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润物细无声潜入了中国，基督教闯入中国则波澜起伏
导言：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这种科学与宗教传播并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直到清朝康熙晚年因礼仪之争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止。
汉明帝夜梦金人使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源自印度的佛教很早就在西域传播，两汉之际，又从西域传入中原。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
佛教普度众生于苦海、达到彼世幸福的出世思想，与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取得现世利益的入世心态，存在着一定差距，因此，佛教也曾受到一些指责：
僧人聚敛钱财，大建寺塔，奢侈靡费，无益当世。
僧人不能令主上延年益寿。
僧人上不能调和阴阳，使年丰民富，消灾祛疫，克静祸乱；
下不能休粮绝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长生久视。
演员登上戏剧舞台，素面对众是不行的，必须要通过化装改变自己的面孔。佛教想在华夏舞台站住脚，不改变自己是不行的。然而，这种改变不是舞台化装那样简单，而是对自我的部分改变。
僧人支道林和名士谈玄，气度非凡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盛传的时期。当时佛教僧人为方便传教，所作所为都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他们用占卜、占梦、谶纬、相人等方术预言世人的吉凶贵贱，用神水符咒为世人治病消灾，颇近于道教的秘学方术。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从对涅槃境的专注变成对人生利益的兼顾，这表明佛教正在向中国化转变。
康僧会翻译的佛经《六度集经》有这样的记载：国王当时“以五教治政，不枉人民。一者慈仁不杀，恩及群生。二者清让不盗，捐己济众。三者贞洁不淫，不犯诸欲。四者诚信不欺，言无华饰。五者奉孝不醉，行无沾污。当此之时，牢狱不设，鞭杖不加，风雨调适，五谷丰熟，灾害不起，其世太平，四天下民，相率以道”。尊圣孝亲、施行仁政、尊老爱民、诚信不欺、牢狱不设、刑措不用、五谷丰登、天下太平，这些都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的政治没有什么区别。
3— 6 世纪，佛教传遍大江南北。佛教遍染华夏，华夏改造了佛教。华夏文化以它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佛教，同时又赋予它一系列新的特色。它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们用它辅助治理国家；它是经济的实体，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种种特殊照顾；它具有思辨性，闪耀着哲学思想的智慧；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一端连着华夏中原沃土，一端连着西域中亚文明；它是艺术的瑰宝，赋予山川岩石灵动的生命。虽然后来有三武一宗灭佛的波折，但最终儒释道三教并行无碍，甚至可以在某一个人思想里融合，如苏东坡。
一团和气图 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绘，寓意儒释道三教合一
基督教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成立于 1540 年，首任总会长是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罗耀拉，旨在维护教皇权威，反对宗教改革，因此后来还曾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批评。耶稣会的组织较为严密，纪律较严，勇于开拓国外传教士事业，曾向亚洲、非洲和美洲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
利玛窦（1552—1610年）1582年到达澳门，并且在次年进入广东，从此在中国住了二十七年，直至去世。从 1583年到 1589 年，利玛窦在肇庆居住了六年，发展了大约八十名天主教徒，然后转到韶州。在1592 年，利玛窦曾经回到澳门，谒见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范礼安在耶稣会中国传教策略上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人物。早在1578 年，耶稣会士进入中国频频受阻的时候，范礼安就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提出了在中国传教的“适应策略”。他说：“进入中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
利玛窦与徐光启
范礼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个世纪培植起来的士人阶层，是不会允许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危及他们的地位的。利玛窦是这一“文化适应”策略忠实不移的执行者，从抵达澳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不久利玛窦改变了自己的服饰，换上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儒衣。
一位历史学家（A.Reville）说，利玛窦是“用一种世俗的处世方法”来实现宗教传播的目标。尽管朝廷中有些大臣向皇帝建议，要求传教士离开北京回到广东，但是靠着士大夫朋友们的周旋，利玛窦等人最终得到皇帝的允许，在北京城扎下了根。
从一字不识开始，利玛窦潜心于中国文化，据说他“能尽通经史之说”。甚至，利玛窦宣扬基督教的书籍所述说的道理也似乎与中国的道德主张相似，向中国传统的妥协，换取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晚明代表着儒家正义的东林党人，跟耶稣会士来往就很密切。这种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误读，正表明在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成功。
天主教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坐落于前门西大街141号
他曾经说：“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在中国多年后，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他早期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在中国派上了巨大的用场。
