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56位艺术学学者齐聚南艺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范式与外延——2019·第二届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于29日8:30在南京艺术学院逸夫图书馆开幕。
本次论坛由56位专家学者参与，共同探讨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的话题围绕：“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与维度”、“书写：艺术史的书写范式与外延”、“视角：艺术史的多元视觉与文明跨越”、“学科：艺术史的学科建构与拔丁抽楔”四个论题展开发言。
南京艺术学院刘伟冬院长致欢迎词南京艺术学院刘伟冬对前来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各位艺术学界学者和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本届研讨会是在2018年首届艺术史学科发言研讨会的基础上推进的，首届会议研讨的重要成果，使得我们有关艺术史学科的讨论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维度。本届研讨会将进一步探索艺术史学科研究的多元视角，激发学界资深学者与一线教师，以及研究者对艺术史学科的认识与思考，促进艺术史学科评价体系的日益完善，进一步推进艺术史与艺术史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2020年将要到来的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不再只看扁平的数字填写，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和科研等具体的、典型的案例。我校对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有信心将其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的或者省内领先的典型案例。
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在致辞中表示，艺术史学科是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瓶颈性问题，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质疑和拥戴，对这个学科的重视和轻视，都跟艺术史学科有关，需要加强艺术史学科的研究以解决瓶颈问题。南京艺术学院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镇，慧眼看到了艺术史学科发展的瓶颈问题，从首届的“边界与跨界”到本届的“范式与外延”已经系统筹划了两届会议，让我们欣喜看到学校对艺术史学科发展的重视，他希望此研讨会能办成品牌性活动。王一川教授期待学界共同努力，希望艺术史有一天不再被质疑，不再被怀疑，能够让人们承认艺术史是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亮点，是一个核心。
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在致辞中剖析了本届研讨会的主题“范式与外延”，他认为范式是艺术史本体的范式，外延之外，所谓之外是在本体之外，即以艺术史为本体，以外延为用。他肯定了本届参会论文大多坚持了对艺术理论一级学科下的艺术史研究的认知，也就是区别于门类艺术史研究的艺术史。结合来稿，黄惇教授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主题：第一是属于艺术不同门类之间的交叉、结合的研究；第二是与非艺术学科的交叉和外延；第三是书写范式，即写作范式——叙事方法、研究视角、选题开拓等等。
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王一川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读书心得，解读了艺术史的内涵和特性。他以《艺术史的学科特性》为题的发言中提出，艺术史概念与通常的以美术史代替艺术史的用法不同，它是研究各门类艺术史的异通性及其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的人文学科。就艺术史的特性而言，艺术史具有史料性、历史意识、科学性和艺术观念异通性，艺术观念异通性是其核心特性。正是这种特性让艺术史家始终秉持跨门类艺术史的宽厚视野，从而可以在各艺术门类史的间性研究中把握艺术史。王一川教授强调，对于艺术史学科特性的考虑千万不能被绝对化或单一化，还要考虑艺术史书写的多重性、差异性、个性化，艺术史书写的非单一性和多元化以及自反性。
清华大学陈岸瑛教授
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王廷信教授谈及自己曾拜访张道一老师请教对艺术学理论学科下艺术史的写作问题，张道一先生认为理解艺术大致可以分成三个要素：思维、载体、技巧。但涉及艺术学理论学科时，艺术史的写作不能首先从技巧出发。技巧在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史基本上都有深入研究，而一般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视角下的艺术史，要从思维出发。随后，王廷信教授较为深入地分析到，观念、关联、时代三个角度是艺术史写作非常有效的方法，他的发言《艺术史研究三个视角》论述的便是该问题。他认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从这三个角度的切入是非常有价值的。
