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屈原:楚辞昭日月,青史颂情操

 屈原:楚辞昭日月,青史颂情操

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屈原,他身上有着诸多的标签,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开拓者等一堆,以及附加和衍生的端午节、龙舟和粽子,最关键的是,他为我们多了一天的假期。

但是,据闻一多先生考证,端午节最开始并不是为纪念屈原形成的,而是数千年前南方吴越民众举行图腾祭的一个节日,而吃粽子的习俗至少在屈原几百年前就已形成,因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此就有记载,后世因屈原地位的影响而叠合在一起,汉朝以后,这一节日方始从南方向北方推移,直至今天。

我倒是觉得闻先生多此一举了,想这端午节至少在宋时便在全国盛行,而屈原忠君爱国的节操也被后世广为赞赏,已是形成了沉淀在国人血液中的固有观念,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榜样的源泉,又何必要将这节日同纪念屈原生生地割裂呢?

我一生喜欢集邮,五十年代邮电部曾出过一套“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邮票,即哥白尼、但丁、莎士比亚和屈原,可见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在中国文化先贤的群像中,定是首屈一指的。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后因遭贵排挤,被流放沅湘,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后,抱石自沉汩罗江。

我们都习惯于叫他屈原,但要是按正规的称呼,则应该叫他芈原,因为他并不姓屈,而姓芈,“屈”只是他的“氏”,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就称他是芈原而非屈原,不过,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这是否会造成有人识不得屈原的形象也未可知,这倒也是个两难的选择。

中国古代诗歌有两大源头,即《诗经》和《楚辞》,前者因为短小活泼,我还能背得几首;于《楚辞》,认真来说,除了几句装潢门面的,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外,是一首完整的也背不出来的。

记得看过一档诗词类的电视节目,作为嘉宾的范曾大师鼓励一位小姑娘背《楚辞》,后来当小姑娘背出后,范大师竟专门画了一幅《雄鸡图》相赠,可见,要背一首《楚辞》有多难。

我最早想要背《楚辞》,是缘自看香港的电影《屈原》,里面的那首插曲《橘颂》,很是令人神往,回来后遂决心先将其背熟,找来书籍一看,远比电影中的那几句歌词要长了很多,于是,又放弃了。

不过,倒是将这《楚辞》认真的进行了研读,字典、辞海、辞源这些参考书整了一堆,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略微识了个皮毛,结合其他历史书籍,对屈原生平及作品,有了个大致的了解。

《楚辞》是中国文学中的绝品,其音韵九转千回,其文辞优美典雅,泛黄的书页之间,仿佛浮跃起腾腾云气,又仿佛携带着陈年老酒的醇厚香气,令人不忍释卷。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深固难徙,廓其无求”,他深受着他的国家,在朝堂暗流涌动,小人得势,君主昏庸之时,他“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又因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其见解和荐言不为楚王所纳,所以被排挤而不得志。

他出身楚国贵族,而楚国实行的又是贵族政治,所以,他在曾在楚国为高官亦是很正常之事,这同其能力并无多大关系,他曾为左徒,但这是个什么官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这个官职是楚国所特有,甚至有人说是屈原所特有。

我学文学史最早看的是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据他所言,左徒的地位仅次于令尹,也就是相当于副宰相一职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是类似于太傅或巫官,说法多多,我是采信游先生说法的,因为,屈原曾为外交使节出使齐国。

当时处于七国纷争之际,西秦势头正强,下之则是东边的齐国;而楚国位于南方,是地域最大的国家,为抗强秦,楚国内部呈“联齐抗秦”和“联秦击齐”两种势力,而屈原是“联齐抗秦”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但当时主持秦国外交的是天下第一说客张仪,他凭着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比百万雄师还有力,威逼利诱,把楚王哄得来团团转,也使得楚齐联盟瓦解,屈原的努力付之东流,最后楚王也客死秦国。

屈原的政治和外交才能有多高,这个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来刚直的性格和文人气质太重的特性来看,应该不会很高的,也就是说,以他的才情和君子之风与如张仪这样的说客兼谋略高手对阵,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对话,成败在一开始便注定了。

