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诗农(笔名林辰)与出版大家范用的交情，始终与书有关。

　　▌王亚果

　　青少年时期的范用求知欲极强,经常去由中共地下组织主管的读书出版社镇江门市部浏览图书。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组织上决定吸收、安排范用到营业部当售货员,范用的一生从此与图书出版结下不解之缘。

　　范用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范用随读书出版社迁往重庆并升任读书出版社重庆门市部经理。当时,父亲流落在重庆周边郊区中学任教,时而写些文章投寄重庆各报；每有机会进城，读书出版社重庆门市部是他必去看书、买书的首选地。寒来暑往,书为媒,父亲与范用结为了知音、挚友、至交,相见恨晚。

　　1946年,范用随读书出版社返回上海；1948年,父亲为生活所迫也来到上海,受到范用等人的热情接待。在沪期间,父亲与范用等人还去虹口公园瞻仰了鲁迅墓,并留下了珍贵合影。

　　想不到，1949年后,父亲也转到了出版界工作；1952年又与范用在北京邂逅,并在同一座楼里上班。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是一座式样古朴、坐南朝北的四层楼房，由两个顶尖出版机构共用——大楼东半部是人民出版社的办公地,西半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地,每层楼的东西通道相通。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范用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俩人虽不同单位，但父亲经常忙里偷闲去范用办公室小坐，一来聊聊天放松一下，二来在范用那里能看到一些别处看不到的新书;有时范用也会主动打电话给父亲告知新书讯息,父亲若有兴趣,范用会让他带回家抓紧阅读尽快归还。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受不公正对待,范用更是难逃厄运。父亲时刻关注着范用的情况,很为他的处境和命运担忧……庆幸的是，他俩都熬过来了。

　　1993年，父亲收到范用新书《我爱穆源》，书是小开本，扉页上写着“林辰大兄正 一本‘小不点’一颗童稚之心”……

　　书中,范用通过给穆源小学的小朋友写的16封信,介绍了自己母校的历史及面貌,老师的教诲,校友的概况，回顾了儿时的学习生活。“小学毕业以后，虽然考入了省立镇江中学，但开学不到两个月，日本人打来了，学校解散了，学费全丢了。从此，我再也没上过学……”范用深爱穆源，不仅因为在那里学到了文化知识，更因为那里的老师介绍他看了许多新文艺书刊，使他懂得了抗日救国，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安身立命的做人之道。

　　每逢年节,范用总第一个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个性化贺年卡向友人祝贺新年、春节快乐。1995年岁末，范用寄给父亲的贺年卡,正面是黄永玉为他画的彩墨人物画：一个古装布衣老人，脚踏草鞋,灰袍灰裤，右边腋下夹着书籍，右手还摇着折扇，左手下垂提着酒壶，黄色脸庞，双眼微闭，鼻头和脸颊已微红，一副醺醉的憨态。画面上端写着“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左下方则写着”挟书又搧扇,想是喝多了”。贺卡背面写的是:林辰兄 新年快乐 健康长寿 范用拜贺乙亥岁末。

　　父亲十分景仰范用的人品及文采。在与范用的交往中，父亲经常被范用坎坷的经历、广博的知识、独具慧眼的艺术灵性，以及他在图书装帧、设计、策划、编辑、出版诸方面的深厚功力与真知灼见所折服。1951年，父亲应冯雪峰特邀，辞去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教职，赴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工作，翌年编刊社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成立“鲁迅著作编辑室”。1951年至1958年、1977年至1981年，父亲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直至2003年病故。漫长的半个世纪中，父亲把精力和心血全都倾注到了《鲁迅全集》的整理、编辑、注释、出版工作中。他把自己全部的学识以及终生研究的成果无私奉献出来，结集、出版，整理、校勘、注释了有关丛书。范用2005年编辑出版《买书琐记》，收入了父亲的最后一篇访书随笔《琅嬛琐记》，表达对父亲的怀念之情。

　　如今，范用先生离世也已十年有余了。从青丝到白发，范用与林辰为书一生，专精学问，他们爱书、买书、读书、藏书、撰书、编书、出书，书缘使他们在跨世纪的风雨人生中结为至交、知己，友谊历久弥新。愿天堂弥漫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