种乐趣。这种乐趣丰收了他一生的事业，赵元任女儿曾问过他为什么研究语言，他回答说：“好玩儿。”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句“好玩儿”却为赵元任赢得“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赵元任在大学选修的课程领域很广泛。从大学二年级选修的课程来看，选修了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堂讨论、仪器的设计与制备、实验物理的近代发展、力学热力学、有限群理论、系统心理学、语音学等。他曾说在大学时，并没有打算什么都学，只是觉得不只限于学习少数几种科目。他在大学几年选修的课程从哲学、心理学、语音学到音乐等等，学一样，钻研一样，并没有因为是选修课而马虎。甚至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例如他选修德语课作为规定的外语学分，另外还在宾州一个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语。法语函授采用“听说”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一套录音蜡筒（当时还没有留声片或磁带录音设施）听课文，学员的作业也通过蜡筒录音寄给老师，并由老师纠正发音。这种教学方法赵元任非常欣赏，相比之下，德语老师虽然是德国人，可是一个学期下来没有听老师说过一句完整的德国话。课堂里不是老师用英语讲解课文，就是学生将德语课文翻译成英语。虽然学的课程是德语（外语），学生大部分时间听的却是英文（学生的母语）。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没有管这一套，自己跟读私塾的办法一样，大声朗读和背（德语）课文，最后他的考试成绩获得优秀。从他的外语学习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多么广，学习是多么认真，同时又有主见，学得主动灵活。他后来从事语言教学工作，始终坚持这种“听说”教学法。
赵元任对语言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业余用英文编写了一个独幕剧《挂号信》，讲述一位中国留学生英文说不好，想发一封挂号信闹出了好多笑话。在中国留学生活动中曾多次演出，博得观众的欢迎。这也可以说是他对语言兴趣的一个表现吧。那个年代正是世界语运动的早期，这自然很快引起一个对语言感兴趣人的注意，他说自己也算一名参加世界语聚会的活跃分子吧。在哈佛大学研究学习时，有幸认识了《基本英语》作者之一、语言家里查德。回国后曾编制基础英语录音教材加以推广。里查德的学术思想对他后来研究中国的通字方案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给罗素做翻译
1920年8月赵元任应清华学校的聘请回到中国。到清华学校报到之前，首先到南京出席中国科学社第五届年会。他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对科学社的活动从来都很热心。会上他作了一个有关太阳系的科普报告，并会晤很多老朋友，如任鸿隽、杨杏佛、胡适、胡敦复和胡明复等。三位胡先生透露梁启超、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拟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做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因为罗素讲学涉及高等数学、逻辑学、哲学等，不易找到能胜任翻译工作的人，他们认为赵元任担任这项翻译工作的最佳人选。赵当然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罗素做翻译。他早在读书的时候就阅读过大量罗素的著作，认为对自己在哈佛的学习很有帮助。赵元任到清华大学上课没有多久，“讲学社”的蒋百里就和清华学校金邦正校长交涉把赵元任借走了。赵元任陪罗素讲学近一年，辗转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主要在北京。赵元任陪伴罗素到各地演讲做翻译时忍不住试试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他最得意的是在长沙，刚才旅途中跟一位长沙人学的长沙话，做翻译时用上了。讲完后一位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是几时回省的？”这位学生以为赵元任是湖南人，国语说的不太好，却不知道赵元任原是说国语的，而说不好湖南话。他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很爱讲这段故事给亲友们听。罗素在华演讲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哲学、社会改革、教育等方面。
赵元任说，当好罗素的翻译确实不容易，为难之处倒不是讲演内容高深，而是罗素性情幽默，喜欢用诙谐的双关语，很难翻译，罗素曾经写过《物的问题》和《心的问题》，其中涉及唯物与唯心问题。例如，有一次罗素突然开玩笑：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mind’? It doesn’t matter!”。语虽简单，但巧妙双关，不但在台上演讲时难以用中文译出，就是事后冥思苦想，也难得到令人满意的中文翻译。当时只好说，那是一种英文文字把戏。由此可见二种语言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其不可翻译性是多么强。