屈原不见于朝廷,被放逐,时间长达九年之久,他的作品也都是在这放逐的时间中所作,他徘徊于沅、湘一带,目及“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内心痛苦不已,自己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楚国在秦国的打击下,日渐衰落,“被发行吟泽畔”的屈原无力报国,唯有无尽的悲伤和失望相伴;及至首都沦陷,他万念俱灰,于是,他抱石走向了江心,一颗不朽的灵魂随着江水消失,化为古老的楚歌在岸边回荡。

然而,自我从开始接受知识的年代到现在,官方对屈原的认知就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弄得我也是随波逐流,一头雾水。

最开始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一生是同腐朽势力抗争的一生;及至“评法批儒”,屈原又转身为“法家诗人”,而到了八十年代后,对屈原的评价又多了很多负面说辞,,而且现在网上还形成了一股潮流。

爱国诗人一直是屈原的底色,他自沉汨罗的悲壮在任何年代都是被人们颂扬的,现在常有一种观点对他进行指责,那便是所谓的“愚忠”。

忠君爱国,是现代人常常挂在嘴上去评价古人的一个词,其实,这是两个概念,不同时期,这两个概念所占比例是不同的,不仅侧重点不一样,而且相互间也是以矛盾体的形式共存的,甚至有时是不可调和的。

屈原所处的七国战乱之时,国的观念是很模糊的,在此之前的春秋之际,有百余个大小不同的诸侯国挤在一堆,打成一团,今天是宋,明天是晋,“城头频换大王旗”,而当时的优秀人才,朝秦暮楚,哪里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便投靠哪里,无所谓什么自己的国家。

以秦国为例,商鞅、范睢、张仪,李斯等等,都不是秦国人,他们都是兜售了一大圈,最后被秦国君主识得其价值,遂为秦国效力,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从那著名的《谏逐客书》也可看出内中的缘由。

这其中的楚国倒是一个特例,楚国一直实行的本国贵族政治,外来人才极少能在楚国的朝堂上争得位置,所以,楚国是一个相当封闭,自以为是的国度,包括这个国家文化、信仰等等,都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呈现另一番别样的色彩,比如《楚辞》。

君主的利益很多情况下是同民众的利益不一致的,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肯定于两者是不能兼顾的,此时的忠君和爱国就会出现矛盾,为君主的利益办事,就会损害人民的利益,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忠君爱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封建社会乃是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屈原是楚国贵族,与其说他效忠的是楚国,还不如说他效忠的是以楚王为代表的王族更准确些,所以细究起来,这其中爱国所占比例应该是要打些折扣的。

鲁迅先生对些曾在《从帮忙到扯淡》文章中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从鲁迅的评价中,我们应该能够悟出屈原爱国情结中的真谛。

楚王昏聩,一系列的昏招使楚国的形势是江河日下,但屈原对楚王的忠诚是从来就没有改变,要说这就是“愚忠”怕也勉强,即使他被贬为三闾大夫,也是一如既往。

三闾大夫是个闲职,说得好听些是主持宗庙祭祀,一年内难得有几次,职责上应该还有着教育王族子弟的差事,其实说白了,主要是替楚国王族写家谱,并没有什么正经事做,这也是屈原在被放逐前最后担任的官职。

屈原一生经历了两次放逐,他自沉汨罗江时约62岁左右,他绝大部分作品是在放逐期间所作,反映了他清高自诩而内心极度苦闷的心情。

屈原的《楚辞》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是除《诗经》外的又一高峰,苏轼大才,但他对屈原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而梁启超更是将屈原推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楚辞》是东汉时的刘向所编曲,主要是屈原的作品,还包括如宋玉、东方朔等人的词赋,文字古奥,要读明白实非易事,历代对屈原的作品评价是相当高,赞其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

屈原的声名是随着《楚辞》而为人们熟知的,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而是一位文学人物,在思想和功绩上乏善可陈,可以说,没有他的文学作品,他可能就被湮没而无人知晓。

作为中国第一位诗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个人创作的新时代,他最经典的作品当属《离骚》,这首2400余字的浪漫主义长诗是《楚辞》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和奠基人。

后世对屈原的评价多多,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有一段畅快淋漓的评说,很是精准和引人入胜,他说:

