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历史的荷尔蒙”（ID: ermeng20180705）授权发布。
在很多人看来，我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应该是进入“唐宋八大家”名人堂。那个榜单是明朝人朱右、唐顺之选出来的，在历史上，公认的权威，绝对的牛叉。是的，我很高兴自己是八大家之一，虽然是名单上最没存在感的那个。看到没有？现在很多小学生背诵八大家的名单，很容易就漏掉一个人，那就是我。我想说，最值得本人骄傲的东东，远远不是这个榜单，而是其它。一般情况下，这个世界都是几百年出一个大咖，但是我那个年代，大咖有些拥挤密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晏殊，随便哪个人出来走两步，都可以秒杀我。因为我的祖上，都是研究儒学的，所以我一辈子主攻的是散文和历史。从12岁写出第一首作品开始，到20岁小有名气，再到后来领盒饭，在诗词方面，我没有太多刻意的追求。金句小王子苏轼经常嘲笑我，说我写的诗句味同嚼蜡，毫无想象力。还有一个叫彭渊材的家伙，说自己平生有“五恨”，“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桔带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我竭尽全力写出的最好句子，是“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我的代表作是《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里面有实事的记录，有议论，也有抒情，值得一读，大家回头可以找来看看。我承认自己比较普通，在大V俱乐部里分辨率很低，但我一点也不自卑。虽然他们一辈子只是处级干部，但对我的影响同样巨大。事实上，虽然我成了官三代，但一点也没有沾他们的光。有人问既然那么“早慧”“有才”，为何那么晚才金榜题名？其实这跟我的专业有关，当时的考题，都集中在诗词和时评上，这从不是我的主攻方向。人生的意义当然是生活，但当我们都去迎合潮流、刻意复制的时候，人生还值得一过吗？这样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后悔。我兢兢业业地学习，不知日夜地加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努力让自己更符合岗位要求。想一想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忍耐苦难，耕读十年，换一个人，可能会很抓狂。直到50岁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开始给宋英宗的生活实录做检讨，也就是史官里的高级校对。不久，因为王安石开始变法，我为了避免尴尬，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我的老铁，我不想在他们中间走政治钢丝，或者玩跷跷板。所以，从53岁开始，我做过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地的知州。做京官，很容易漂浮在半空中，就像写诗作词一样，虚张声势的多，我很不习惯。只有在千方百计为百姓办实事的时候，我才真切感觉自己是曾巩。有一年我在浙江绍兴做通判，恰好遇到大饥荒，我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我劝说地主们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催促他们卖给百姓，维护了一方稳定。我还以国家的名义，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赋税一起偿还，那一年群众过得很滋润。这样的例子很多，每到一地，我都会除盗肃霸、兴修水利。当我在舆情快报上看到老百姓的称赞时，我心里甜滋滋的。所以，跟所谓的“唐宋八大家”相比，我更骄傲另一个榜单——有人将我们曾家在朝为官的人士，统一称为”南丰七曾'。在我考中的好一年，我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也同科高中。几年后，我的弟弟曾宰、曾肇，妹夫关景晖、侄子曾觉也考中进士。我们互相联系得很多，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为人民服务。我有过一次面圣的机会，那是61岁的时候，当时我要去河北沧州赴任，出发前见到了神宗。他满脑子都是改革，对我提出的“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很感兴趣。不久我就退休了，像司马光一样潜心修史，继续为新古文运动摇旗呐喊。又过了一年，我就离开了这个永远热爱的世界，享年64岁。好像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64岁的时候走的，欧阳老师、晏殊、范仲淹、苏轼、包拯、王安石、沈括等等。64岁，对我们宋朝文人来说，真是一个魔幻数字。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研究。我这辈子有三个最感激的人，分别是司马迁、韩愈，以及欧阳修。前两个人，是我的神交偶像，他们指引我的治学和创作。至于欧阳老师，他比我大一轮，是一个有才华，特洒脱的人，为人特别幽默，爱提携后辈，对年轻人十分的好。后来他坚持在科举中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在多次落榜后，我才得以考中进士。我一直怀疑他是专门为我改的招生政策，但我从来不敢问出口。我们情同父子，我曾经很想拜他为干爹，但是他拒绝了。28岁的时候，父亲大人去世，我第一时间中断学业，返回家乡，四处打工，辛苦挣钱，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因为上面这些事迹，后来我被县里评为“十大孝子”之首。你们来评一评，我对家庭责任感，还有为民办实事的理想，比某些略显得浮夸的诗文，是不是强那么一丢丢？最后再告诉你们两个小细节，你们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是我的书法作品《局事帖》，在公元2016年的嘉德拍卖会上，以2.07亿元价格成交。千年过后，这个124字的作品有了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二是我一生用功读书，特别爱好藏书，家里藏古籍大约20000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即使不能成为众人仰视的月亮，内心也应该是一片皎洁。比如，清康熙时期，学者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只能说，唯有跨越时间，拂去历史的尘埃，才能发现夺目的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