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庭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下）
余
庭
光
余庭光
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文/江志伟 图/汪苹
微信版第793期
倘若没有余庭光，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就没有“徽学”的诞生！
——题记
成立屯溪古籍书店
1956年底，余庭光突然接到了让他负责筹建屯溪古籍书店的新任命，专门从事徽州古籍的采购与销售工作，店址就在新华书店隔壁，经济核算仍与新华书店一块。
余庭光后来才听说，原来余庭光帮韩世保淘购的徽州古籍，一部分辗转到了韩世保的书友、文化名人李一氓、郑振铎、康生等人的手里，他们见到这么多珍贵的古籍，纷纷询问韩世保到底从什么地方觅得的，这才知道徽州屯溪。于是这些名人给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提出了“要抢救、保护徽州古籍”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引起徽州地委的重视，于是决定由余庭光负责创办成立屯溪古籍书店。
关于这段历史，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曾讲述过当时的具体情况：
1956年4月的某一天，刚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岗位上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家中，来了一个老熟人——韩世保。郑振铎曾从他那里淘了不少旧书。前一段时间郑振铎向韩世保打过招呼，让他帮忙收集徽州版画方面的古书。韩世保这次带来的有关徽州版画的古书，让郑振铎爱不释手。交谈间，韩世保说起安徽徽州地区的古籍，在“土改”中流散和破坏很严重，许多被用来烧火、做鞭炮、造纸、包东西，甚至有的村庄将这些古籍烧毁，三天三夜都没有烧完。书贩子都抢着到徽州去收购，仅屯溪当地的书贩子就有100多人。徽州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十分重视教育，再加上当地刻书业发达，留存在徽州民间的古籍十分丰富，素有“文献之邦”“文物之海”的美誉。
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郑振铎知道，如果不加以保护，这些文献文物将流失殆尽。几天后，对档案文物流失十分着急的郑振铎，专程找到来京开会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请他想办法制止徽州古籍流散受损。听完郑振铎的话，曾希圣也着急了，当即表态，回省后马上过问此事。事隔不久，安徽省相关部门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在合肥、芜湖、屯溪、安庆四地成立古籍书店，专门负责收集管理这四地发现的古籍。应该指出的是，郑振铎通过曾希圣成立的四地古籍书店的任务，仅仅只是限于“古籍古书”，并不包括“徽州文书”。
屯溪古籍书店一共4个人，另外三人为：王多吾、章馨吾和汪洋。在此之前他们或为有名的收藏家，或为有名的古董商，都有与徽州古籍打交道的历史和丰富的古籍经营经验。
1958年余庭光参与欢送新华书店同事汪润生下放劳动锻炼而拍摄的集体纪念照（后排右一为余庭光，后排左一为王多吾。照片由王多吾之子王世荣提供）
屯溪古籍书店创办伊始，就干了三件颇有影响的事儿：第一件是对全地区100多名古书商贩进行摸底、登记、造册，纳入管理范围。第二件是大量收购徽州古籍文书，进行抢救、保护和利用。当时徽州城乡古籍文书大量出现，古籍书店最盛时，店门外来卖古书的人都排成了长队。价钱也便宜极了，一张黄宾虹的真画，只需10元就能买下。除了古籍书店门市收购送上门来的徽州古籍之外，余庭光仗着自己年轻气盛，还经常到徽州其他地方甚至于邻近的浙江、江西交界地区去收购。这些收购地便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的另一来源地。第三件事是编印《古籍书目》发往全国各地。当时，余庭光奉命到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参加业务学习，看到人家书店编有书目，便给书店写信，要他们也赶紧编印个《古籍书目》。这16开本、铅印、有版画插图封面的书目，印了1000份，以内容丰富、古籍难得而引起强烈反响，至今还有不少业内人士记忆犹新并予以厚评。
八分一斤收文书
1957年初，屯溪古籍书店开始大规模收购古籍，余庭光在祁门县第一次发现了大批契约文书。祁门契纸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他们纷纷收购祁门契纸。徽州文书史专家们一致确认：“正是余庭光的这次偶然发现，揭开了徽州文书发现的序幕。”
在外出收购徽州古籍的过程中，余庭光逐渐摸索出窍门：每到一地，先探访当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再访当地的造纸厂、园艺场和炮竹厂。这些地方，尤其是各地供销社，存放的古籍数量之多，让人无法想象。
1958年的一天，余庭光再次来到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库房，在堆积如山、被当作废品等待转运出去的“纸山”上翻检挑选。然而，这段时间很少有人来卖古书类废品，这“纸山”上的废品几乎全是一些各朝代遗留下来的契约、薄册之类，这让余庭光很有些失望。
但当他细细翻阅其中的几张“废纸”时，却发现它们年代久远，从宋代一直到民国每个朝代都有，有的按了手印，有的画了押。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古书，然而至少是古物，作为废品处理掉实在可惜了。最后，余庭光以8分钱一斤的价格把这些“废纸”装袋买回屯溪，共装了整整30只麻布袋。
东西运回店里时，好些人都不理解他“不收古书收废纸”的怪举动，只有章馨吾打开几个麻袋略微细看之后，断言这些东西可能很有价值，并且这价值可能远远高出多少部古书。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章馨吾的慧眼识珠，这些8分钱一斤买来的“废纸”，竟然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徽州文书的重要部分。
自刻油印《契约目录》