“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

而《楚辞》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后来的诗人有时便直接以“骚客”代称之。

但很诡异的是,在《史记》之前,对屈原是无一字记载,就是说,从战国屈原在世到西汉司马迁这数百年间,屈原几乎就是个空白,而后世对屈原的研究,亦几乎全部缘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很有些孤证的意味;于是,后世便有了很多的考证,比如国学大师胡适就很怀疑是否真有屈原的存在。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我相信,关于屈原虽然缺乏文字记载,但在民间,他的事迹应该是广为流传的,不然,贾谊不会在路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也就是说,早在贾谊和司马迁之前,屈原的故事和精神就已被人民群众所熟知了。

尽管屈原是被称为改革派,其实这其中有很多臆测的成分,且不说相比于其他六国,楚国的革新进步是最差的,这虽然同楚国内部顽固的贵族势力有着极大的关系,但是,即使是屈原有改革的愿望,在成效上几乎为零。

这也说明屈原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不管他是改革的领导者还是参与者,楚国都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国度,在各国都忙于改革时,唯有楚国是停滞不前,这在一个信奉巫神的社会,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司马迁是将屈原和西汉时的贾谊放在一个传中的,这很耐人寻味,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认为二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故而合为一传;但其最醒目的标签是怀才不遇和被放逐。

其实,要说怀才不遇还是有点不合适,二人都曾被君主重用,只是因为观点不为君主所容而被放逐,要是全部将原因归于小人进谗,也有些勉强,那是君主的意愿,小人们只能起点推波助澜作用,何况,导致贾谊被放逐,周勃和灌婴等人并非小人。

可是,总是以香草美人自喻之人,曲高和寡,如何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推进楚国的改革,而在后世给他改革派的头衔中,我们实在是看不出有哪些措施,仅在其诗歌中,有着如“举贤而授能”等空洞之语。

而且,屈原是主张效法先王的,所谓“循墨绳而不颇”,这同当时法家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是不相符的,至少是不是改革的主旋律当是肯定的。

屈原是一个追求完美之人,他从不委屈自己,却也从未曾原谅过他人;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描述,他一味的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总是强调自己坚决不与小人为伍,这自是一种品质高洁的表现。

一个至善至美之人是不容于社会的,这是屈原的悲情最根本所在,也可以说是性格缺陷,尽管这点又是被后世所高赞,但想要效法,那成本是很高的。

司马迁评价屈原有两点,一是迂腐,二是倔强,前一个评价当然不是好词,这也是屈原拒绝向世俗低头的高光之处,他虽然“数责楚王”,但对楚王还是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不惜以一已之力,“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他觉得整个楚国官员都处于昏庸状态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这样的心态处世,失败的命运就是再也避免不了的。

他不被楚王信任,“謇朝遂而夕替”,他内心是极度痛苦的,他痛苦的并不是被放逐,而是自己的一颗忠心被君王如草芥一般地遗弃。

当他行吟在江边湖畔时,听到故都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痛让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生命于他已失去了意义,只有一死来寻求精神上的彻底解脱。

决心离开这个世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除非绝望之极是不会寻此之事的,但反过来说,这也是一种不宽容,拒绝所有人理解的表现,唐杜牧曾有诗咏项羽“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结,屈原和项羽在这一点上是有共通之处的。

二人都是楚国贵族,也是中国历史上文武的两座高峰,而两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认识不到自己的不足,项羽在乌江只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而屈原在他的作品中,亦无一句对自己有何反省,只是一味的指责他人诸多的不是及自己所受的委曲,这也可以说是屈原的性格缺陷,说白了,就是一种极度自恋的心结。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爱惜自己的羽毛达到了极致,不愿自己的清白受到点点的沾污,宁愿一死来证自己人品的高洁,“夫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这就是一个洁白无瑕的屈原为理想而投江的缘由。

屈原的死,为中国士大夫开了一个以死明志的先河,继而上升为舍生取义的气节,从屈原到文天祥,再到明季的方孝孺,无一不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说过“花开即死亡,死亡是极致的美丽,死亡等于拒绝一切理解。”用这句话来套用屈原,我觉得是最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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