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写生，他们走了二万三千里
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
1960年9月，傅抱石率领以江苏省国画院画家为主的“江苏国画工作团”（以下简称“写生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他们在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工地的写生活动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笔。
傅抱石 《二万三千里写生·黄河三门峡》 速写 1960年 南京博物院藏
参加“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的画家们关于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题材的创作画面大多由自然山脉、黄河、建设工地三个部分构成。在位置的经营上，平静的黄河基本置于画面中间部分，被自然山脉和建设工地包围。新与旧、古与今、浑与清、自然与人工等多重对比并置。写生团画家们在立意上有着共性的体现，而具体表现中各有侧重。
傅抱石 《黄河清》 纸本设色 1960年 中国美术馆藏
傅抱石的《黄河清》以较为写实的笔法表现主题。钱松嵒则是运用逆向思维，其创作视角是从禹王庙望向建设工地，以写意性笔法描绘远景中的建设工地，营造出一种热闹忙碌的气象，禹王庙则成了画面的中心，以“旧”显“新”。余彤甫和丁士青的创作体现出老先生们在写生中寻求突破的尝试，整体气息仍比较传统，更多着力于画面题材的调整。宋文治显然对这一题材兴趣十足，先后创作了七个版本的《山川巨变》。关于他这一系列作品不同版本的比较和对照成为中国美术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不同创作的背后正是宋文治对社会和艺术的思考与应对。
丁士青 《黄河清》 纸本设色 1960年 江苏省国画院藏
从写生团画家的相关创作可管窥：第一，对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工地的访问，进一步强化了关于“黄河”视觉再现的新维度，画家们借用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建设来表达“黄河清”的现状；第二，在表达方式上，除了写实描绘，还用新旧对比来衬托新中国党领导人民所创造的成果。吴雪杉在《重写“黄河”》一文中敏锐地指出：“黄河”图像意义需要借助黄河之外的视觉元素来阐发。这些视觉元素是可替换的，每一次替换就构成了一次意义的重新书写。黄河被历代文艺作品所记载，关于“黄河”的视觉再现是由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所赋予的新的意涵。
20世纪初，在爱国主义热情的催发下，“黄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中国革命史上，曾发生过几次险渡黄河的大事件。其中，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抵抗日本侵略者，黄河东岸因其地理位置成为交战对峙的重要据点，保卫黄河意味着保卫中原，更进一步而言，就是保卫全国抗战的胜利。这意味着“黄河”从“忧患”转变为“国防线”，被赋予了民族精神的内涵。由此，黄河被视为“国防线”而必须加以守护的观念开始形成。“渡”的目的是“守卫”，而“渡”的方向是去前线“抗争”，于是“黄河”图像又被赋予了从“守卫”到“抗争”的意涵。1939年，《黄河大合唱》的创作直接配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传递着“人民的力量”“民族的精神”“艰苦的抗争”三个方面的主题思想。这组声乐套曲从歌词到旋律皆具感染力。在反复的传诵中，《黄河大合唱》营造的氛围与情感成为画家视觉表现的对象。这是战争时期文艺作品对黄河形象的再现与塑造，以革命宣传为主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重构了人们对黄河的理解维度，丰富了黄河的象征意义。在从“守卫”到“抗争”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兴起，黄河治理的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着手的重要工作。关于人力改造自然，毛泽东在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加写的话中，肯定了“荀子的人定胜天”，并把它提升到“人民性”的高度。所谓“人定胜天”，人定，犹言人谋。谋人力可以战胜自然，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当时的社会与人民群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励。20世纪50年代，美术界开始出现大量关于黄河三门峡的创作。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写生团亦在三门峡创作了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作品。在表现新山水的过程中，画家们对黄河的视觉再现并没有停留在其本体。黄河虽处于画面中心，却在表现上有着较弱的存在感，写生团成员们以建设工地场景来凸显“新”的意涵，意喻时代的进步，鼓励人民通过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写生与创作的关系上，写生团成员们在黄河三门峡的经历促使他们开始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刻的思考。
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现场
“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之后，即1961年，傅抱石的《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和钱松嵒的《壮游万里话丹青》先后发表，文章均对黄河三门峡有所落笔。
傅抱石在文章中写道：
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们到了“三门峡”，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过蓄洪变“清”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哪知道就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不小心，还容易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今天应该怎样画黄土高原，又怎样画“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地解决，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解决的课题。
傅抱石在强调新笔墨之余，还以“黄河清”表现为例，讨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钱松嵒亦有相关叙述：
形势发展飞快，绘画上碰到的都是些新题材，可能碰到新困难。我们到达三门峡，黄河刚清了第三日，欣逢千古奇迹，兴奋异常。······“圣人出，黄河清”，劳动人民就是圣人。通过“黄河清”来歌颂劳动、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这是山水画的好题目(当然不只限于山水画)。······黄河究竟是黄河，不是平淡无奇，而是平淡得大奇特奇，奇在平淡。从平淡中体现奇之所在，这是困难所在，也是画家们进攻的间隙。
钱松嵒 《三门峡工地》（又称《禹王庙》） 纸本设色 1960年 中国美术馆藏
傅抱石与钱松嵒均提及画家们在体验了三门峡水利工程修建后的黄河现状后，面对新课题，即新题材的表达方面的思考。在谈及解决这一课题的方法时，他们强调画家们要深入生活，体验新的生活能够让画家们把握时代脉搏，开拓胸襟眼界，正确地继承传统，继而创造性地发展传统。此外，“变”字贯穿着他们的论述，时代、生活、感情皆有所变，而绘画的本体性表达——传统笔墨亦应是发展的，正如石涛所说“笔墨当随时代”。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之下，画家们开拓出一种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新境界，“始终贯彻一个想象，充分发挥艺术思维与效用”。钱松嵒的《三门峡工地》的创作过程也正是这一思想实践的明证。正如他在《砚边点滴》中写道：“美景在前，不但是眼看手追，还须有动于衷、见景生情，还要有诗人的设想，拓宽或另拓一个诗的天地······所以我认为不但是深入生活，还要打开生活，跳出圈子，海阔天空地把现象上有限的生活，化作精神意态的无穷生活。”
余彤甫 《三门峡工地》 纸本设色 1962年 江苏省国画院藏
写生让画家们走出书斋，充分接近和感受生活，通过目之所及来触发思想，进而发扬传统中国画。“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工作团以写生带动中国画推陈出新，走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而“黄河清”作为在旅行写生途中较早遭际的新课题，促使画家们开始思考和求变，使他们力图在传承传统中创新，描绘社会主义建设，参与构建国家新形象。
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2021年第2期
《关于“黄河”母题视觉经验的新维度——从 1960 年江苏省国画院“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谈起》
《中国美术》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