广西艺术学院梁冬华老师梁冬华主在介绍其文《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史》时分析到，互联网主导的时代，具有科技性、交互性和公共性的特点。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史家，在撰写艺术史时首先面对的是研究对象艺术家族增容的问题。艺术家应深入作品辨析艺术性与科技性、艺术品与消费品的差异，过滤伪艺术，存留真艺术，以组建艺术作品史料库，供艺术史编撰。梁老师也强调，无论时代环境和艺术形式如何变化，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的核心始终是艺术。
四川美术学院陈翔老师
四川大学黄宗贤教授
苏州大学张朋川教授张朋川教授以自己对韩熙载夜宴图图像研究为例谈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史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在《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纲法的体会——以韩熙载夜宴图图像研究为例》的发言中具体呈现了这一问题，从图像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人物画构图模式的演变；从考古学角度分析器皿家具的演变；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唐宋服饰的演变。张朋川教授较为细致地分析了每一种方法的运用所取得的成果，颇为生动地呈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李军教授以自己的两部新作《跨文化美术史年鉴1：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山东美术出版社，2019年11月版)、《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月版)为引，分析当今艺术史研究的跨文化、跨媒介的可能性。在《跨文化与跨媒介——以两部新著为例探索艺术史的新路径》中，他以18世纪中国的外销艺术和欧洲18世纪法国艺术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陶器和青铜器之间的联系作为案例，重新论述艺术史的含义，强调艺术史是围绕艺术展开，艺术首先是艺术作品，没有一般艺术，只有具体的艺术作品，媒介和物质不可归一，不能变成别的东西，文学美术是从媒介上区分的，跨越媒介存在的一般艺术史是不可能的。而艺术史又具有感性的特征，物是运动的，物具有比较宏大的运动，可以成为今天超越媒介的艺术史。
南京师范大学施茜教授施茜教授在《艺术史研究的全球视野与跨学科研究的界限》发言中提到，“全球视野”是中国艺术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议题，拥有全球艺术品收藏的国家，同时很注重全球艺术史的研究。她结合自身近年对欧美重要高校的艺术史专业和主要博物馆的考察为基础，讨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方向和跨学科研究的界限。她认为只有把本国艺术放在一个更大的区域里去写，有一些艺术风格的突变才可以得以研究；其次，在研究全球艺术史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语言；第三，跨学科艺研究艺术史是一种清晰解读艺术发生发展的研究方法；第四，建立以艺术载体为本源的跨学科研究需要有一个界限，我们的任务应该定位在对历史上存在的艺术形态研究，以某种具体的能够感觉到的具象的艺术形式作为研究对象。
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周宪教授在题为《从三个关于拉奥孔的经典文献看艺术史写作》的发言中以拉奥孔这组古希腊经典雕塑为例，根据历史上对拉奥孔的三个研究文献，分别解析其中的三种话语，包括莱辛《拉奥孔》中“诗画分界”的古典话语，白璧德《新拉奥孔》中各门艺术不分家的浪漫主义话语，格林伯格《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中“诗画分道扬镳”的现代主义话语。以此，他提出四个当今艺术史研究需注意的问题。一、是否存在跨媒介的艺术史；二、艺术史的写作存在互文性，跨学科性，跨媒介性；三、在艺术史写作时，对每门艺术分配要有主辅之分；四、是否可在艺术学理论提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新的艺术史写作范式。
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徐子方教授在《也谈艺术史书写范式和外延问题——基于前人的启发和反思》认为艺术史书写范式不单单是写作技巧，还要牵涉到指导思想，以及背后的理论基础。按照所依据的理论(生物学、进化论、形式主义)指导原则，迄今相关艺术史书写可分为三种范式，建立在瓦萨利、温克尔曼、黑格尔等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谈及外论体，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空间即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时间包括共识性和历史性。他认为以此探究才有新的视角，可以进行深入的思考。
