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阳江上的“小南京”——商贸重镇水东(下)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商贸重镇水东

水阳江上的“小南京”

王璟莹

编者按

作者硕士毕业论文《移民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的皖南水东镇》,对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宣州区水东镇的移民构成、移民在土地及地方权力上的博弈较量、商人移民与水东地方秩序的重建、天主教在水东的建立和发展、水东对皖南商业市场的参与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详尽的论述。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着重讨论了咸同兵燹后水东的商业社会如何在商人的主导下实现断层后的秩序恢复与重建。应本刊编辑部的要求,作者作了适当修改,同意本刊节选首发。

水东自兵燹之后实际上是在来自泾县、太平以及部分湖北的移民商人手中逐步恢复建立起来,这批以泾、太商人为主的“新水东”人利用水东的物产充分的发挥了他们的经商才干,使得水东能够发展成为商铺超过三百家的重要市镇。此外,以上水东蜜枣和土纸的销行地点还说明水东的商人们借此能够与如南京、上海这样更发达的都市产生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水东商人们的眼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比如民国二十二年,水东的三名旅沪商人就积极捐款支持航空救国运动“内航空征求队办事处收到各处捐款、计有虹口三角地牛肉摊户五元八角九分、南京京七十坧号、中外总会同人节省膳费五元四角、潘阿毛三元、百老汇路匹夫会五元、光荫制版公司沈士昌十五元、大中华火柴公司东沟梗片厂全体男女工友、将总理纪念日双工赀捐助计男工一百四十九名九十六元九角三分、女工二百二十九名、七十六元一角七分、共一百七十三元一角、安徽宣城水东镇张义兴、陈绍基、孙国权各五角” 。因此,水东的商人们也成为传播新的时代思想和观念的先行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水东煤矿的开发和铁路交通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水东轻便铁路

皖南地区的煤炭开发,实则早在明代已有迹象。嘉庆《宁国府志》卷一《沿革表·大事附》中记载“万历二十八年,遣太监邢隆至宣城及宁国县探矿,所至纷扰,供亿骚然,寻以获不偿费撤还” ;新《宣城县志》中亦称“据1983年10月境南周王乡朱大村南山坡60米深处的一口古老煤井巷道内发现的实物(一辆手摇水车,一只盛满煤块的箩筐及一根抬杠、几只瓷碗。车厢板上书有清晰年号:崇祯十一年)证明,350年前县内煤炭矿开采业已具规模,清末民初,境内煤炭开采兴旺一时” 。

光绪时期外国商人也注意到皖南煤矿的商业价值,《皖政辑要》卷四《合同二·勘矿开矿》中记载“各国商人注意皖省矿产,与华人私订勘矿、开矿各合同,均经商务局批饬作废。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宣城煤矿公司与日商土仓鹤松订立合办宣城煤矿合同二十条,附专条八款。二十八年三月,商务局与英商伊德订立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五属勘矿合同六条” 。

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中也指出“宣城储煤甚富,东南北三乡已经发现之煤田凡四十四处,大别为官矿、商矿两种” ,“其中以水东区(大汪村)煤田最占重要,产量最富……水东区煤田,该区煤田以水东镇为中心,环镇之东北南三面皆煤田之分布,各自为区,不相连续。煤田矿藏东起狮子山,西至水东河,广曰十二里,南自宁国县钱村,北连三天洞,长约二十二里,煤唇厚三尺至四尺半……水东区煤田储量之富,凡三千余万吨” 。

民国二十年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写《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报告书》其中《矿业经济篇》称“清咸同间,洪杨之乱既平,湘军多受裁遣,其留寓皖境者,率以采煤自活,迄今宣城、宁国一带旧井栉比,均其遗迹。当时政府不知矿政,无领区请照之手续,率皆自由开采,而煤产亦仅本地制造石灰之用,绝无输出,故国内外鲜注意之。逮至清末,英商约翰……自铜官山矿案发生以后,国人渐知注意矿业,皖省各矿,由商人认领,开采者亦渐多” 。“宣城县煤田,为本段最重要者,亦京粤线全线之最重要者,诸煤田中以水东区者为最占重要……言其地势,自大汪村西北行,高度逐渐降落,十里抵水东镇,低于大汪村约八十五公尺,自水东经稽亭岭、孙家埠至双溪桥,低于水东镇五十四公尺,自稽亭岭至双溪桥,两旁稻田弥布,仅其东西尽处,冈岭起伏,东峻于西,但其最高者,不过海拔六百尺耳。该处河流,以水东河 为主干,每年四月至十月间,水量加增,自水东或五里铺水口至宣城县,可通民船,每艘载重三四十担,往昔运煤,惟该河是赖” 。对于该河流的运输能力和条件,笔者根据民国二十年“京粤线安徽段交通调查表之二(河流)” 进行了以下整理:

表3  民国二十年水阳江通行船只及转运货物情况表

(本表根据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报告书》,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民国二十年间铅印本,收录于殷梦霞、李强:《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内容编制)

