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红 | 含辛茹苦慈和母
【往期回读】
含辛茹苦慈和母
丁中校友 刘继红
作者刘继红先生，麾村人，丁中1966届校友。
我的母亲黄瑞英，1919年10月4日（农历8月11日）出生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婚后以种田为生，解放后参加工作，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村妇联主任、乡妇联副主任等职。
外祖父黄庭顺，在丁沟镇上开一间银匠铺，加工银器首饰等；外祖母濮宜臣，家庭主妇。外祖父母共生三男四女七个子女，我母亲排行老大。或因家庭收入微薄，或因世袭旧俗影响，母亲没能入学读书，在家帮外祖母操持家务和照料弟妹。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是一个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母亲，更是一个吃苦耐劳、毅力超强的母亲。
母亲从城镇下嫁到农村，首要的难题是要熟悉农村、学会农活，但母亲凭借她任劳任怨和勤学好问的精神，很快成为种田的行家里手。父亲参加革命后，常年奔波在外，家里的事全扔给母亲一个人，她忙里忙外，从无怨言，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强忍悲痛，顽强地支撑着这个破碎之家，一个人要种九亩二分地，还要养育拉扯一双遗孤（当时我哥哥只有3岁，我才1岁），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不是一般女性所承受得了的。对此乡邻们无不交口称赞，那些曾经断言母亲“肯定撑不下去，在这个家待不了多久”的人更是倍赞有加。
解放后，母亲重获新生，并逐步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当村里开办冬学（解放初期农村一种扫盲形式，即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对识字不满1000个、年龄在15—45岁群众进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之时,母亲热情响应，积极报名参加，并带头将家里的银桌（一般人家房间里摆放油灯、梳妆用品的长方形桌子）、板凳拿到设在麾村南头观音庵里的冬学扫盲班去，还积极动员身边的姐妹们一起上冬学。每到晚上，母亲早早地就把我们兄弟俩安顿好，关在家里睡觉，然后去“上学”。此后，母亲便一直热心于妇联工作，走户串村，为妇女姐妹们排忧解难、维权解困。
母亲自己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在培养我们兄弟俩读书的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不管家里多困难，都要挤出钱来供我们上学。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俩在丁沟中学读书，母亲怕我们吃不饱，把自己有限的口粮省下来，炒成焦面，给我们带到学校“加餐”。有一次，炒焦面没草烧，母亲找遍了家中所有能当柴烧的东西，包括破凳子之类的，就为了这点点焦面，却不惜一切代价，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就这样，哥哥一直读到大学，而我则读到高中毕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无缘高考）。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农村单亲家庭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是十分罕见的，这里面不知凝聚着母亲的多少心血！
在家是慈母，在外是强者。1951年，母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参加和组织互助组。互助组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组成的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集体劳动组织，自愿互利，互换人工或畜力，共同劳动。母亲这个互助组有十来户，她担任组长，经常晚上在家整理和清点组内互换人工的筹码，十分认真。此后又在互助组基础上积极参与组建了麾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是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在麾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大会上，母亲被推选为副社长。1956年，麾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成立。高级社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建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母亲在麾村高级社仍然担任副社长。不管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母亲都一如既往地带头参加集体劳动，曾多次被县、区、乡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劳动模范”，数次被选为县、乡人民代表。在我们家房间的板壁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其中不乏有江都县县长孙向祖、小纪区区长周顺卿署名的奖状、证书。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高级社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据此，大队成立了“综合服务社”，包括缝纫、理发、旅社等等，母亲转而担任服务社主任，并同时担任大队妇联主任。服务社初创阶段，大量的资金、物资都由母亲经手负责，在常人眼里，这可是一个肥差美差，是一个浑水摸鱼的大好机会，但她从未从中拿回一砖一瓦、侵占一分一毫，清正廉洁，一尘不染，难能可贵。母亲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也从不做“甩手掌柜”，特地从上海买回一台“飞人”牌缝纫机，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学会了缝纫手艺。就这样，边工作，边做工，直至服务社解散。
2009年8月29日（农历7月10日），母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91岁。百日后（2009年12月8日），随父安葬于江都烈士陵园。
诗云：
瑞颜慈和忠贞母，含辛茹苦育遗孤。
英豪巾帼女中杰，廉洁奉公一楷模。
长是辛劳众口赞，持家有道皆羡慕。
存心养性难能贵，佳风美德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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