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闲读：“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读完刘禹锡，我们集中时间再读一段时间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的诗名，不仅限于中唐，他是唐代三大诗人，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记住：李白、杜甫、白居易并称“李杜白”，他们是中国古代三个伟大诗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诗人，能称得上“伟大”二字的并不多，这当然非常了不起。他也跟李白的“诗仙”、杜甫的“诗圣”、刘禹锡的“诗豪”一样有后人尊称的雅号，并且他的雅号是“双黄蛋”，既称“诗魔”，又称“诗王”，足见其诗坛地位。

（白居易画像局部）

关于白居易的诗歌的语风格，我们最熟悉的故事，是他每写一首诗，就拿去让一个老太太听，老太太听不懂，他就修改，不断修改，不断修改，直到老太太听懂了才算定稿，显然，白居易诗歌的语言风格走的是平易、通俗的路线，这跟同时代稍早诗人韩愈的“奇险”风格截然不同；关于白居易诗歌内容，我们知道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和元稹并称“元白”，是新乐府运动最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或者应当说，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

（写诗经老妪）

白居易跟刘禹锡一样，也极有才华，刘禹锡中进士时22岁，白居易中进士时也只有27岁，“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27岁中进士，当然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所以，他去慈恩塔留诗两句：“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他那一榜，没有刘禹锡、柳宗元（中进士时只有21岁）这样的人物，所以，白居易很得意。因此，在白居易的青年时代，他总是骄傲的、脾气耿直的。

他的骄傲和耿直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

据说白居易有个“口头禅”，凡事总以三字断语论断，世间万事，到了他的跟前，开口都是“汝错了”或者“汝对了”开头，论事之时，这两个三字断语，轮番互用，决不犹疑。有一次，元稹在驿站为宦官所欺，唐宪宗不问情由，直接处理了元稹，白居易自然要站出来给好友出头，当他站出来说“臣有本奏”时，满朝他的好友都替他捏一把汗，心想：天啊，上面是皇帝，你可千万别用三个字开头了啊！没料到的是，白居易稍做停顿，字正腔圆地说：“陛下错了！”当面顶撞，够胆！《旧唐书.白居易传》称唐宪宗曾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臣，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幸亏李绛苦苦劝谏，宪宗才未降罪白居易，要知道，这个可是宪宗啊，那个一手制造“二王八司马”事件的皇帝。

（白居易兄弟及元稹像）

当然了，白居易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性格，他是不可能安然活到75岁的（想想柳宗元）。白居易的一生以公元815年为转折点（就是刘禹锡回长案写桃花诗的那一年），那年，他因为上奏严惩刺杀武元衡凶手而得罪各方势力，贬到江州司马任上（回头会细说这一段，他就是在这里写了《琵琶行》）。在这一年之前，白居易是事事以“兼济天下”为前提；这一年之后，白居易收敛了锋芒，成了一个行事“独善其身”的人。

（《琵琶行》诗意）

现实让他清醒了，仅说这一点，他或许比刘禹锡要“聪明”一些，“识时务”得多。

今天我们就读一首白居易在公元808年写的《杜陵叟》，写这首诗时，白居易还年轻，还是那个耿直、骄傲的白居易。全诗如下：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白居易的诗好懂，基本都是大白话，诗标题中的杜陵，是指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叟是老年男人。

（现在的杜陵）

白居易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老头居住在杜陵，靠耕种一顷多（唐安史之乱后，人口骤减，人均土地增多）贫瘠的土地为生。这一年从春到秋，长安附近地区严重旱灾，春旱导致麦苗不开花枯黄而死，秋寒又让禾穗没熟就全部干枯，灾情十分严重。

官吏们明明知道灾情，却不上报，只一味地强迫收租，凶狠地征税，他们一心只想着在朝廷的“考课”中得到奖赏。（百姓）没有办法，只能典当桑园、出卖土地来缴租纳税，眼前的难关是过了，可是明年的衣食怎么办呢？（失去桑园相当于）剥去了我身上的衣服、（失去土地相当于）夺去了我口中的粮食。

（唐宪宗像）

白居易借杜陵叟的嘴高声喊出：虐害人、伤害物的（官吏）就是豺狼，何必像真豺狼一样爪牙像钩、牙齿像锯一样地呑吃人肉！

不知道是谁报告了皇帝（白居易这时候是翰林学士，左拾遗，官职虽不高，但他是很方便见到皇帝的，实际上也就是白居易上奏的灾情），皇帝心中怜悯，了解人们的困苦之后。用白麻纸下诏施恩：京城附近今年租税全免（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为两类，一类用白麻纸书写，是重要的诏令；另一类用黄麻纸书写，是一般的诏令）。这个白麻纸，实际上是说，皇帝至少在形式上是很重视灾情的。其实确实如此，宪宗当年还下了罪己诏。

（江州白居易雕像）

里胥就是里长，是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直到昨天里长才来到，手里拿着免租税的公文张贴在乡村中。可是又有什么用呢？需要缴纳的租税十成已经缴了九成，基本缴纳完了，老百姓们不过是白白地受了君王免除租税的“虚恩”罢了。

白居易借杜陵叟之口直骂官吏，骂得够狠，似乎对皇帝还在歌功颂德，但如果细读就会发现，这个诏书到达乡里的时间点很蹊跷。早不到晚不到，偏偏是等官吏们把强收百姓的租税基本收齐的时候，诏书才到。实质上，这是一套“真收租，假恩诏”的“双簧”罢了。这种把戏，后世的封建王朝，世世代代，连绵上演。白居易只是第一位把这个真相揭示出来的诗人罢了。后世的范成大《后租催行》“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的《农桑》“淡黄竹纸说蠲道，白纸仍科不稼租”说的都是这套“双簧”把戏。

诗中暗藏对皇帝的非议并不隐诲，白居易敢写这样的诗，实在是需要十足的胆量的，36岁的白居易是足够耿直、骄傲的，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他，还心怀天下。

（杭州送别白居易群雕）

杜甫的诗和白居易的诗都是现实主义的，叶嘉莹先生曾说：“白居易等人与杜甫一样，都有一份对国家、人民的关爱之情，但这两种关怀是不一样的，一种是源于内心感情深处的，而另外一种只是停留在道理、情理的表层之上。”这种评价是对白居易一生的诗来评价的，他后期的诗也的确如此，因为在生命后期，他从现实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教训，他的血冷了（他曾经热血过，他贴近过人民），他只能在“新乐府”诗中，用“讽喻”的方法来表达，他不像杜甫一样不管不顾。所以，他的诗，终究是“隔”了一层。

还有一点，杜甫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穷人，白居易，太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