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高宗为政十：初唐名臣褚遂良病逝

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十一月十九（戊戌），唐高宗李治任命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十一月二十五（甲辰），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去世。

也在这年，爱州刺史褚遂良病逝。褚遂良是散骑常侍褚亮的儿子。隋炀帝太业末年，他随父亲在陇西。薛举僣号称帝时，署任他为通事舍人。薛举败后，他归附朝廷，被授为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唐太宗贞观十年（636），他从秘书郎升任起居郎。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其擅长隶书，父亲的朋友欧阳询非常器重他。唐太宗曾跟侍中魏徵说：“虞世南死后，没人可以再和朕谈论书法了。”魏徵说：“褚遂良下笔遒劲，很得王逸少（即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当天就召见并任命他为侍书（侍奉帝王掌管文书的官员）。唐太宗曾拿出御府里的金银布帛购求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天下人争着拿古时的书帖到宫阙敬献，当时也没人能辩别真伪。褚遂良看了这些书帖后，讲出它们的出处，没有一处谬误。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要到泰山封禅，先去了洛阳。当时有彗星出现在太微，侵犯了郎位。褚遂良跟唐太宗说：“陛下拨乱反正，功勋超过先前的英烈。现在即将前往东岳祭告成就，是天下人的荣幸。然而御驾来到洛阳，却见到彗星，这或许象征着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况且汉武帝犹豫了好几年后，才开始巡行岱宗（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臣的愚见是，还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便下诏取消了封禅的事。那年，他升任谏议大夫，并兼知起居事（即记录帝王的日常事务）。唐太宗曾问他：“爱卿负责起居，到底都记录了些什么？人君能够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的帝王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专门记录人君的言行，也记载人君做的好事坏事，作为今后的鉴诫，希望人主不做非法的事情。没听说过帝王可以自己观看起居注。”唐太宗说：“朕如果做了什么错事，爱卿也一定得记录吗？”褚遂良说：“守卫正道不如忠于职守，臣的本职就是用笔记载，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录。”唐太宗觉得很对。

