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一枚属数术类古书的竹简上发现了孝景元年年号，可见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汉武帝。”朱凤瀚说，“而全部竹简中未见其他西汉时期帝王年号。从书体看，字体已经接近成熟的汉代隶书，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明显差距，但与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比，笔法仍显古朴，所以能大体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在武帝时期。”
“这批西汉竹书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古书类竹简中数量最大、保存质量最好的一批，简直可以用‘稀世’两个字来形容。”11月5日刚开完北大西汉竹简整理报告座谈会，主持整理的历史系教授、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对本刊记者谈起这批文献，依然十分激动。尽管这次会议与年初的捐赠事件在国内媒体中并没有引发太多热情，但对于严重依赖简牍文献的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不啻于一次雪中送炭式的重大发现。
“今年初入藏时，这批竹简的原始状态已经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本来的排列顺序已经完全打乱，按照长度放置于大小不同的9个塑料容器中，经过防腐剂溶液浸泡，其中还夹杂着少数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朱凤瀚对本刊记者说，“幸亏保存质量非常好，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然后我们用玻璃片捆绑加固，编号，共计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牍1600多枚，估计经过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当在2300枚以上，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虽然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以捐赠方要求为名义，拒绝透露今年初入藏的这批竹简的任何细节，但朱凤瀚表示，在对残留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进行取样分析后，初步定为西汉初年，其来源可能是南方的汉代墓葬。发现——出境——回流，似乎成为近年来国内简牍命运的普遍缩影，1994年，上海博物馆经由香港大学教授张光裕牵线搭桥，从香港古玩市场购回1200余枚楚简古书，据有关专家推测，可能来自著名的荆门郭家岗墓地。2007年初，湖南大学在张光裕的协助下，又从香港文物商手里购买下2098枚秦简，内容包括律令和法律文书、案例、占梦书、算术书4大方面。“我们在一枚属数术类古书的竹简上发现了孝景元年年号，可见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不会早于汉武帝。”朱凤瀚说，“而全部竹简中未见其他西汉时期帝王年号。从书体看，字体已经接近成熟的汉代隶书，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明显差距，但与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比，笔法仍显古朴，所以能大体判断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在武帝时期。”根据一张张高清晰度照片，我们逐渐了解到这批穿越近2200年时光，幸存至今的宝贵档案的全貌：竹简按长度，分为长、中、短3种规格，长简大约长46厘米，相当于汉尺两尺，3道编绳，内容为《日书》等选择类数术文献。中简同样用3道编绳，长30至32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四寸，大多为医药类古籍。短简为抄写在先，然后编连，按照这种状况看，王国维当年所谓简牍开本遵循‘简六牍五’，简长以二尺四寸和一尺两寸为主的论点已经不适应近年来简牍发现的现状。多数竹简状况良好，表面一般呈黄褐色，少数呈黑褐色，字迹清晰，墨色厚重，墨汁中掺有朱砂。《日书》等竹简上有红色界栏，图画和文字颜色鲜艳如新，多数竹简都有契口和明显的编绳痕迹，文字绝大多数书写于竹黄一面，仅有一些篇题书写于竹青一面的上端。尤其珍贵的是，这批竹简的内容为各类古代典籍，内容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等6大类古籍，而非以往数次发现常见的律令、文书档案和遣册。“这批文档的珍贵性在于，我们发现了许多已经散佚的秦汉时期著作，比如文字学类著作《苍颉篇》。”协助进行竹简整理的北大历史系讲师韩巍博士告诉本刊记者。这是一部秦代丞相李斯编的小学识字书，以秦篆写成。西汉时，负责乡村风俗教习的“闾里书师”把另外两种秦代小学书籍《爰历》和《博学》与此书结合在一起，仍称《苍颉篇》，这部著作在南宋后即告亡佚，仅有零星残简出世，诸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但最多的残篇，也只有541字。而北大西汉竹简本现存70余枚竹简，字数约1230个，篇章结构和汉代抄本60字为一章的体例不同，采用四字一句形式，按韵部排列，两句一韵，比如“汉兼天下，海内并厕”，更接近秦代原本面貌。除此之外，北大汉简中还发现了珍贵的史书《赵正（政）书》，现存竹简50余枚，近1500字。