调查报告中指出“本县河流通行船只有大船、乌江子、小船、小划子及纲船五种,各船除大船不能通行于句溪外,其余船只,各河均通行,纲船能全年通行,余均仅于春夏秋三季能通行” 。因为船运受到河流季节变化的影响,运输煤炭效率不高,因此铁路建设成为提高煤炭对外输送效率的必要设施被提上议程。

民国十八年十月《安徽建设(1929-1931)》月刊中刊载了“勘修水东煤矿铁路之意见”,民国二十年安徽建设厅明确出台了“安徽建设厅水东煤矿局轻便铁路乘车规则”,说明当时水东煤矿局的铁路不仅仅用作煤炭运输也作为民用铁路在使用。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负责芜乍铁路建设的江南铁路公司认为,可以将原计划修筑自芜湖到宣城止的铁路延伸到孙家埠,原因不仅在于孙家埠是产米重镇而且是水东煤矿铁路经过之地、对于米粮煤木运输十分重要 ,水东的铁路实际上在宣城县境内的铁路建设中属于最早建设使用的,这段铁路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图3:水东轻便铁路(红色线条即水东轻便铁路)

本图由笔者依据《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铅印本改绘

《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中记述“芜乍铁路 起于安徽芜湖,终于浙江平湖之乍浦,长约六百八十里。经过皖境芜湖、宣城、郎溪、广德,浙境长兴、吴兴、嘉兴、平湖等八县” 。我们通过民国时期芜湖至乍浦铁路路线图也可以清晰的看到,水东的这段轻便铁路在整个芜乍铁路运输网中的作用,以及水东由此可以参与到的市场范围:

图4:芜湖至乍浦铁路沿线地图

图片来源: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编:《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铅印本

既然水东轻便铁路的修建缘起于水东煤矿的开采,那么水东煤矿的开发情况如何呢?是不是预想的那样美好呢?虽然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水东煤矿的开发情况却不尽如人意。我们通过《宣城县志》 的记载可以大致看到水东大汪村煤矿的兴衰历程:大汪村煤矿民国七年(1918),由华兴、宝善两商办公司领照开矿。民国十二年六月(1923)省实业厅接收改为官办水东煤矿,委派汪德班主持矿业。矿区面积商办时为574亩,官办时为11383亩。该矿井有斜井2座,直井1座。地面设备有交、直流发电机各1台,锅炉3台,井下有斜面电绞车道。采煤用房柱法。为当时县内生产规模最大的煤矿,计有职工1.5万余人(其中下井挖煤工2460人)。每日出煤,接收时为30吨,接收以后为70余吨。1924年春,耗用建筑基金约50万元,兴建一条自矿区(大汪村)至双桥全长30公里的轻便铁路,除运煤之外,附挂客车兼承运客。民国十二年(1923)到民国十七年(1928)的5年间,全矿煤炭总产量54397.5吨,成本支出594152元,售出收入353995元,亏损共达24万余元。

民国十八年(1929)3月23日,煤矿矿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58人,重伤18人,生产受到极大影响。自此以后,经济亏损日趋严重,日产煤五六十吨。民国二十三年(1934)4月,经省建设厅呈奉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官办水东煤矿改由矿商姚雨耕、余质民以75万银元代价接为商办。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资方离去,煤矿歇业。

1933年《申报》亦刊载过水东煤矿的经营和转变状况“皖南宣城水东煤矿民国十三年开办,原属官矿督办处,为皖省开采三官矿之一” ,但是由于“督办处所筹官款有限,经费不继,乃发行矿业债劵并添招商股,十五年军事发生业务停顿,十六年经皖政务委员会委王达为总经理,十七年由皖矿务局核定清理办法七项,呈准组织清理委员会,但亦未能切实清理,矿务益见困难” ,一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官办的水东煤矿陷入“收入锐减、无法维持”的状态;于是官方将水东煤矿转手给矿商余质民承办“将该矿改归商办,俾该矿原有业务,既可由商人继续经营,别谋发展,而公家亦可收回垫款,另营其他生产事业,以免徒耗开支,即从前所欠商债,亦得资以结束。

适有矿商余质民等自愿承受该矿,由建厅拟具草案原则,提经省府常会讨论、议决,交审查,旋复议决水东煤矿全部资产及矿权让与该商人等承办” ;具体承办规则如下:“一、全部代价为国币七十万元;二、除商债应还四十万元、应与该代表人王达协议缴款办法外,共官款三十万元,除预缴数外,余分二十年缴清,其缴款办法另定之;三、预缴代价,由建设厅向该承受人自行磋商增加等语。并闻所有预缴代价。已由该厅向该承受人磋商。增加至五万元/复根据决议,拟订合同,惟以事关处分省有财产,特提经三日省府常会议决,照审查案通过。” 尽管水东的矿务经营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但是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水东煤矿的开发以及由此牵动的铁路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水东对外交往的方式和内容。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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