当时庶出的魏王李泰受到唐太宗的宠爱，得到的礼遇和品秩如同嫡嗣。那年，唐太宗问侍臣们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情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传》里说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其实出自《论语·为政》）。由此看来，礼义最急。”褚遂良进言道：“当今全国百姓景仰德行，谁敢为非作歹？但太子和诸王，必须确定名义。陛下应当制定千秋万代的法则留给子孙。”唐太宗说：“这话在理。朕即将五十岁了，已感觉有点衰老惰怠。虽然已经立长子为东宫太子，然而诸弟以及庶子多达近五十人。心里经常忧虑，大多都是因为这一原因。但自古以来，不论嫡庶，如没有良好的佐吏，何曾没导致过国家的倾亡衰败？你们必须为朕搜罗寻访贤良的德才，作为储宫的师傅，包括诸王，也都应当寻找正直人士。另外，事奉人年月久了，自然会产生深厚感情，因此导致诸王有非分觊觎的，多数也是这个原因。”于是限制各王府的部属官僚不得超过四次考核任期。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褚遂良道：“虞舜制造盛食品的漆器，大禹雕刻装祭品的器皿，而当时想劝止他们的人有十来个。食物的器皿有什么大不了，何必要如此苦谏？”褚遂良说：“精雕细琢会妨碍农事，精美织锦会劳累女工。如果开创了奢侈淫逸的先例，将会逐渐导致危亡。一旦不断地制造漆器，必定慢慢就会用黄金替代；不断制造金器，必定逐渐会用玉石替代。所以诤臣一定得在一开始就谏止，等到已经过份了，再劝谏就没用了。”唐太宗觉得非常有理，于是说：“作为人君，不为黎民百姓着想而沉湎于奢侈淫逸，危亡的日子将指日可待。”当时很多年幼的皇子都担任都督或刺史，褚遂良上疏说：“当年两汉靠郡国治理百姓，除了郡以外，还分封诸子。他们裂土分疆，混杂着使用周朝的体制。如今朝廷的州县，基本依照秦朝的法度。幼年的皇子，不少被授予刺史。陛下怎能不用自己的骨肉诸王，去镇守捍卫四方？这一制度，比古代还要高明。但根据臣的愚见，还有些小缺憾。为何这么说呢？刺史是郡的主帅，民众仰赖他得到太平。得到一位好人，那么郡内安宁平息；遇到一个坏人，那么整州都将劳累疲弊。所以人君爱恤百姓，经常为他们选择贤良。因此有的刺史‘河润九里，京师蒙福（语出《后汉书-郭伋传》：‘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有的刺史深得人心，被百姓歌颂，甚至活着时就为他立祠。汉宣帝曾说：‘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是优良的地方长吏）’根据臣的愚见，陛下应当将年龄尚幼，还不能胜任的儿子们，暂且留在京师，用经学教育他们。一则他们害怕陛下的天威，不敢随便犯禁；二则他们可以观察陛下的朝仪，自然就慢慢领会了。他们因此养成习惯，自己开始懂得为人。到陛下觉得他们可以胜任州郡的大任后，再派他们赴任。臣谨注意到汉明帝、章帝、和帝三帝，能友爱子弟，从那时以后，友爱子弟便成为选择储君的一项准则。陛下分封的诸王，虽然各有自己的国土，但年龄幼小的，可以把他们召回到京师，以礼法加以训导，对他们垂以恩惠。朝廷至今已经历了三世（封王的从唐高祖的兄弟到他的孙子为三世），诸王多达百十来人，而只有二王（指李建成和李元吉）稍微恶劣，其余都活在和谐环境里，耳闻目染，基本全是善人。前事已经应验，还希望陛下详察。”唐太宗觉得他讲的非常有理，全都采纳了。那年，太子李承乾因罪被废，魏王李泰进宫入侍，唐太宗当面许诺要立他为太子。他因此询问侍臣们说：“昨天青雀自己投在朕的怀抱里说：‘臣今日才开始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是重生之日。臣只有一个儿子。臣百年之后，将为陛下杀了他，然后将皇位传给晋王（李治）。’父子之爱都是天性。我见到他这样，感到十分怜惜。”褚遂良进言道：“陛下失言了。还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要犯错。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掌握大权，成为天下之主，那时他怎么还能杀了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陛下当年立承乾为太子，后来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数超过了承乾，正是由于嫡庶不分，所以造成了这一局面。丰富的前车之鉴，为时不远，足以成为一面明镜。陛下今日既然要立魏王，那么臣希望把晋王安置到别处，这样才能让他得到安全。”唐太宗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这么做。”当天他就把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褚遂良等人召进宫里，决定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老是有飞雉聚集在宫殿之内，唐太宗问群臣道：“这是什么吉祥之兆？”大家都说：“春秋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的在陈仓鸣叫，雄的则在南阳鸣叫。童子说：‘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秦文公便以为那是宝鸡。后来汉光武帝得到雄雉，因此在南阳起兵后得到了天下。陛下以前封秦王，所以雄雉出现在秦地。这正是为了彰明陛下的圣德。”唐太宗高兴地说：“立身之道，不能没有学问。褚遂良知识渊博，可以深为倚重。”不久便任命他为太子宾客。

当时薛延陀酋长派使者来求婚，唐太宗许诺将宗室女儿嫁给他，并收了他们的聘礼，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褚遂良上疏说：

