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对韩愈的影响（上）
宣 城 对 韩 愈 的 影 响
陆再奇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陈寅恪老先生称其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陈寅格《论韩愈》”。韩愈56年的人生中，至少有九分之一的时间“就食”宣城。从韩愈的人生经历来看，“就食”宣城的五、六年（13岁至18岁）间，既是韩愈长身体的“黄金期”，更是其“求知求学”的关键时期。“零丁孤苦”的少年韩愈在宣城不仅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而且“始专于讲习兮”，期间不仅受宣城文风的薰陶，而且有可能受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人物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影响，完成了科举考试前的教育，造就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同时结识了被后人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等人，为其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现代话来讲，韩愈“就食”宣城期间的生活、学习、交友及宣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薰陶，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就是从宣城开始，韩愈完成了自己古文派传人的身份认定，扣好了“倡导古文运动”的第一粒扣子，可以说是宣城成就了“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辉煌人生。此为拙见，敬请批评指正。
一、宣城为“三岁而孤”的韩愈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韩愈，大历三年（768）戊申生于官宦之家，本应在欢声笑语之中度过衣食无忧的少年人生，不幸的是大历五年，不足三岁（注：《乳母墓铭》曰：“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即虽入三岁，而未及两周岁）的韩愈，父亲韩仲卿就去世了。长兄韩会担负起了抚养“三岁而孤”弟弟的重任。宋代王铚《韩会传》载：弟愈三岁而孤，养于会。
韩会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长韩愈31岁。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云：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韩会），以道德文学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阳卢君东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间，天下士大夫谓之四夔。其义以为道可与古制服夔皋者侔，故云尔。或曰” 夔尝为相，世谓相夔；四人者虽处而未仕，天下许以为相，故云。《旧唐书·崔造传》载：永泰（765～766）中，韩会与崔造、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韩会为“夔头”，夔本来是舜帝的乐官，后来成为宰相的代名词。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二十七八岁的韩会与好友崔造、卢东美、张正则等人在一起，读书作文，关心国事，纵论天下兴亡，以社稷江山为己任，在朝野上下颇有声誉。
大历九年（774），韩会以有“文学才望”为宰相元载所青睐，被提拔进入朝廷，做了起居舍人，官居六品，随侍在代宗皇帝左右，负责记录编录代宗皇帝及其宰相议政的言论，成为代宗皇帝李豫身边的近臣。6岁的韩愈也随兄嫂一起来到了京城长安。然而好景不长，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因有人告发他“图谋不轨，引用贪猥”，被代宗皇帝赐死，朝中数百名官员因此受牵连遭贬谪。韩会因文章见长，名声颇著，为元载重要党羽，因此，被贬到距离京城五千里外的韶州任刺史。柳宗元《先友记》云：“（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谤。”唐代，韶州地处岭外，远离京城，经济落后，凡贬岭南的朝廷官员均罪行较重。“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坐元载贬官”。时年9岁的韩愈被迫随兄嫂长途跋涉，历经两个月的艰辛，辗转抵达韶州。40年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路过韶州时，回忆往事，深有感触地写过一首追忆幼时千里迢迢随长兄韩会贬谪岭南韶州的忆旧诗，诗中写道：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止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
大历十四年（779），韩会因不得志，忧愤过度染重病逝于韶州任上，年仅四十二岁。《韶州府志》载：“韩会，擅清誉，有文名，大历十四年贬韶卒，父老巷哭祀名臣。”11岁的韩愈再随兄嫂郑氏，挥泪扶柩北归，将韩会“归葬河阳”（今河南孟州）。此次韶州之行，18年后任汴州观察推官的韩愈在《复志赋》回忆道：当我从开始记事起，就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坎坷。那时还未满十二岁，我兄韩会坐元载案，我随他南迁韶州。越长江滔滔惊波，涉洞庭漫漫水域，跨五岭绵绵峰峦，一直到韶州曲江县才安定下来。不多久，我兄病亡，我随嫂郑氏携幼侄扶兄柩归葬河阳。恰遇中原战乱，不得北归，只能在宣城避乱。