东北大学宋伟教授宋伟教授的《工艺-实践人类学：马克思的艺术史哲学意蕴》一文，以马克思关于工艺—实践人类学的哲学思考，探讨艺术史的范式问题。他首先提出艺术史写作的范式与艺术史哲学的范式息息相关。他以新发现的马克思工艺学摘录笔记为例，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变革，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范式的转换，也就是实践美学的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艺术史的思考具有哲学奠基的作用。反之，从哲学意义上，或者哲学范式转换的意义上，马克思工艺学摘录笔记也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从人类学、感性学和历史学这样三个维度，以现代工业和工艺实践作为更具体实践哲学的把握和理解，对马克思这样的工艺实践人类学的范式变革和转换，对未来艺术史或者艺术史哲学范式的建构，能够寻找更有效的哲学思想资源。
中国传媒大学仲呈祥教授仲呈祥教授强调包括艺术学、艺术史研究在内的文艺界之宗旨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而艺术史的研究道路则是守正创新，将意识统一起来，弄清正确的艺术历史观。他认为，在中国的艺术学下面研究艺术史，一定要守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优秀传统之正，然后批判继承西方艺术史研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部分，先自美其美，然后再美人其美，最后会美美与共。而是否达到美美与共，其标志是我们艺术史研究的成果，是否达到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的、进入21世纪人类需求呼唤的一种人类共同体美学。这是目标，很远的事情，这就是历史观。对于艺术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他赞同王一川教授的“体”“用”关系，认为艺术史、艺术学是打通了一切艺术的“体”，是应该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而研究出的规律要运用到实践里面去，美术史等各门类艺术就是为艺术史的规律提供资源的“用”，这就是他们的体用观。
四川音乐学院赵崇华教授赵崇华教授在题为《中国艺术史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发言中提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来贯穿艺术史的研究与讲述，不要就史论史，而是以精神带史，从中国艺术精神当中去寻找艺术发展的脉络。一方面找准精神，要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有一个比较完整概括理解和分析，才能做好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赵老师认为，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审美精神和以中华文化生态为基础的艺术创作的共同体，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内核，我们也可以用道、气、心、合来表述，是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提炼与升华。另一方面以精神来讲史，以艺术精神来讲中国艺术史，研究艺术史既要有历史的眼光也要有今天的视角，中国艺术史研究必须加强传统艺术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北京大学彭锋教授高分速读www.68jiameng.com/special/gaofen/gaofensudujiamengwap.html彭锋教授解释到“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小狐狸”知道一件小事，而“大狐狸”知道很多小事。“美学正在由刺猬时代进入大狐狸时代”，那么艺术史是否也在由“刺猬时代”进入“大狐狸时代”呢？他认为，在艺术史中，黑格尔、沃尔夫林等都是“刺猬”。艺术史里充满“刺猬”，是因为艺术史的叙事和艺术史实的分离。他分析到关于艺术的历史写作，任何艺术史都在讲述或者书写关于艺术的故事，故事有自己的逻辑，不能纳入故事之中的艺术就是艺术史之外的艺术。然而，当故事讲不下去，艺术的终结实际上是艺术史的终结，而艺术史终结之后的艺术史研究将是“狐狸型”研究，即无需叙事的艺术史写作。就此，彭锋教授提出了不同于本届研讨会主题的观点，艺术史终结之后的艺术史研究意味着艺术史写作的终结，同时意味着艺术史研究的复兴，有研究不一定要有写作。艺术史研究与艺术史写作不同，艺术史研究无须叙事，艺术史写作则需要叙事，涉及叙事的艺术史写作产生“刺猬型的研究”，无须艺术史写作的产生“狐狸型的研究”。随后彭锋教授“现身说法”将自己自喻为“小狐狸”，例举了三例自己近来研究发表的艺术史研究成果。