“臣听说信誉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依托。所以周文王掩埋枯骨而取义于民（典故出自《吕氏春秋》：周文王使人掘地，得死人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人乎！），孔仲尼宁可不食而存信于礼（语出《论语》：‘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薛延陀以前不过一个俟斤（西域大部落领袖称可汗，小部落称俟斤）而已。当朝廷神兵北指，荡平沙塞，狼山、瀚海之后，北荒万里萧条。陛下虽然对外用兵，但对内施恩，觉得他们的残余盗寇到处奔逃，必须立个酋长加以安抚，所以赐给他一道玺书以及大鼓和旗纛，立他为可汗，让他感恩戴德，仰望天朝，也致使西域的其他戎狄，无不知晓，得以共同沐浴和风，享受恩信。近来他多年派遣使臣，来向大国求婚。陛下又降下宏大私恩，答应他的联姻。于是远报吐蕃，遥告思摩（突厥头领，唐太宗赐他姓李），并通报全中国，使得五尺童子人人皆知。陛下还亲临北门，接受他们的献食。当时朝廷百官端正地手持牙笏，各族戎夷衣襟左衽地站立阶下，接着举行欢宴，全都听到陛下许婚的德音。大家无不口里歌功颂德，身上手舞足蹈，一整天都无不欢乐。盛会之后，百官也各表见解，全都认为陛下为了百姓的安宁，不想边境再发生战争，因此不惜将一位皇家的女子嫁给可汗。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所以深感陛下的恩德。今天突然改变主意，有悔婚的想法，臣为国家觉得可惜。君子不失态于物，不失信于人。当年晋文公包围原国时，许诺三天里攻克，下令军队只带三日的口粮。三天后原国还没有投降，晋文公即命令撤围离去。探马报告说：‘原国马上就要投降了。’军吏们都请求再等等。晋文公说：‘信誉是国家的珍宝，百姓的庇护。得到原国却失去信誉，将用什么来庇护百姓？’陛下的顾虑出乎意外，信誉在诺言之前，今天临时忽然变卦，其实值得珍惜的很少（指不过一个皇家女子而已），而失去的却很多（指对异族民众失信）。情理既然不通，必定产生嫌隙，导致对方畏惧忌恨，只怕边境将会风尘大起。西州和朔方，能不受到困劳和惊扰？他们胡人因为君主被欺骗而心怀怨恨，而我们的朝士因为自己的失信而心怀惭愧，也许就无法训练士兵，激励军事。还希望陛下以圣德神功，廓清天下四方。自从陛下君临天下以来，已有十五个年头，总是以仁恩感化民众，以信义安抚戎夷，汉人夷人无不欣然归化，因此得以轻松治理天下。现在的世人，无不思报陛下的厚德；他们的后代，也盼望报答陛下的子孙。今天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继续保全陛下的信誉，有始有终，陛下不就是个圣人吗！而且龙沙以北，异族部落多如牛毛，中国派兵出击，终究无法全部消灭，他们也照样会此起彼伏，就像可北败了，芮芮兴起，突厥亡了，延陀强盛。所以古人忽略外域而重视内陆，对他们怀之以德，有错也在于外族而不在于华夏，失信也在于对方而不在我方。陛下圣德无涯，威灵远震，所以平定了高昌，打败了吐浑，扶立了延陀，消灭了颉利。陛下还减轻刑罚，降低租赋，从不积压政务，因此经年粮食丰收，祥符屡屡出现。即使尧、舜、禹、汤都远远比不上陛下。还希望陛下也把平和带给旁支，增广养育苍生的范围。而对绝域远藩的忿恨和觊觎，并非停息干戈和兴文将武的好办法。臣平庸暗弱，愧居陛下左右。今天斗胆进献连篇瞎话，不胜战战兢兢。”

这篇奏疏文辞斐然，意义深远，所以被收进褚遂良的传记。

当时唐太宗打算亲征高丽。他环顾侍臣们说：“高丽的莫离支（相当宰相）弑杀了他的国王，虐待他的臣民。凡是出师吊民伐罪，都应当利用时机的便利。如今趁着他的弑虐，干掉他十分容易。”褚遂良答道：“陛下的神机妙算，人们往往猜不透彻。隋末的纷乱离析，是陛下亲手平定了寇乱。当北狄侵犯边塞，西蕃失去臣礼时，陛下原想命令将领出击，但群臣无不苦谏；结果陛下圣明独断，派兵进讨，最终将他们全都诛灭。海内的民众，域外的国家，害怕陛下的威严而慑服朝廷，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如今陛下将要兴师辽东，但臣却感到困惑。为什么呢？陛下的神武，不比前代帝王差。大军一旦渡过辽水，自然期待指日获胜。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将无以威慑远方。如果因此再次发动气愤的兵马，那将安危难测。”唐太宗觉得非常有理。兵部尚书李勣说：“前不久薛延陀侵犯边塞，陛下本想派兵追击，但后来听了魏徵的谏言，结果错过了机会。如果顺着陛下的圣策，那么薛延陀将无一人生还，边塞可以五十年疆场无事。”唐太宗说：“的确像爱卿说的那样，被魏徵耽误了。朕不想因为一个失误就抱怨他。不过今后有好计策，朕怎肯轻易错过。”于是听从了李勣的话，部署了渡辽的大军。褚遂良因为唐太宗执意东征三韩（即高丽。古代朝鲜南部由马韩、辰韩、弁韩三韩构成），怕他以后遗憾后悔，便于翌日上疏谏道：