韩愈所说的“恰遇中原战乱”，是指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原为“安史之乱”的史朝义旧将、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亡，其子行军司马李惟岳请求继任节度使位，同为史朝义旧将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也代为请求，均被德宗皇帝拒绝。于是，李惟岳、田悦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引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河北藩镇之乱。
宣城，地处皖南山区向长江沿岸平原过度地带，“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丰”；与宣城紧邻的徽州六邑“处万山中”，“鲜田畴”，耕作面积狭窄；而今芜湖、马鞍山、铜陵等长江沿岸城市，历史上多为地势低洼的水网地带，属典型的“江南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三国时期，吴主孙权为抵御曹魏，才开始围湖造田。南宋及以后，大规模筑堤围田，开始崛起。
战国时期，宣城政区名爰陵，建城与“六朝古都”南京基本同步。《鄂君启节》载，公元前323年，即为楚国在江南的重要商贸城市，城中设有水关关卡，驻有税官，负责管理商品贸易，向往来商人收税。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刘彻在此设丹阳郡，管辖今皖南苏南浙北50多个县（市区），辖区5.7万多平方公里（以今辖区面积推算）。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吴王孙权为镇抚山越，分郡治宣城的丹阳郡南部山区歙县、黝县设立新都郡，将歙县一分为五，疆域大体包括明清时期的严州府和徽州府。
西晋太康二年（281），武帝司马炎将丹阳郡治迁至南京，分丹阳郡南部11个县，在丹阳郡旧治置宣城郡，宣城郡管辖今皖南境内23个县（市区），辖区2.7万多平方公里。东晋时，琅琊王在诸王中地位最高，皆以宣城郡为食邑，或兼食会稽郡。
南朝刘宋王朝时，宣城郡属王畿地区，齐梁时期频封王侯。开皇九年（589）隋平南朝陈，隋文帝诏令“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于石头城置蒋州”。 1994版《南京市志》第一卷《政区建置·概述》称：六朝古都降至地方最低一级行政区。建康周边的宣州、润州地位抬升。
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王朝之初，就十分重视对宣城的经营。武德年间，在宣城设宣州总管府、宣城都督府，统辖宣州、歙州、猷州及池州军事。贞观十一年（638），唐太宗李世民委任开国功臣鄂国公“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诏曰“今之刺史，古之诸侯”（《唐会要》卷四七《封建杂录下》）。永徽四年（653），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一子、唐太宗李世民同父异母弟弟，密王李元晓，由泽州徙任宣城刺史。
开元年间(713～742)，唐王朝以各州县纳税的户数、人口多少为标准，划分州县“等第”。州县划分上中下三等。宣州为“上”州，下辖八县，二“望”四“紧”二“上”，全部属于“上县”（《唐会要》卷七十《量户口定州县等第例》《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十一载（752），全国人口4814.4万，其中，都城长安196万，陪都洛阳118.3万，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区）88.5万。宣州人口数占全国1.84%，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同时期号称“扬（州）一益（州）二”的江南第一都市扬州，既是淮南道首府，又是全国航海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国际贸易最繁华的城市，人口46.8万，只有宣州的53%。宣州户数之多，一直为时人所称道。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持续近八年，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藩镇割据”使中原地区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中原百姓大规模逃往相对安定的南方。“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六）。“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旧唐书·权德舆传》）。《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756）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其土乐，其民安”（唐卢肇《新兴寺碑》）的宣城，是中原士民南迁江南的重要居住地。史学家吴松弟对唐宋文献所载的743名北方移民的资料进行分析，分布在江南各州的北方个体移民，移居宣州8个，仅次于苏州16个、杭州13个、歙州13个。