南京艺术学院张婷婷教授
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教授王晓俊教授在《论“礼”自“乐”出——并及“听之惩罚”建构的宗周礼乐认同》一文中，从原始的图腾文化开始讲述，认为甲骨文中的“乐”不是地名，而是商代祖先祭祀仪式所在之处（地）的符号化表示，其上部分符号的简写是葫芦图腾崇拜的体现，而下部的“木”则是木图腾崇拜，指祖先牌位摆放的地方。随后他论证出“豊”字的本义为音乐，“礼”（音乐）自“乐图腾”（祖先所在地、宗庙及其涵括的仪式活动） 出，即礼自乐出。由于时间关系，关于中国文化“听惩罚”的内容省略不谈。
中央音乐学院刘小龙教授刘小龙教授在《音乐历史跨文化阐释的可能性与策略：对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标题性特征的跨界阐释》发言中，重点探讨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中的标题性特征，并介绍贝多芬《田园交响曲》同19世纪初浪漫主义风景画的潜在联系，发现中国文化有丰富的田园传统，仿佛从另一时空阐释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标题性特征。最后，他提出几点音乐史跨文化研究的原则和策略，认为跨文化研究的应用是局部和有限的，并认为研究问题不是哄别人开心的事，而应当站在自己的文化底蕴上言之有物，避免空谈。
北京电影学院赵斌教授赵斌教授在《摄影图像的两种意义模式及其历史叙事》的发言中提到关于摄影图像的意义模式分为再现的图像和操作的图像两种，在一个具体作品当中，两种模式交织在一块，共同创造出了一百多年摄影图像的历史、感知历史、创造历史和视觉书写的内在逻辑。中国摄影师当中的所谓纪录，其实并不是求真，实际上更多的是意义清空的去功能性模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苑仲老师文苑仲老师的《世变中的艺术：17世纪荷兰绘画的艺术社会史研究》借鉴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17世纪的荷兰绘画为研究对象，文章问题的指向是：时代的变化如何影响艺术？或说是面对时代变局，艺术家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局对于艺术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揭示艺术发展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建立对艺术史的深刻认知，亦有可能对当代的艺术创新提供一些思路。他主要借鉴克拉克的理论，从艺术家与艺术传统的关系、艺术家与艺术圈的关系、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公众与作品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世事变迁构成了17世纪荷兰绘画风格形成和发展得底色，对有相似问题的当代中国有借鉴意义。
南京艺术学院程雅娟副教授程雅娟副教授在《论跨文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以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多元起源论为例》一文中，以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四种身份与多元起源论为例，详细分析了Akchakhan-kala遗址考古新发现以及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身份认定研究结论的影响。并针对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复杂性问题提出，应该采用不同学科方法交叉融合，在尊重各学科的专业理论与研究方法基础之上，建立综合性、多视角且具有专业性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如何以跨文化的艺术史研究中涉及的“材料”、“视角”以及“研究趋势”等问题，拓宽艺术史的领域研究视野。
广州美术学院彭圣芳教授彭圣芳教授的《“知识-权力”视角下的清三代宫廷造物》一文以西方理论中“知识-权力”的视野研究康雍乾为代表的“清三代”造物设计。彭老师分析，清三代帝王对宫廷造物设计的深度介入，是清代文化专制和皇权集中的一种形式，在严密有序的管理下，塑造了帝制时代传统造物设计的最后辉煌。从福柯话语理论中的知识权力观角度观察造物设计、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分析了帝王对造物资源（物料、技艺和巧匠等）的良好控制、指导造物设计的技艺探求、归集和整合等问题。
南京林业大学杜游老师
澳门科技大学许旸老师