“臣听说国家就好比身体，两京等于心腹，四境好比手足，而他方绝域，好似身外之物。臣近来在御座下，接受口敕，向群臣宣布，说陛下要亲自讨伐辽东。臣连续几个夜晚都在思量，但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高丽王是陛下所立，莫离支杀了他，陛下讨伐篡逆，收复失地，这的确是个可趁之机。关东赖于陛下的恩德仁泽，长期没有征战，但只要命令两三员勇将，发动四五万兵马，飞石轻梯，拿下他们将易如反掌。圣人有所作为时，总要遵循常规，才能克平凶乱，驾驭才杰。陛下弘扬了阴阳两仪之道，光大了三皇五帝之风，提携英雄人物，个个都愿意为陛下效命。像侯君集和李靖那样的平庸人士，都能横扫万里之外的高昌，平定千载之久的突厥，都是因为陛下的具体指示，所以声誉归于圣明。臣钻研了不少史籍，发现直到近代，作为帝王的，从没亲自出讨辽东的先例。作为人臣出征的，倒是有过。汉朝时有荀彘和杨仆，曹魏时则有毌丘俭和王颀；司马懿还是人臣时，慕容真僣号的儿子，也都曾为他们的君主长驱高丽，虏走他们的百姓，削平他们的城垒。陛下立下的功勋可比天地，建下的政绩包于古昔，自然应当超越百王，岂能把自己等同于以上的六人？陛下当年翦平寇盗叛逆，手下不少爪牙部将。他们尚未衰老，犹堪重任，并非只有陛下才能指挥他们，他们自己也可以出征得胜。如今太子新立，年龄着实幼少，其余的藩镇边屏，陛下自己也很清楚。如今一旦放弃金汤般的安全，冒险渡到辽海之外，臣一想到这里，总是思虑万千，烦愁并集。‘大鱼依于巨海，神龙据于川泉。’这指的是人君不能轻易远行。况且长白山和辽水以东，经常会遇上暴雨，波涛翻腾，平地也会水淹数尺。带方和玄菟一带，海路深邃浩渺，并非万乘之躯应当前去冒险的。东京和太原，称作中心地区，东向可以声援征辽军，西指足以摧毁薛延陀；距离西京路途也不远。陛下可以到那里节度各路大军，部署军事要略，让将领们把枷锁套在莫离支的颈上，在皇家太庙献俘。这才实在是最安全的上策，社稷的根本。特乞求陛下的天慈，省察臣的一片苦心。”

这也是一篇文辞斐然意义深远的奏疏，但唐太宗不听。贞观十八年（644），褚遂良官拜黄门侍郎，参与朝政（等于入相）。高丽的莫离支派使者来长安进贡白金。褚遂良跟唐太宗说：“莫离支弑杀他的君主，被所有异族所不容。陛下为此兴兵，即将吊民伐罪，为辽山百姓报君主被害的耻辱。古时候，讨伐弑君的贼臣时，是不接受他们钱财的。春秋时弑杀了宋君的华督送给鲁君一座郜鼎，鲁桓公在太庙接受了它。臧哀伯谏道：‘君主应当昭明仁德，杜绝违法。如今抛弃仁德，助长违法，居然把他贿赂的器皿放在太庙，百官对它膜拜。这样又如何诛伐违法之人？周武王灭商后，将九鼎迁移到洛邑，义士还为此非难他。更何况今天竟将违乱之人贿赂的器皿放置在太庙。这到底要干什么？’《春秋》的记载，是后代百王效法的依据。如果接受叛臣的礼物，纳取弑逆的朝贡，而不觉得不对，那征伐他意义何在？臣认为莫离支所进献的东西，自然不能接受。”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将莫离支的使者关进了廷尉监狱。

唐太宗消灭高昌后，每年都要征调一千多人到那里驻防。褚遂良上疏说：

“臣听说古代的圣哲帝王，总是以华夏为先，然后才考虑夷狄；务必广施德化，但并不注重荒僻地区。所以周宣王没怎么征伐，只到边境就停止了。秦始皇远征塞外，造成中国分崩离析。汉武帝利用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利用兵马的余力，开始沟通西域，首次设置负责西部地区的校尉。军旅连年出征，将近三十年之久。还到宛城得到骏马，在安息采摘葡萄。结果导致全国财力虚竭，百姓流离失所，征税甚至征到六畜，预算包括车船，又遇上荒年，造成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又迎合他的旨意，请求派士卒到遥远的轮台（地处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缘）屯田，修筑城池威慑西域。汉武帝终于翻然追悔，衷心改变政策，抛弃了轮台的驻防，下达哀痛的诏书，于是人神共同感悦，全国开始康复。如果汉武帝采用了桑弘羊的建议，天下生灵也许全都丧生。所以汉光武帝的中兴，不超越葱岭。汉孝章即位时，召回了西域都护。