韩愈与其嫂郑氏、侄儿韩老成避乱宣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韩家与宣城有较深的渊源，且留有深厚的人脉资源。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载，韩愈有三位叔叔，分别是韩云卿、韩少卿和韩绅卿。韩云卿，“文章冠世”（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好立节义”（李翱《韩君夫人韦氏墓志铭》），上元二年（761），调任宣州广德县令；韩少卿担任过宣州当涂县丞；韩绅卿任扬州高邮县尉；其父韩仲卿至德二年（757）从武昌县令调任邻近宣州的饶州鄱阳县令，因此，对宣城比较熟悉；二是韩家在宣城有家业。韩家在宣城的家业，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综合各种史料分析，可能是上元二年（761）左右，韩愈的长兄韩会为避“刘展兵变”从南京逃至宣城期间所置。“安史之乱”爆发后，韩愈的长兄韩会即避难江南，具体地点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永泰年间居住上元（即今南京市区）记载是明确的。
唐代上元县，南朝时为宋齐梁陈的都城，隋平南朝陈，将六朝京畿之地（今南京主城区）合并为一个江宁县。至德二年（757），在江宁县置江宁郡。乾元元年（758）改江宁郡为昇州，辖江宁、句容、溧水、溧阳4县。同年十二月，肃宗李亨分江南东道置浙西道，道治昇州（今江苏南京）。统昇、润、宣、常、苏、杭等10州。肃宗上元元年（760），安乱之乱尚未平定，末受安史之乱波及的长江、淮河一带又燃起烽火。这年十一月初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淮南东、江南西、浙江西三道节度使的刘展，率兵攻陷润州，两天后又攻陷昇州（今南京）。上元二年（761），唐王朝废昇州，昇州所辖溧水、溧阳两县划归宣州，江宁、句容两县划归润州，江宁县改名上元县，同时将浙西道迁至宣州宣城县，至永泰元年（765），前后四年。此时侨居浙西道境内的韩会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从《旧唐书》的记载来看，颇有政治、经济头脑及远见。在此之前韩会的高祖、曾祖、祖父均做过朝廷命官或地方官，此时，父亲韩仲卿任临近宣州的饶州鄱阳县令，叔叔韩云卿调任宣州广德县令，韩家的经济条件尚好。此间，很多避乱江南的中原人士多在江南置办家业，如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宣城就置办有家业，韩会和柳镇又是好朋友，可能就是这个时侯，韩会为躲避刘展兵变，从昇州（南京）迁居宣州宣城，建议父亲或韩会奉父亲韩仲卿之命在宣州宣城县置办的家业，以防后患。这样，日后韩愈等人避难江南就有了落脚之处。
关于韩愈避难江南一事，正史《旧唐书》《新唐书》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韩愈传》载，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新唐书·韩愈传》载，韩愈，字退之，郑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光绪《宣城县志·寓士》载，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年十三自河阳从其嫂郑氏、侄老成就食宣城，时已能文。凡七稔而学成以去。明·邹守益《韩公别业碑记》载：昌黎韩公家邓之南阳，幼孤，随兄会谪岭表，卒，从嫂郑归河阳。建中、贞元间，避地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朱熹《韩集考异》（卷十）“新书考异”和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十二于《示爽》诗注有考证。
从史料记载及韩愈的诗文，可知韩愈避乱宣城之前，主要是在河阳、长安、韶州等地动荡流离中度过，生活的艰辛是难以想像的。贞元十九年（803），时年36岁的韩愈在《祭十二郎文》叹曰：我自幼丧父，等到大了，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只有依靠兄嫂抚养。哥哥正当中年时就因与犯罪的宰相关系密切而受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次年死于贬所。我和你都还小，跟随嫂嫂把灵柩送回河阳老家安葬。随后又和你到江南谋生，孤苦伶丁，也未曾一天分开过。我上面本来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死。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子辈里只有你，在儿子辈里只有我。韩家子孙两代各剩一人，孤孤单单。嫂子曾经抚摸着你的头对我说：“韩氏两代，就只有你们两个了！”那时你比我更小，当然记不得了；我当时虽然能够记事，但也还不能体会她话中的悲凉啊。又如，韩愈在《祭郑夫人文》哀叹道：天祸我家，降集百殃。念寒而衣，念饥而飨。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既克返葬，遭时艰难。贞元十三年（797），韩愈在其《复志赋》回忆道：“嗟日月其几何兮，携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用韩愈自己的话说，“就食”宣城之后，才结束了十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勤练讲习，探求先贤圣经的深奥道理。
二、宣城深厚的文化土壤哺育了韩愈这颗文化大树
文学家是文化的精华所聚，直接影响、制约文学家生长的基本因素是文化，文学家的出现和成长，必须以厚实的文化土壤为依托。此为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对先秦至辛亥革命期间中国6769名文学家地理分理考证后得出的结论。