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一个月后，在李之藻的请求下，万历皇帝赐予了利玛窦一块墓地，位于北京城西的平则门外，即今天的阜成门外。据说，在利玛窦死时，北京的天主教徒人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人，而全国的天主教徒人数达到两千多人。
利玛窦逝世后不久，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似乎依然顺畅。继利玛窦之后负责中国传教事务的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对当时传教的形势过于乐观，最终导致了南京教案的爆发。南京礼部侍郎上疏皇帝，声称天主教聚会礼拜的行径跟秘密会社如白莲教的行为类似，请求朝廷加以取缔并将传教士逐回欧洲。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曾德昭等人被捕入狱，而北京的庞迪我、熊三拔等人被押解到澳门。这是明朝末年西洋传教士在华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挫折过后，传教活动继续在明末清初稳定地发展。到明朝天启年间，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来到了中国。到崇祯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传教士在修订历法、传授火器使用之法等方面都活跃起来。这种科学与宗教传播并进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直到清朝康熙晚年因礼仪之争下令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止。
19 世纪是一个孤立被逐步打破、国家间互相紧密联系起来的时代。殖民主义的推动为极具扩张性的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创造了条件。对于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许多西方的宗教团体都梦想着有一天能踏上这片国土，将福音传播到其为数庞大的人口之中。
1805 年，伦敦布道会通过了《圣经》汉译的决议，随后派出了牧师马礼逊前往广州学习汉语，为翻译工作做准备。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已经延伸到马来半岛的爪哇、马六甲、槟榔屿等华人聚集较多的地区，英国布道会决定以马六甲作为对华传教的基地。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及编辑场景
1815 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一份叫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刊物，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等为主要内容，开始宣讲基督教教义。这份杂志是近代以来第一份中文期刊。而在米怜所雇用的中国刻字工人中，有个年轻的广东人，名叫梁发。随后他受洗成为近代第一位中国传教士。1832 年，他编写的基督教传教读本《劝世良言》刊行。一些往来于东南亚和广东沿海的中国商人偶尔会携带这些免费的读本进入内陆。
广东与广西这些清帝国最南方的地区，由于距离行政中枢最遥远、最晚被政府接管，所以相对来说，是对清朝统治认同感最为薄弱的地区。同样由于地缘的
因素，又是与外洋贸易和接触最多的地区。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社会冲突开始尖锐化。到了19 世纪中叶，由于许多客家人皈依了基督教，而许多本地人则保持着祖先、偶像和神灵崇拜，宗教的冲突加剧了土、客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客民村社的凝聚力。
客家人洪秀全在广州遇到两位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他们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洪秀全屡试不第。对于一个在现有体制中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宗教性的顿悟和空想具有重要的调适作用。多年来的精神压抑与现实生活中的不断挫败感，开始扭转洪秀全的人生目标与自我实现的方向。他创立了拜上帝教，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拜上帝教
19世纪末，义和拳是活动在直隶、山东、河南与江南地区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早期与反清的白莲教有关。他们平时练习武术，秘密结社，为官方所禁止，只能在地下活动。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国社会的手工业逐渐破产，大量百姓失业而流离失所。洋务运动期间朝廷不断增加赋税，负担最终都落到了底层百姓头上。而随着西方传教活动深入各地，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也日益频繁，这使得底层人民对西方列强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拳的矛头开始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
在官方的支持下，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大量的拳坛出现。慈禧太后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活动心怀愤怒，她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拳民来对付洋人，因此下诏各级官员不得弹压义和团。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截断铁路与电线，攻击洋人以及教徒。六月十三日，大量拳民涌入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死教徒，掘开传教士的坟墓。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最终，这场以杀害二百三十一位外国人和成千上万中国教徒为成果，使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深渊。
义和团运动刚好过去两个甲子。信基督教引致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反对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剧烈冲突，非常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除了上述两种极端思维之外，执厥允中的中庸之道或许是比较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