1915年至1916年间，赵元任日记中多处记载考虑学成回国做什么，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时常和同学议论中国语言的问题等。他说自己也许适合研究中国语言问题（1915年3月），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许是在国际语言、中国语言、中国音乐和认识论方面（1915年5月）。1916年元月记载：“我大概是个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或音乐家。”2月的日记中再度表示，自己“索性做一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它都好”。
中国语言问题
留学期间赵元任与胡适——他的同学与终身好友，时常在一起议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16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新成水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担任文学部委员。胡适找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年会文学部论题。胡适说他负责写“如何可使吾国文方易于教学”，要赵元任写“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为此，赵元任认真准备，从中国语言的科学研究、中国语音学到改革的建议，越写越多，大大超过原来的计划，不得不分成三篇，加上胡适的一篇，用英文撰写成的“中国语言问题”为题的一组文章，刊登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赵元任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语言存在的问题，并且列举事实来讨论。他指出一方面要科学地历史研究中国语言问题，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建设性的改革。提出的问题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又熟悉不少中国方言，掌握在大学所学的西方语言学、语音学知识，并做一些研究。他认为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学者的大量工作对研究及改革中国语言有启发和帮助，但不能生搬硬套，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中国语言问题，而这是外国学者所不易做到的，因为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语言的问题，他强调研究中国语言的问题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首先，它应该是历史的；其次，又必须是经验的，即根据对实际用法的观察和统计，提供判断和评价传统观念的依据；第三，应该是有分析的。
在最后一篇文章“改革的建议”中，提出自己初步考虑要进行改革的几方面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分为10个小标题：发音的标准化、诗韵的修订和音律的发展、外国专有名词的翻译、口头词语的标准化、文言词语的改革、外部形式、字的简化、拼音化的论点、怎么使汉语拼音化和对拼音化的16条反对意见等。赵元任所提出中国语言的问题，都用生动具体的例子逐条说明。他在文章结尾申明自己撰写这几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提出问题，引起人们对研究中国语言问题的注意。他说文章写完了，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
这篇文章距今已经80多年了，那时他仅24岁，虽然大学主修的是数学，此时正在研究生院学习哲学，但正是由于他学贯中西，文理哲兼长融汇，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改革，他后来才能在语言方面不断作出成绩。赵元任的一生就是一个用现代方法，历史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语方并不断创新的典范。
编《国音新诗韵》
在我国历史上，凡作诗、填词或作曲，在一定时期内大致有一个用韵的共同标准，这就是各种韵书，大体依据隋代“切韵”，但早已失传。到了南宋时期，平水人刘渊把某些通用的韵又加以归并，如今刘书也已失传。后来通行的“平水韵”来源程于金人王文郁编的《平水新刊韵略》。沿用最久的“平水韵”距今已超过700年，由于字读和语言的不断变化，这些韵书早已不适用。赵元任也感受深切，他在1916年中国语言改革方案中就提出修订诗韵和发展音律的必要，要给亲友的信中也一再提到。他说，当前1921年诗韵系统是基于千年前的读音，应该按照现今的音进行修订。随后自己便动手编写一本《国音新诗韵》附平水韵，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热心国语运动
1920年9月一个晚上，赵元任到胡适家喝茶，他第一次会见了“国语研究会”的汪怡、钱玄同和黎锦熙等先生，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广泛深入地讲座中国语言问题，给赵元任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钦佩这些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他发现有些想法竟与自己几年前的想法不谋而合。而他留给国语研究会的先生们的印象也很深刻，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被选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成员，并很快地投入于国语运动，成为国语运动中很活跃的一员。他致力于统一国语和推行国语的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推广普通话。