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权永远是重中之重!汉武帝在军事制度上的改革
汉承秦制,但其武装力量体制却比秦代更加丰富和完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初确立了以中央军为主体,使得中央朝廷可以“居重驭轻”、以临四方。
等到刘彻即位,雄心勃勃想要建立一番功业的汉武帝,自然会想方设法把军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且要保持中央军力的强盛。
蛰伏中的汉武帝
景帝崩,武帝立,但此时的实权却掌握在汉武帝祖母窦太后手中。窦太后推崇“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而汉武帝更倾向于“奋发有为”的儒家思想。祖孙两人的这种理念的冲突,反映在朝堂上,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
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窦婴)、太尉蚡(田蚡)免。
面对挑衅自己权威的大臣,窦太后一点都没手软。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受到清洗,郎中令(负责皇帝宫卫保护)也被迫自杀。汉武帝的权力核心集团,可以称得上团灭。面对如此情形,汉武帝只得选择隐忍。但汉武帝的隐忍并不是一味妥协,而是在暗中积蓄力量。
汉武帝在京师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把儒家经典作为官学的必读之书。等到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更是得以大展拳脚。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当然,作为重中之重的军队,更是受到了汉武帝的特殊“照顾”。汉初的南、北军是皇帝禁军,汉武帝对此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汉初的军事架构。
汉初的军事架构
汉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手中握有极大的实权。其中,丞相的地位最高。
(丞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太尉品秩上匹敌丞相,掌管全国军政,是军事上的最高长官。但太尉并非直接掌握军队,也没有发兵之权。太尉的职责,在于备皇帝军事顾问,同时参与朝政。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隐印青绶,掌副丞相。
这是三公的职责,而九卿之中的郎中令、卫尉是属于军事系统的官职。其中,郎中令掌宫殿掖门,卫尉掌宫廷警卫。不在九卿之中的中尉,则掌京师戍卫。
汉初的军事指导思想是“居重驭轻”,那么作为禁军的南北军,自然是汉武帝首先改革的对象。其中,南军分为兵卫、郎卫。兵卫担任地安门外门署的警卫,其长官是卫尉。郎卫担任殿内廊署的保卫,其长官是郎中令。而北军担任京师地区的警卫,兵员比南军为多,由中尉负责统领。
因此,从汉初军事架构就可以看出,汉初武装体现了军事集权的特征,皇帝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主管全国军政的太尉,也没有权力调动军队,必须有皇帝发放“虎符”及诏书,才能调动。
而太尉、郎中令、卫尉、中尉以及地方上的军事武装,始终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他们各自对皇帝负责,分工合作、相互制衡,这就使得皇帝独揽军权成为可能。
但光是这些,还远远不够,不能担负起大规模对匈奴反击的重任。汉武帝积极提倡习武之风,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将帅之才。为此,汉武帝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其目的便在于扩充军事实力。
汉武帝加强军权、扩充军事实力的措施
汉武帝为了加强军权、扩充军事实力,采取了许多措施。
第一,改太尉为大司马,设置各色将军。
汉武帝利用近侍和心腹武将,提高了太尉的地位,顺带着削弱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权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号。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只是皇帝给宠臣的一种荣誉性的称号,并无多大的军事实权。只有皇帝任命大司马“领尚书事”时,才能开府置官署,否则只能挂个空名。真正有实权的是大将军的称号,比如卫青曾被任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
大将军已经位居丞相之上,在政治活动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司马取代了太尉,而所谓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以及其他杂号将军,往往都是皇帝的亲信。有战事发生,他们代表皇帝出征,平时则参议朝政,代表皇帝的意志。汉武帝通过这样的措施,既削弱了丞相权力,也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第二,改革禁军南、北军。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改郎中令为光禄勋,并趁机扩大了郎卫人数。光禄勋之下,又增设期门、羽林两军,使得皇帝的禁卫军得到大幅扩充。
期门掌执兵送从,汉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
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为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期门、羽林没有定员,甚至多达千人。这些卫士多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的“”良家子中选拔,甚至直接是战死军士的后代,被抚养在羽林军中,接受军事训练,号曰“羽林孤儿”。
汉武帝增设的期门、羽林及羽林孤儿,相比于其他卫士,地位较高,表现优异者还有较好的前途,所以对汉武帝都忠心耿耿。而且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虽然光禄勋属于南军,但期门、羽林却并不隶属于南军,而是皇帝的贴身侍卫。
对于中尉统御的北军,汉武帝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在内史地区增设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借此改变了中尉权力太大的隐患。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又大力扩充了北军的兵额,增设八校尉。
八校尉分别是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这些校尉及手下士兵,都是常备军,由皇帝直接控制。相比于地方上的军队,他们的战力也更加强大,自然也就实现了朝廷“居重驭轻”的目的。八校尉进一步分割中尉权力,军权更多地集中在皇帝手中。
至此,汉武帝无论是对官制(太尉、大司马、大将军),还是对南、北军的改革,都使得中央朝廷的武装得到加强,军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中。
此外,其他军事政策比如扩大征兵来源与重设武功爵,都对提高西汉军队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汉武帝在军事改革上的成功,为以后西汉军队四处征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但击败匈奴,解除其对西汉王朝的威胁,并不仅仅只是对军事改革便能成功,而是需要思想、政治、财政、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成功改革为基础,而不能过分强调军事制度的改革,这一点是我们要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