屯溪古籍书店自从收进了这30麻布袋徽州文书之后，就热闹了起来。余庭光采纳了章馨吾的建议，发动全店员工一齐上阵，利用一切非营业时间加班加点，对这些徽州文书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归纳。他们在店堂里用一块块长木板搭在凳子上作为工作台，先将这些徽州文书按朝代分类整理，然后又在各朝代的徽州文书中，按照田契、地契、房契、分家阄书、婚书、租妻契约、典妻契约、卖妻契约、卖儿契约、卖女契约、修桥补路善款公告、封山告示、禁渔告示和鱼鳞册等分门别类，归堆摆放；最后，再将这些经过初步分类、整理的徽州文书陆续编号、登记、造册和包装存放。
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多。
就在余庭光他们夜以继日地整理徽州文书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范灵研究员等一行组成的“访书团”来到屯溪古籍书店，这些高级研究人员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长期梦寐以求的极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原始文书资料，在这古老徽州不但有了发现，而且还有这么多、这么全，品相如此之好，时间跨度又是如此之长。范灵高度评价并深深感谢了余庭光的壮举，并建议他赶紧编印文书目录，分发各相关单位。
于是，余庭光一方面继续有的放矢地收购这些原先不起眼的徽州文书，另一方面则自己刻钢板、自己手推油印机，刻印出一期期《屯溪古籍书店契约目录》，整理出多少就上目录多少，分寄全国各地相关单位。这8开大小3张纸的目录，每期约收入契约文书百件，每件文书均有流水编号、内容简介及售价等，使需求者可以很方便地与屯溪古籍书店取得联系，并购买到自己所需的徽州文书资料。当时一些省市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等，纷纷发函、汇款来购买，反应最敏捷、最积极的仍是北京的中国书店和上海的古籍书店。
由于屯溪古籍书店地处不通汽车的老街上，余庭光只能先到百货公司仓库，去买包装热水瓶的竹制大包装箱，然后将徽州文书按购单包装入箱后，再用小板车拉到设在徽州地委大院内的汽车货运站。
余庭光经手输出的徽州文书到底有多少件，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据预计，总数不少于20万件。当时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家，就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了一万余件徽州文书。
功臣低调度一生
余庭光1963年3月由屯溪古籍书店调回家乡绩溪县新华书店工作，1981年又调入县文化局工作，1990年从县文化局退休。在他的绩溪文化生涯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主持了“胡氏宗祠”和“胡适故居”的修复与研究。
从事书店业时间长达37年的余庭光，一生嗜书如命。2004年11月，我们慕名到余庭光先生的绩溪家中采访他时，时年七十四岁的余庭光，淡泊而愉快地过着晚年生活。退休下来的余庭光的周围，小小县城里并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因此，不打牌、不钓鱼、不喜欢交往、只喜欢看书、喜欢鉴古的余庭光的晚年生活内容，主要就是看书品画与鉴赏古董。他常常应邀到休宁、黟县等这些年轻时为搜罗古籍、文书而反复奔忙过的老地方，去帮他们鉴定古字画、古文书兼旧地重游。
而文化圈内的一些名流，则并不因为他的退休而不再来拜访他，因为他们有的还得依仗余庭光带他们到绩溪的深山小村去淘宝，有的还得从余庭光的口中获悉诸多关于徽学、徽州文书等方面的活史料。
比如：当时的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著名版画家赖少其先生，就曾经在他的陪同下在绩溪城中花了600元买到文徵明的山水画真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鹿工，在余庭光的陪同下在绩溪龙川购得《名木刻版北西厢》古籍一套，特地邀请他去北京游玩予以答谢，并请他到有名的北京小礼堂看戏；安徽省博物馆的文博专家石谷风先生，就多次在他的带领下，到绩溪胡家购得一块朱元璋题写的“龙凤恩永”的匾额极品，丰富了省博的馆藏；安徽省徽学研究会秘书长鲍义来先生，也多次介绍并带领各地的徽学研究者特地慕名前来绩溪，拜访余庭光、倾听徽州文书发现的逸事……
然而，每一次面对仰视着他的造访者的访谈与提问，余庭光总是这样轻描淡写地回答：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认为的“歪打正着”收购来的徽州文书，会创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奇迹；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每一次都说得造访者们感动不已、唏嘘不已。
徽州文书几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所有方面。它不仅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和条件，而且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献学等领域也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里，“余庭光”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一位专家学者提到“余庭光”的名字时，都会肃然起敬，尊为功臣。因为倘若当年没有余庭光的发现、抢救、保护与输出，这大批量的徽州文书，则会或被抛入化浆炉中化成纸浆，或被用作包裹雪梨的纸袋，或被制成鞭炮……倘若没有余庭光，就没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就没有“徽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甚至就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庆祝建所50周年，纪念文章和大事记中，“余庭光”的名字及其“发现”人生被多次提及并最终载入史册。2008年11月29日，这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的第一功臣”，走完了他辉煌却又低调的一生——低调到至今仍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早已驾鹤西去的噩耗。这倒让我想起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诗中的两句诗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