根据国语会的要求，1922年他受托录制国语唱片（在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录制唱片）和编写出版〈国语留声片课本〉。这套唱片当时是根据1913年“国音统一会”通过的人工国音，即所谓“老国音”录制的。这种老国音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又照顾南方官话，而带入声声调的一种语音系统。因为赵元任是唯一用这种语音发音的人，这样的国音无法推广。1925年国语会又决定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那时赵元任改编国语留声片课本，出版〈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并根据1932年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的〈国音常用字典〉录制唱片，成为当时推广国语的标准语音。
赵元任在推广国语过程中，采用他一贯提倡的“听说”教学法。他在教材序言中说：“百闻不如耳闻”，就是说语言要自己亲耳听听，“耳闻不如口读”，就是说耳朵听了未必口能说，还必须要自己读出声来与耳朵所听到比较好，才能学好。30年代广播事业大大发展，赵元任充分利用广播这种新的科学技术推广国语，那时他住在南京，在电台作过一系列国语广播讲课，并带孩子们一同去参加，在对话节目孩子们表演听众，有时候唱歌，他的广播教学一向生动活泼。
赵元任编写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有他发音的“新国语留声片”以及他的一系列推广活动，对推广国语标准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国语标准音以致成为后来推广的“普通话”，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后来的一系列语文改革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赵元任对此作了重要贡献。
在国语运动中，赵元任热衷于创制国语罗马字罗拼音方案的活动。他早在《中国语言的问题》第四篇“改革的建议”中就提出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及自己的方案。当时有人反对，他与之进行辩论，并阐明自己的论点。回国后，他与“数人会”的刘半农、黎锦熙、钱玄同、汪怡、林语堂等人取得共识，共同研究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在蔡元培的支援下，终于在1928年9月26日由当时的政权机关正式公布。赵元任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呀，他在日记中用国语罗马字写下了他的激情：G.R.yu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h le.Hooray !!!(国语罗马字已于9月26日公布了，好哇！！！)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赵元任在《中国语言的问题》文章后，就讨论过文言言和白话文问题。他还指出写的白话文和说的白话（口语）不一样，他更强调口语，即活的语言。为此他进行过多种尝试。
一个尝试是用白话翻译小说。赵元任在大学读书时曾被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走到镜子里》两部儿童小说所迷恋，早就想将这两部书翻译成中文。他探索用白话文，并且是用口语翻译。他于1922年在第一部书的译者序中说：“这书要不是用语文体（白话文）很难译到‘得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成败的材料”。他不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用译着来证明白话语体文能成功地表面优美的文学著作。原着里有些字是作者为了表面儿童的心理、思维和语言而编造出来的，是有趣的文字游戏。为此，赵元任下了很大的功夫，译得极为传神，以中文的“文字的游戏”保持了原著的风格。1932年初又译完第二部《走到镜子里》。赵元任说：“在这本书里，我把双关语译成双关语，韵脚译成韵脚，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我没有能做得那么好。”第二部书的最后清样毁于战火（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二八”事件中被烧时，赵元任著作清样在其中被毁），一直等到1968年，经过整理残余的手稿和重新翻译一部分，才作为《中国话的读物》中第二卷在美国出版。
另一种尝试是将活的语言（北京口语）搬上舞台。1927年，赵元任将另一位英同作家A.A. Milne 的剧本“TheCamberley Triangle”用北京口语编制成中文，剧情做了一些更改，改名为《最后五分钟》。他亲自导演，请几位清华学生表演，并在清华学校旧礼堂公开演出。随后他又将脚本写成汉语与国语罗马字对照版本，亲自写序，并附学术论文“北京语调的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既是话剧的国语（口语）脚本，又是推广国语罗马字的读物，书后所附研究北京语调的学术论文又是他的语言研究成果家。如此有趣的著作只有幽默风趣如他的人才写得出来。30年代初，他参加由中国现代戏剧熊佛西和余上沅组织的“北平小剧院”活动。他从推广国语，提倡白话语体文，研究语调的兴趣出发参加戏剧导演，甚至亲自登台表演。一次他的熊佛西上台合演《挂号信》，赵元任扮演教授，熊佛西演学生，为了使教授显得更加老成持重，上台前，赵元任在自己的眼镜上又加了一付黑眼镜。熊佛西上台发现赵元任戴着两付眼镜，竟笑得下不起腰，不能再演下去了。幸好那次只是彩排。当年风华正茂的赵元任与当代戏剧家挚友们，就是这样热情地投入了影响深远的国语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