南京大学张柘潭老师张柘潭老师以天章周文名下的《廓庵十牛图》为例，考察画作中的禅学理念，并分析图像中独立于文本的内在逻辑，为图版的禅学诠释提供新的考察视角。他的文章《禅宗次第修行的图像考察——以（传）天章周文本<廓庵十牛图>》,认为十牛图是禅宗渐修与顿悟的交融呈现。张老师说到这篇文章是对宗教艺术的理论反思，宗教是以信仰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和体验，艺术反映包含其中的内在精神，这个精神和宗教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应该是思想载体，最具代表性是体裁的艺术创作，外在形式是构图色彩技法，在音乐上面是乐律、节奏，在戏曲上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宗教形式的特殊性，研究方面也有多种多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杨飞飞老师杨飞飞老师通过图像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剖析石涛花鸟画中的意涵，结合画家、作品与社会三要素来考察其图像的生成与呈现方式。从而透过另一个角度窥见画家复杂的历史心境。在题为《“古花如见古遗民”——试论石涛花鸟画中的遗民思想》一文中，通过列举石涛《芳兰图》《林风长萧图》等四幅代表性的作品，阐述了石涛的花鸟画不仅表达对故国的思念，还包含对生存的焦虑感。
常州大学杨卫华老师
淮阴师范学院黎晟老师黎晟老师在《北宋前期的御容奉祀考——以玉清昭应宫空间、布局、奉祀礼仪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过文献记载及图片研究，对于神御殿玉清昭应宫的空间、图像、布局进行考察，来探讨其中构建和传播意义。作者分析帝后像的制作与奉安始于魏晋时期，隋唐时期更为多见。到了宋代，基本每一位帝王与相当数量的皇后都有造像奉安的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建成的玉清昭应宫是有宋一代规模较大的，杂糅了国祀系统与道教传统的皇家道观，其中二圣殿奉有太祖与太宗御容。在空间设计与神祇布置上，玉清昭应宫既有对早先传统的继承，也有突破。为了表达皇权的神圣与对现实政治的关照，时人在其中创造出了一套包括道教神像与皇家御容在内的空间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奉祀礼仪，对于此后北宋中期御容奉祀制度的成熟有重要的影响。
四川大学刘振朋老师刘振朋老师的《宋代须弥座的文化记忆——关于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面》一文，从溯源中的须弥座、宋代文献中的须弥座以及宋代图像中的须弥座入手，窥探佛教的中国化。他认为，这其中既有文献中的世俗化，又有卷轴画中的士人化，这分别代表了以须弥座为特殊形式的佛教文化的新脉络。他透过须弥座这一特殊的“物”的视角，展现了佛教在宋代物质文化中的中国化现象。
河北师范大学赵生泉老师赵生泉老师在《西夏书写文化研究札记三则》发言中，表示缺乏足够的“年代”意识，是当前西夏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文献学手段，对碑刻、墨迹、钱币等书法“作品”进行科学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借助“文本”和“图像学”方法解析这些书法“作品”，可以发掘出其文化与艺术内涵。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西夏书法史》，不仅能具有内容的深度与高度，而且能兼具认识的广度与丰度。
四川美术学院倪志云教授倪志云教授关于《欧阳修（歐陽脩）的名字——一个亟应约定的用字规范问题》作了相关的研究，作者认为欧阳修的名字，在繁体字系统中应该统一做“脩”，明清时期有的古籍版本将欧公名字妄改为“修”，其后讹谬相承，直至当代。已有学者王泗原、辛德勇等指出欧公的名字应纠正做“脩”。但在简化字文本中，改“脩”为“修”仍是合理的。一种意见主张在简体字文本中作“欧阳脩”，并不可取。故应约定在今后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中，欧公的姓名在繁体字文本中一律作“歐陽脩”，在简化字文本中一律作“欧阳修”。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雍文昴副主编雍文昴副主编在《试论高等院校艺术教育中的史观思维与评论基础》发言中，表示自2011年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的类型格局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艺术学系统中的艺术史、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都相应地发生了流动。作者在高等院校艺术教育类型格局的分析基础之上，探讨艺术史观思维与批判基础的建构，以及其在艺术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
集美大学汪晓东老师汪晓东老师作了题为《设计研究是否需要学科范式》的发言。他认为设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鉴于目前设计研究还处于混乱的状态，有专家提出设计研究需要范式。设计学科的属性还处在模糊状态，虽然设计学科具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属性特点，但能否成为常规科学还难以确定。若解决目前设计研究的混乱局面，范式理论可能起到一些作用。汪晓东老师表示当设计学科渐趋成熟，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时，范式将束缚了设计研究，设计研究可能会跳出范式，走向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
哈尔滨音乐学院马卫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