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篆春风丨韩天衡回忆恩师方介堪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自幼酷爱金石书画，从方介堪、方去疾先生治金石及印学，从马公愚、陆维钊先生习书法，从谢稚柳先生攻国画及美术理论，最终贯通书、画、印、文。2015年获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2016年被认定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上书法”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出版有《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大辞典》(主编)、《韩天衡篆刻精选》《天衡印话》《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韩天衡》等。
一位开明的老师，一位有爱心的长者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师从方介堪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追忆恩师方介堪，现年82岁的韩天衡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又觉恩师赐字“天衡”的情景还仿如昨日——往事历历在目，不敢忘怀。
1959年，19岁的韩天衡来到山水清远的温州，成为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的一名战士。1961年，他因参加温州工人俱乐部的展览，认识了比他小2岁、在美术设计公司任职的林剑丹，两人于1962年同时拜谒到方介堪先生门下。
韩天衡记得，方介堪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篆刻作品便问：你有没有学过邓石如的印？韩天衡答：没有。方介堪说：看你的印，跟他暗合，你千万不要学我，你学我，将来超不过我。“老师让我向历史上最好的东西学习，他衷心地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超越自己。”在韩天衡心目中，方介堪无疑是一位开明的老师。遵照老师的嘱咐，韩天衡从上古玺印的优秀传统中去汲取，从中国印派的源头上去探索，在温州的四年半时间里，他临摹的秦汉印就有3000方之多，为后来治印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彼时，韩天衡所在部队驻扎在温州龙湾状元桥，距离市区有二三十里路程。部队每两星期放半天假，他就趁这半天假期，换乘两三趟公交车，花3小时从军营赶去温州市里，叩响位于禅街一座二层阁楼的房门，请老师方介堪看看自己的印。“老师话不多，只点要害，其他一切要自己悟。”在韩天衡看来，介堪先生启示性的教导方式无疑是先进的，能够给学生留足空间去思考。正因此，他每次见完方介堪回军营，都要花很多功夫自己琢磨，从古书中品和学，在摸索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刻法。
韩天衡眼中的方介堪，不仅是一位开明的老师，也是一位有爱心的长者。“方先生子女多，经济负担较重，生活非常简朴。”韩天衡回忆，每次拜访先生，先生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刻章，偶有几次在小酌——面前只有一壶小酒，一个盘子里两只虾干，就这么剥一点虾，啜一口酒。“方先生收徒也不收学费，且对学生毫无保留。他看我是一个海军，对我又格外多一分关爱。”每次，先生得知他获得“五好战士”时，就像自己得奖一样开心。还有一件小事，韩天衡记忆犹新：彼时，方介堪在博物馆当馆长，在文管会当副主任，始终深入在第一线，为温州的文博事业征集作品。“先生到泰顺、到青田，四处奔波，有时一个晚上要走60里路，那时候他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不容易，有一次就感染了肺炎。”当他去医院探望先生，先生让他坐得远远的，对他说“你是要保家卫国的，不要来看我，如果传染给你的话是不得了的事情”。师恩难忘，点滴在心。
“当时解放后的文人，在我接触的老师中，介堪先生是最亲近民众的。”韩天衡忆起，那时，自己常去五马街一家古籍书店，方介堪先生也是那的常客，一次，他听店里一个职员说——“介堪先生对我有恩，他自己还生着病，知道我身体不好，前段时间还送了鱼胶给我。”韩天衡感叹，先生言传身教的不仅是治印，还有善良平和的品格。
现代印章艺术发展的推动者
方介堪先生是我国当代篆刻界名蜚中外、影响深远的大家。他刀法娴熟，刻制印章以多、快、好出名。
“方先生刻印，跟别人都不一样，他不需打稿，只在印面上覆一层墨，用小刀在上面划些浅浅的印子出来，然后就直接动刀刻了。”韩天衡说，凡是亲眼看过方先生治印的人无不认为这是一种享受，然而先生之所以能够以刀作笔、信手为之，却严谨精到，全然基于他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和娴熟。“曾经我也学老师一样治印，直到40岁后，我反而又开始画印稿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感到这小小方寸之地是一个很大的世界，我的基本功不够，所以不能像先生一样随意。”