负责整理的赵化成教授介绍说，这部以对话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以秦始皇之死和秦朝覆灭为主题，记载了秦始皇、李斯、胡亥、秦灭帝子婴的言论活动，成书年代应在西汉早期，很多段落内容见于《史记》“蒙恬列传”、“李斯列传”等篇目，很可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参考的原始史料。赵化成教授说：“作者大约是为秦所灭的六国贵族后裔，汉初包括北平侯张苍在内的一批贵族士大夫，否认秦继承了正朔，不是一个继承了周朝正统的王朝，并按照所谓五德终始说，认为汉，而不是秦，代表替代周朝火德的水德。在这种历史观影响下，许多修私史的民间史家称始皇为秦王，并以其在赵国出生，幼年时曾为人质的经历而称其为赵正（政）。”北大汉简中先秦诸子类著作中，最珍贵的是一部完整的汉代古本《老子》。“这部《老子》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郭店本’内容仅为今本的2/5，‘马王堆本’虽然是全本，但帛书残破处极多。3个版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发展的链条。”韩巍说。更为难得的是，在整理中还首次发现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前者相当于传世本的“德经”，后者则是“道经”，其体裁更类似西汉初期北方黄老学说的取舍，由此可以对西汉初期黄老学说南北两派的融合演变乃至地位嬗变考证提供有力的证据。战国时代至汉初，黄老学说流传的主要渠道还是民间私学，《史记·乐毅列传》曾记载，乐毅有乐臣公、乐瑕公两位“善修黄帝，老子之言”的后人，他们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时避难于齐国高密，当地黄老之学遂极为兴盛。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相齐时，曾接受胶西黄老学大家、乐臣公高徒“盖公”的进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公元前193年，即汉惠帝二年，曹参拜相，以“无为清净”之术治天下。“以无为的道家学说，主张道与德无间，把后者引申为义、礼、法，兼采儒、法等家，着重社会政治思想伦理的北方黄老学说，最终成为西汉前期政治指导思想的主流。”韩巍说。有趣的是，夹杂在这些抽象理论之间，还有一篇题为《妄稽》的古佚书，誊写在110余枚竹简上，约3000字，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妻妾之间争妒引发的故事，“应当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朱凤瀚说，以往出土简帛文献中，小说仅见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一件短篇志怪故事。而《妄稽》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代就已存在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都相当成熟的世俗题材小说。“在这批汉简中，最为丰富的应该是数术类文献。”朱凤瀚告诉我们，“尤其是日书类文献。”所谓日书，就是一种直接按照岁月日时排列吉凶宜忌的术数类著作。现发现年代最早的日书是由美国收藏家阿瑟·赛克勒医生借存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是由1942年在旧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由一伙盗墓贼盗掘而现世。由于日书与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是当时数术占卜书中的大宗，因此一些与时日无关的其他数术也渐渐地掺杂到日书中，从而使日书的内容越来越驳杂，逐渐变成吉凶占卜的日用百科全书。负责日书类文献整理的中文系博士陈侃理对本刊记者说：“其中这类文献有1000多枚，在目前发现的战国秦汉日书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门类最繁多。它代表了日书体系化趋于完成时期的面貌。”在北大汉简中，这类文献被分别冠以《日书》、《日忌》、《日约》等篇目，共1300多枚竹简，大约30万字。“睡虎地、放马滩秦简等以往日书版本的内容大多可以从中得到对应，并且还有许多前所未见的详细条目。”陈侃理介绍，比如占卜盗贼缉捕的《占盗》一章，各条目下字数长达40至50字，是以往版本的1倍，对于盗贼出没的地点、相貌等做了详细描述。“有意思的是，最初的十二生肖，也是推算亡盗的主要依据。”陈侃理说，“例如子日生肖为鼠，则是日出现的盗贼必有‘鼠相’，藏匿之所也与老鼠有关，比如‘垣内中粪蔡下’。”在这类术数文献中，包含着许多占卜推算所用的图式，在向本刊记者展示的竹简照片中，就有一张色彩鲜艳、红黑两色的“人字图”（占产子图）。陈侃理博士介绍说，这个图形是术数中利用产日来占卜产子吉凶的依据，十二支日分别绘制在人形的头顶、颈部、双肩等处，依据支日相对应的人体位置来做判定，诸如“在手者巧盗，在足下者贱，在外者（两肩）奔亡”。“这批文献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清洗和释读，接下来的保存和脱水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朱凤瀚对本刊记者说，依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特别是长沙走马楼汉简的后期保护，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决定首先采取保守的浸水保存法，并保证库房恒温，温度维持在20摄氏度。根据他的估算，全部竹简的整理工作仍然将耗费至少一年时间。“仅仅在诸子部，就有几十枚散乱、无法识别其篇目与归属的竹简，部分内容见于《晏子春秋》等文献，有的则前所未见，还有更多的惊喜与秘密正在等待我们去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