“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服他们凶恶的君长，任命为州县长吏。然而王师刚刚出发那年，河西地区为了供应大军的粮草，到处征收租调，结果导致十室九空，数郡一片萧条，五年无法恢复。如今陛下每年派一千多人老远地前往驻防，整年要和家人离别，他们无不万里思归。派去驻防的士兵还得自己置装，负责其他费用；他们不但要出卖稻菽，还得变卖织机。路上死亡的人，还不算在内。朝廷又发配罪人到那里，想以此增强驻防。但那些罪人，出身贫贱，终生懒惰，犯禁违法；他们只能扰乱边城，实在对驻防部队毫无帮助。派出的士兵里，也有不少人逃亡；官司出兵捉捕，又给国家增添麻烦。高昌的路途，沙漠千里，冬风冰冽，夏风如焚。来往的行人，一旦遇到风暴，多数都死了。《易经》说：‘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假使张掖和酒泉一带出现紧急情况，陛下难道能得到高昌地区的一兵一卒，一粒菽粟吗？终究还得征发陇西各州，星夜兼程，赶往救助。由此看来，这河西地区好比心腹，那高昌一带好比他人的手足。岂能浪费中华的资源在毫无用处的地方？《尚书》说：‘不作无益害有益。’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陛下的王道辉映先天，威严遍行内外，在漠外平定颉利；在西海消灭吐浑。突厥的残余部落，陛下为他们立了可汗；吐浑的剩余民众，陛下为他们更树君长。所以重建高昌，并非没有先例，这就是所谓‘有罪而诛之，既伏而立之’的意思。四海的百蛮，谁不喜闻乐见，感怀陛下再生的大恩，畏惧朝廷的威严，仰慕中华的仁德。所以陛下应当选择可立为君的高昌人，征召他成为首领，然后遣送他回到本国。他定将感恩戴德，长久成为藩镇屏障。中国不再为高昌困扰，他也将既富裕又安宁，传给子孙，直到永世。”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在寝殿旁另外修置了一座大院，令太子居住，不让他住到东宫。褚遂良又上疏谏道：“臣听说周朝时太子进宫问安，三次后就必须退下。汉朝时储君为帝王视膳，每隔五天才能前来一次。前代贤人的做法，影响深远。礼法说：‘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也。’难道说古代的贤达，就没有仁慈之心？他们克制自己的私爱，就是想让儿子有所成就。凡人尚且如此，何况君主的世子？自然应当春季诵经，夏季学弦，亲近师傅，体会人间的庶事，适应君臣的大道，使他能够非常认真地倾听有益的声音。就像岁首都有阳春，玄天都有日月一样。弘扬这一美德，就能造就储君元良。陛下的大道养育三才（天才，地才，人才），功勋包涵九州，亲自树立太子，天下莫不欣欣。既然说是废黜昏聩，另立英明，就必须让天下称道瞻仰。然而陛下教育训导的办法，实在还比较欠缺。让太子不离膝下，经常深居宫内，太保太傅的教诲无法畅通，经史书籍的谈论也无法做到。况且俗话说，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定会导致怨恨；父子不可以溺爱，溺爱或许会产生罪过。还希望陛下就远借鉴殷、周，就近遵循汉、魏，不能突然改变常规，事情必须逐步改进。可以尝试十天半月，让太子一半时间回到东宫，专门学艺以增强自身，让天下人知道他的良好声誉。那么微臣即使死了，就像还活着一般。”唐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言。

褚遂良前后的谏奏和良好建议共有几十道，多数都被采纳。那年，他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贞观二十一年，他以本官检校（代理）大理卿，但不久因父亲去世而丁忧解职。翌年，朝廷要求他回来恢复旧职，很快又拜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进入卧内，跟他们说：“爱卿等人的忠烈，都记在朕的心里。当年汉武帝寄望于霍光，刘备托孤给诸葛亮。朕的后事，全都交给爱卿了。太子十分仁孝，爱卿都很熟悉，必须尽心尽诚辅佐他，永保宗庙社稷。”又望着太子说：“只要无忌和遂良在，国家的大事，你就不用担忧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永徽元年（649），他进封为郡公，但不久因事被贬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唐高宗内征他出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授光禄大夫。那月，他又兼任太子宾客。永徽四年，他取代张行成出任尚书右仆射，依旧参知政事。

褚遂良的事其实前面大部分都谈过，就不赘述了。他后来因得罪了武皇后最终被贬为爱州刺史，这时死在任上，终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