韩天衡佩叹，先生刻一方白文印，仅需几分钟，直至中年除社交活动和做学问的日程外，先生一天治印还能达二三十枚，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惶惑而叹服的数字。
方介堪的篆刻之所以对当代产生巨大的影响，受到后学的崇敬，数量之惊人固然是因素之一，最大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推动现代印章艺术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新步伐。
当时方介堪的篆刻已蜚声沪上，定居与寄居于上海的书画名家纷纷求刻，他由此创作了大量印章，尤其以鸟虫篆最为著名。韩天衡认为，博采众长，路数开阔，正是老师方介堪区别于他人的地方，而他兼具多种风格的独特风格，在他的鸟虫篆印章中，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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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虫篆为春秋时代就已出现的一种似书似画的美术篆字。自上世纪30年代始，方介堪对古代杂体文字作了半个世纪的探索，因而他创作的鸟虫篆印，注重文字的严肃性和精确性。“别看今天鸟虫篆印已成为一路重要风格，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鸟虫篆印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极少有人去表达。”韩天衡直述，明清印人也偶有以鸟虫篆入印的，但因不通古法，文字讹误，而被称“缪篆”，在韩天衡看来，老师方介堪在鸟虫篆入印方面作出的成绩是卓著超群的，“直到二十世纪，鸟虫篆到了方先生手里，既借鉴了优秀传统，又加以改造发挥，可谓开一代新风派，可以说是对古代鸟虫篆印的一次复兴和再生。”
上世纪40年代初，方介堪创作的鸟虫篆，既富含古典笔墨意趣又具备高度的书法性，一经问世就为印坛所公认，张大千、谢稚柳诸公皆称赏不已，随即成了他们丹青上必备的钤记。鸟虫篆印风气在当世转盛，方介堪作为开拓者，功不可没。
把学识和智慧付诸印坛，流传后世
方介堪不仅是篆刻大家更是一位印学研究家。他最负盛名、独树一帜的，是对玉印的研究。作为金石学家的方介堪，沉潜于古玺和秦汉印章的学习、整理和研究，钩摹了先秦两汉玉印，编成《古玉印汇》，至今仍为最权威的玉印研究集大成之作。又摹官印七百，成《汉晋官印考存》，又编摹古印文字为《玺印文综》，这些代表性巨著，成为后世治印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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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印文综》的出版过程十分坎坷。“它的编撰始于1928年，当时没有复印机，都是靠手临摹，师母也帮忙和方先生一道，摹字数万，去粗存精，终成规模。苦乐蕴藏其中，方先生视其如性命。”遗憾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方介堪从北京逃离时不幸丢失了书稿的第十四卷，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书稿又有部分损失，欲续无能。1975年，韩天衡曾敦促老师方介堪对旧稿加以增补，完成未尽夙愿，也为印坛贡献一部具有不凡价值的巨著，无奈时事动荡，先生又年事已高，只得中辍。“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对先生说，这本书还是要想办法出版。”韩天衡说，整理出版《玺印文综》，成为老师方介堪晚年一桩心愿，由张如元具体组织力量续补整理，他则联系“上海书店”做了许多出版相关的工作。经过9个寒暑，《玺印文综》终于1987年全部脱稿。“待书稿真正付梓出版，老师已经驾鹤西去。但这本书成为了今天篆刻大家公认的极具学术性的工具书，这是先生对篆刻界的一大贡献。”
方介堪对印坛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一众优秀人才，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为篆刻艺术存续了火种。“我从一个穷孩子、一个当兵的，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是多亏了先生的培养。而今先生已经故去，我无以为报，只能学习他无私地去培养下一代，以报先生教育之恩。”韩天衡道。
印溯先秦，艺传后世。方介堪为世人拂去了蒙蔽在古文字上的尘埃，把学识和智慧付之印坛，开辟了印学和篆刻教育的新世界，无愧于一代篆刻大师之称。
文 字 | 程潇潇
摄 影 | 陈振舟
编 辑 | 金珊珊
审 校 | 马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