宣城，夏商周时期，土著居民为越人，“断发文身，祼以为饰”，语言为古越语，似鸟鸣一样中原人听不懂，称之“鸟语”。秦统一中国，除少数统治者，居民主体仍然是土著越人。
西汉建元六年 (前135)，淮南王刘安曾上书汉武皇帝刘彻曰：“越，为方外之地，断发纹身，和中原习俗很不相同。”东汉建武六年（30），中水侯李忠来宣城任丹阳郡太守，“起学校，习礼容”，传播中原文明，数年间，学子好学成风，人才济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作为的学生。代表人如：东汉末年的徐州剌史陶谦。《重修江宁府学碑记》载：“金陵古荒服地，东汉建武中，中水侯李忠为丹阳太守，始起学校，习礼容，革其旧俗”。1986版《南京简志》也有同样的记载。也就是说，包括南京、古徽州在内的今皖南苏南浙北地区始受中原文明的洗礼，南京和古徽州文化源头在宣城。1994版《南京建置志》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移丹阳郡郡治秣陵县，改置建业县，在南京政区建置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今南京市区在秦、汉400多年间不过是江东秣陵一县的辖地，越城也只是一座军事防御性城堡。在此之前，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远不如宣城。
东汉末年，孙瑜领丹阳郡（郡治宣城）太守时，曾用厚礼聘请笃学好古的名儒马普讲学，让将吏子弟数百人从其受业。西晋“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艺文儒术斯之为盛”（嘉靖《宁国府志》）。侨居宣城境内的代表人物有谯国桓氏，产生了桓嗣、桓玄两位文学家，首开宣城文化昌盛之风。
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范晔出任宣城太守，著就“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南朝齐“竟陵八友”之一的谢朓，出任宣城太守后，在山水诗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并称“大谢”和“小谢”。
隋唐时期，与宣城结上渊源的名家、大家辈出，真可谓“才人名士遥相望”。唐代，宣城北有长江东去，内有青弋江、水阳江纵横，“地横瑶阜，壤带金陵，廊巨镇于三吴，走通庄于百越”（李峤《宣州大云寺碑》，见《全唐文》卷248），“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东南国用所资，宣为其屏”，发达的交通、安定的社会环境、富庶的经济生活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为文化人的成长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子，汇聚了不同地域的优秀文化。
《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天宝十一载（752），全国人口4814.4万，其中，都城长安196万，陪都洛阳118.3万，宣州（州治今宣城市区）88.5万。宣州人口数占全国1.84%，仅次于长安、洛阳，位居全国第三，同时期号称“扬（州）一益（州）二”的江南第一都市扬州，既是淮南道首府，又是全国航海贸易的主要港口和国际贸易最繁华的城市，人口46.8万，只有宣州的53%。
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不息，宣城相对安定的社会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及“衣冠俊杰，满旧国之风谣”（《全唐文·宣州大云寺碑》）的浓厚文化氛围，不及对北方文士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周边州县的文人也都向宣城集中。大批文士或仕宦、或漫游、或避乱于宣城。在宣城优美的山水间，追慕宣城文化传统高雅脱俗之风，仿效兰亭宴集的风流雅韵，频繁开展诗酒文会。如：永泰二年（766），御史中丞袁傪平定歙州方清之乱，为庆祝胜利举办的宣州诗会。《全唐文》卷252存有刘太真与袁傪、崔何、王纬、高袁傪、李岑、苏寓、袁邕、郭澹《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诗，同卷又收有袁傪、崔何、王纬、郭澹四人《喜陆侍御破石埭草寇东风亭赋诗》。这种集娱乐性、游戏性、竞争性于一体，诗酒文会，不仅为文士切磋诗歌艺术提供了一种方式，而且对宣城的文风兴盛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社会又起到了一种倡导与示范作用。
不仅盛唐时期，产生了以刘处约、刘太冲、刘太真、释正原、费冠卿、汪全铭、刘长卿、罗立言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而且唐末五代时期，又产生了以许棠、汪遵、张惟俭、李咸用、梅远、江全铭、邵拙、高远矩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个本土诗人群体。唐代安徽各州进士及第41名，宣州进士及第9名，占同时期的22%。唐及五代，安徽3名状元，宣城有2名。隋唐五代844名文学家，有籍贯可考者699人，宣州13人。严耕望老先生指出：唐代经学衰微，文学兴盛。“诗文习业，所赖于师承者少，所赖于环境之陶冶者则甚大”（《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闾巷之间，吟咏不辍”的宣城，肥沃的文化土壤，为少年韩愈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及足够的知识营养。如果说齐鲁文化土壤培育了“万世之师”孔夫子，可以说是宣城深厚的文化土壤哺育韩愈这颗文化大树。
（作者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