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亮临《鲜于璜碑》，奇崛古拙！
《鲜于璜碑》局部
郑培亮，山东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毕业，现就职于中国书法家协会。
《鲜于璜碑》刊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1973年5月出土于天津市武清县，后移至天津博物馆。
《鲜于璜碑》上尖下方，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0多厘米、厚12厘米。碑首有直径为15厘米的碑穿。碑阳额上剔地阳刻小篆“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碑阳、碑阴内容大同小异，文尾详列鲜于璜的家族世系。建国后发现的汉碑不少，但像《鲜于璜碑》这样的煌煌巨制非常少见。
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朱剑心《金石学·说石》说:“其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汉碑多为门生故吏所立，《鲜于璜碑》则由鲜于璜之孙鲜于鲂等人树立。据碑文记载，鲜于璜青年时期被地方推举孝廉，后升迁为郎中。东汉永初元年(107年)，鲜于璜被任命为雁门太守。为政期间，鲜于璜“折节清行，恭俭束修。政崇无为，声教禁化”，对匈奴则“内和九亲，外睦远邻”，恩威并重，边关安宁和平，百姓安居乐业。
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鲜于璜碑》是方笔汉隶的代表作，棱角分明，斩钉截铁。这些都是刀刻的原因。碑阳刻得好一些，书写的意趣表达出来了，碑阴则是愣头愣脑。仔细观察偏旁部首的写法，碑阳与碑阴应为同一人书写，由于刀刻技巧的差别，造成了风格差异。过去的工匠掌握一门技艺，往往世代相传，这件碑刻，好像是老师带徒弟，老师正面示范，徒弟背面效仿，开始刻得生硬笨拙，后来在师傅的指导下，勤学苦练，愈加娴熟，后面几个字已经刻得栩栩如生了。
清代的书家开始大量临写汉碑，写出了新面目、新风貌、新气象。有些书家在借鉴碑刻的过程中，火候把握得不够好，或者模仿刀刻之痕，或者把“金石气”过度解读了。个中原因或者是书家个人的审美有偏颇，或者是时代的局限所致，但不能因为部分书家笔下的瑕疵，忽略集体探索的整体价值。
米芾说“石刻不可学”，并不尽然，可以学，但要看怎么学。启功先生说的“透过刀锋看笔锋”是个好办法。这句话是强调用笔的真实性，学书者都认为讲得极有道理。但若想真正做到，那就难了。难就难在我们对于“笔锋”的认识就那么全面、准确、真实吗？有关“笔锋”的认识，自明清以后，特别是碑学兴起以来，大家的见解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一句话说不清楚，“搅”了好多年了，好像越来越掰扯不清。
现在考古学发达，汉代简牍笔墨遗迹出土甚多，如果把启功先生的这句话反过来，“透过笔锋看刀锋”，又会怎样呢？
《鲜于璜碑》我曾经临写数遍，每写一遍，总不尽意，再写一遍，还是如此。其中的美感，只能领略，却难以汇入笔端。这里展示的其中一件长卷用的是熟纸，小狼毫，没有墨色变化，写出来黑漆漆的。另一件是在粉笺上写的，有点涩，很费笔，通临此碑，换了两支小狼毫。还是没有多少墨色变化，有那么一点，也是宣纸造成的迟涩。
非得有变化才好吗？
有的人宿墨用多了，洇一大片，尿床似的。不喜欢。
还有的人提按顿挫过多，来回揉搓，点画浑身长毛，长疙瘩，像个蠕动的虫子。也不喜欢。
书法是由不同形态的笔画组成的，就像人的脑袋，眼耳口鼻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人就精神。书法也是如此。
郑培亮临《鲜于璜碑》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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