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敖让 资治通鉴读史悟道 2020-10-30
【材料】《资治通鉴》汉纪 孝桓皇帝 延熹九年 公元166年
初，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译文】当初，桓帝还是蠡[lǐ]吾侯时（蠡吾：今河北博野县），师事清河郡甘陵国周福（甘陵：今河北清河县），梁冀拥立桓帝即位后，桓帝擢升周福为尚书（尚书台实际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处理日常大小政务）。当时清河郡房植担任河南尹，名重当朝。于是，乡里人作歌说：“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仲进，此为褒房讥周之歌）。”周房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攻击，于是各自结成党羽和门徒，仇怨日深。因此，甘陵国的士人，便分裂成南北两个部党，对党人的议论从此开始了。【解析】很多人都知道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但不知道乱哄哄的党锢之祸到底是在争什么。党锢之争，表面上是宦官与士族的斗争，实际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不断积累到爆炸的结果。这是近五百年来矛盾不断叠加的后果，百年沉疴，神仙难救。皇权代表中央的权力诉求，相权代表地方的权力诉求，春秋战国时期，自周平王东迁以来，中央弱而地方强，诸侯纷纷自雄。都说吴起商鞅法家学说是争霸之学，但欲霸天下却需先击碎内部的利益集团，重新进行利益分配。乱世连年战争，所有诸侯首先担心的是被其他诸侯吞并，几乎没有国家敢于在这种形势下打击组织内既得利益者，造成内忧外患。相反，诸侯意欲称霸，最快最小成本聚集力量的方式，就是拉拢组织中的地方豪强，聚集众多小球，皇权居中协调弥补缝隙，成为大球，借以称霸天下。后，秦国被魏国挤压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内豪强势力又较弱，中央与地方在刀斧加于颈脖之际，快速达成了政治共识。内卷是卷不下去，不如改内循环为外循环，变法强秦，出关攻略六国做大蛋糕，大家共赢。于是商君入秦，这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百余年间，由于体制的先进性，秦越战越强而六国越战越弱，到了嬴政时期，奋六世之余烈，终于吞并六国，使天下归一。嬴政废分封而行郡县，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在秦始皇时期，地方豪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了极致，中央强而地方弱，基本终结了春秋战国几百年来君弱而地方强的情况。然而秦法没有与时俱进，以战时法治天下，而百姓翘首盼望好日子，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死后，大泽乡起义一呼百应，由于秦朝过分的弱枝强干，导致中央军强而地方军弱，边军强而郡县兵弱，所以一旦地方形势失控，中央是没有办法做出快速反应的。大泽乡起义，秦朝失去了最佳的镇压时机，导致天下糜烂，陈王虽死而大势已去，六国贵族以人民的名义死灰复燃，秦朝这座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轰然倒下了。之后就是楚汉争霸，实质上是地方豪强与自由民之战。项羽代表旧贵族，刘邦代表自由民，结果项羽乌江自刎，自由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开启了前汉两百年的荣光。但刘邦鉴于嬴政郡县独行导致地方空虚难以应变一推就倒的教训，广封同姓诸侯王与功臣宿将，使得封国与郡县并行，以充实地方巩固中央。这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新的地方豪强，在前汉的两百年间，皇帝总是任用自己所亲所信的人，或封为王侯，或授予治权，借以控制地方。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换了，地方上的代理人就要换，地方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百姓要吃一份，中央要吃一份，还有一份就是皇帝派下来的亲信的。新人来了，旧人就要交出印绶和治权立场，这些失去新皇帝任用的旧皇帝亲信，就怀揣着掌权时期积攒的巨额人脉和财富以及政治视野，回到家乡，耕读传家，这就是地主阶级的主要来源，地主来源于官僚。地主阶级的做大，就如同人体细胞的变老，虽然不断更新，但没有人能不死，国家也是一样，虽然中央政府不停地打击豪强，但西汉中央政府又在不停地制造新豪强，或为了笼络人心，或为了给底层希望。前汉运行了两百多年，前期地主少，中央强，皇帝能力高，所以丰功伟绩多在前期。到了后期，由于家天下继承制的弊端，皇帝能力不可避免的转弱，这时就要依靠外戚等强臣来执政。强臣摄政，有好有坏，忠心的就完全站在皇家角度，加强皇权而削弱地方，这样的家族大多没好下场，比如说霍光。坏一点的就架空皇权而拉拢地方，不断地给予地方豪族利益以成为代言人，这样的大多都篡位了，比如说王莽。笑的是王莽篡位后，自己又反转成为了打击豪强的急先锋，而地方豪强在王莽的笼络下，此时已经是尾大不掉了，王莽试图和地方豪强一决雄雌，结果没搞赢，还搞得民不聊生。此时刘秀正身怀利器，待时而动；眼见王莽和地主阶级开始分道扬镳，便摇身一变，取代王莽，成为地主阶级新的代言人，在地主豪强的支持下，刘秀依靠自己的政治智慧，快速统一天下。为什么说刘秀的天下容易？因为刘秀是囫囵吞枣，天下虽然统一，但却无法消化地主豪强，看一个朝代强不强，有没有潜力，就应该看他开国有没有击碎地方豪强势力。但凡能够彻底击垮地方豪强的政权，必将在百年内迎来国力巅峰，这是政权的青壮年。东汉没有做到这一点。一开国地方上强，中央就比较弱，东汉并没有解决，自秦始皇灭六国以来所沉淀的地方存量势力，反而利用这些势力走捷径快速统一天下。前几任皇帝能力还行，还可以长袖善舞，把皇权的触角渗透到地方势力的空隙中间，保持中央的话语权。