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贼不两立 抗战时重庆处决汉奸全过程 叛国逆子人人得而诛之

日本从打算侵占中国的那天起，就长期一贯的收买和利用汉奸执行“以华制华”战略。无论是在东北建立的伪满，还是七七事变以后出现的冀东政府，乃至后来南京建立的汪伪政权，都充当着日本侵略中国的爪牙。

日本人在利用汉奸们建立政权，替他们统治沦陷区人民的同时，还派出大小汉奸潜入后方刺探军情，充当向导以及为日军空袭设置信号，为日本人的侵略充当间谍。这些汉奸还在后方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动摇抗战信心。还有的甚至在后方的食盐和水井中投毒，制造恐慌，甚至还挑拨国共关系，刺杀美军人员。鉴于汉奸助敌事件不断发生，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以后发布了一系列严惩汉奸的法条。

1937年9月司法行政部针对抗战初期汉奸活动猖獗发布训令: “查自抗战以来，各地揭发汉奸，时有所闻。此辈因贪图微利，顿忘实祸，不惜甘心为敌利用，危害国家。非厉行检举，严于惩治，不足以期尽绝。检察官有检举犯罪之责，对于此类犯罪，务须随时随地严密注意，认真举发，以尽职责。是为至要。”

对于潜入后方的汉奸，国民政府一经发现，统统都是严惩不贷，一旦证据确凿，全部予以枪决，并及时的登报广播进行曝光，以示惩戒。

在重庆，1939年12月19日枪决了为日本刺探情报的汉奸王金廷和佘金山。1940年7月15日，有枪决了在沙坪坝、小龙坎等处以手电筒为日军轰炸重庆进行信号指引的汉奸刘荣华、张锡彬。1943年9月20日，枪决了意图刺杀美国空军人员的汉奸赵忠绥。

对于汉奸当时的民众和媒体都认为“汉贼不两立”。《大公报》在社论中指出：“汉贼不两立。谁附敌助敌，就是贼。不论其用何名义，亦不问其为何人，要之附敌就是汉奸，是叛逆，是中国民族不赦的罪人。”“‘汉贼不两立’，凡是叛国作逆的贼子，我们都一律不予宽宥;除非他们确实忏悔，以功赎罪，都予置诸死地!”，“全国同胞，更需要严厉锄奸，毫不假惜。我们主张全国同胞于国法之外，更积极发动清议的制裁，坚定实行汉贼不两立之大义，对于附敌助敌的汉奸，一致声讨，特别在被占领地，应家喻户晓，布其罪状。”

针对西方媒体对中国清除汉奸的公然指责，大公报毫不客气的表示“我们为了争取国家的生存，对于外敌以全力抵抗，对于内奸当然也以全力肃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一个国家为维持生存，对于叛国贼徒岂有宽容之理?”“国家对外作战之时，与敌人勾结的叛徒，在国法及国民公意之下即已判决了死刑，纵使暂时避开国法，也必难逃国民公意之刑。这不独中国为然，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一个国家为维持生存，对于叛国贼徒岂有宽容之理? 请《字林西报》执笔人一想: 假使英国当对外作战之时，对于叛国的乱臣贼子，将予宽容呢?还是正诸典刑? 就国法言，如此; 就国民公意言，当然也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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