到了中后期，皇帝多是娃娃，强权外戚轮流执政，外戚的本质，也是士族出身，天然就对士族具有亲近感，如果执政外戚和皇帝具有亲近血缘关系倒还好，毕竟是深度绑定的，屁股不会太歪。可东汉的强权外戚，基本上和皇帝是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有的只是名义上的亲属关系。这就导致了外戚不为皇权考虑，而是拼命的拉拢士族，以获得广泛的支持，好巩固自身的地位。打压士族的外戚都死的很惨，比如说窦宪、阎显、梁冀。这样一来，本来就发展了几百年的地方势力就得到了充足的雨水和阳光，疯狂的生长。到了梁冀执政时期，地方士族就有些不可控了，干事情已经不太按中央的程序了：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它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到了桓帝朝，士族先处于劣势而后转强，连大魔王梁冀都拿他们没办法了。陈蕃不按程序杀掉了梁冀的使者，梁冀只敢把他变为修武令。皇帝都敢杀的梁冀，为什么现在连陈蕃都不敢动了？很简单，因为此时的士族已经联合起来对抗梁冀了。士族之所以敢对抗中央，主要是掌握了三样优势：宣传口、基层政权、基层军权。东汉的宣传效率是很低的，而士族基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又多是地主出身，不是地主很难支持子女脱产读书，地主和士族是高度重合的。天下的舆论风向掌握在读书人手上，也就是掌握在地方势力手上了，所以我说宣传口被士族把控了。再有就是基层政权，中央政权多被外戚或者宦官或者皇帝把控，而在地方上却不是这样，部分郡一级政权却是被士族把控，县一级更是完全被地方势力垄断，皇权无法渗透。为何？因为皇帝没那么多亲信安排到县一级，而安排到郡一级的太守，很多都是白的去黑的出，天高皇帝远，面对利益，容易被地方势力同化。正是这种现象太严重，以至于桓帝忍无可忍直接动用宦官去督查管理地方，甚至是任用宦官的家眷去管理地方，任由默许宦官在地方上为所欲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喂饱宦官，这些宦官下放到地方，在位置上就容易被士族同化，桓帝利用宦官打击士族的意图，又怎么能达到？再有就是基层军权，经过秦灭以来的历史沉淀，地主阶级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东汉中后期迎来的黄金时期，士族在军队中的角色已经越发重要了。中央军虽然由皇帝和宦官掌控，但基层军官，需要较高的军事素养，这一部分大多是由京畿周边的良家子或功臣烈士之后以及皇亲国戚混合组成，这是为了协调各方势力，防止任何一方窃取军队，确保军队只忠于皇帝。地方的郡兵系统，大多基本就是个花架子，吃空饷严重，成为地方大员的印钞机，基本是没啥战斗力了，所以东汉末年平定叛乱基本都用外族军队，很少用郡兵体系。再有一个就是地方势力的私人部曲，这一部分包括宗族兵和奴仆兵。东汉时期宗族势力很强，常常一个郡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姓，这就叫郡望。混得好的地方势力基本上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大族族长，大族族长振臂一呼，瞬间就能搞起来几千甚至上万的宗族兵，袁绍、曹操都是这么起家的。在有一部分是奴仆兵，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卖身为奴，进入大户人家的庄园耕种或成为马仔。这些人只有为地主老爷服务才有口饭吃，所以成为了地主阶级的伥鬼。平时为下人，一旦战时，分发兵器就成了士兵，为了一口饭吃，为地主老爷而战。所以，桓帝打倒梁冀以后，开始亲政，不看不知道，一看TM是这样的情况，于是就开始大量的任用宦官，任由他们为所欲为，先把他们喂饱，再利用他们去地方上和士族斗争。宦官承载着皇帝的使命，自身大多也不干净；士族中不乏拥护皇权的忠臣，但大多数更是打着人民的名义，主张者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虚君，拒绝皇帝插手地方事务。而桓帝是东汉数代以来，难得的成年皇帝，掌权之后，发现家里自己依然说了不算，皇帝只是印在名片上的一个称呼，自然要打压士族，拉拢宦官介入地方，以求谋取更多的权力。这就是宦官和士族之间冲突的本质，权力之争，利益之争，生存空间之争。在这种争端中，皇权和宦官都是处于弱势的，当时的形势，地主庄园经济已经成为主流，成为时代最有力量的阶级。桓帝看着这遍地的世家大族，视朝廷官爵如破鞋，各个深沟高垒，进则为官，退则为地方土豪，龟缩于坞堡之中，互相呼应。桓帝一番努力之下深感无力，叹了口气，转头便开启了后宫模式，破罐子破摔，过得且过起来，能享受一天是一天，管他死后后水滔天。桓帝的失败是必然的，在这种形势下，就算是文帝复生，武帝在世，也无能为力了，封建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不落的太阳，没有不倒的帝国，倒下了，才有新生。在中央政权还无法将权力与义务，精确作用到每个个体身上之前，就注定需要地主阶级来充当中间商，使得统治变得简便些，但这简便，是有代价的。对于个体来说，是有中间商赚差价，做的更多，收入更少；对于组织领导者来说，是力量的流失，若对这股中间寄生势力控制不力，则将面临倾覆之忧。士族政治是没有前途的，从秦末到汉末，近500年间，士族不断做大做强；怎么吃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看东汉灭亡之后到唐朝建立前的500年就知道了。500年的乱间，士族势力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大家轮流当政，最终不过是一场涂炭。只有等这股势力在争权夺利中基本耗尽力量，盛唐也就来了。而代价却是500年的乱世沉浮。汉与唐之间的这500年，就是洗牌的代价，洗牌的代价是极大的，极其痛苦的，但不洗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不洗永远暗无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