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周记”何解?为什么只有《申报》?| 读邻有疑问

一篇长长的主咖谈(点击查看)之后,是“我来问”时间。以下是阅读邻居第 九十七期的 读邻有疑问。

“怎么回事?”(图 | 张宇帆)

我有一个小问题,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很多篇章内容能引发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和热点事件上,想问问您写作时,在话题选择上也是在有意贴近当下的么?(淑婵

这一点毋庸置疑。第一,写作者一定会寻找现实的刺激。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刚才提到,既然我的想法是很多问题一百年前存在现在还没解决,我肯定会寻找那些确实还没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但是它很好玩,比如像电报,当时的电报费用,还有它的用途,其实它也可以对比现在,当时的电报就像微博一样,可以用它来@某个人。包括最后那篇关于抗疫的分析,我觉得一定是跟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也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做法,我不把这本书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来设计,而更愿意把自己当下的思考或者反应放进去。

读完我有两个提问,这里有讲一百年前,当时的报纸还蛮多的,那一年属于信息非常多的一年,为什么书上从开篇一直选的是《申报》的新闻?第二个问题,孙中山宣称如果清廷逊位就辞职,后来真的第二天就辞职了。这本书我还没看全,这两个地方有点儿没明白,这本书还是比较严谨,也写得非常好,很有意思。谢谢杨早老师。(Sarah

媒体也都会问:为什么只有《申报》?实际上刚才我已经有了一个说法,就是自我设限的问题。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是1912年的一个普通商人——1912年中国的识字率不到9%,在9%里面能够读报的人可能只有50%左右,所以一百个人里有四到五个人读报纸。这些人除了政治、文化精英以外,大部分人其实能够读的,也就只有一到两种报纸,跟现在很多人的主要信息还是来自《新闻联播》是一样的。所以主流媒体的态度,决定了、塑造了一个民众怎么样去想象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政党报纸”引进来意义不大,因为它的作用不在这里,这一点我在《后记》里面也提到过,但是可能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

这也涉及到底作者的立场是什么,如果要去寻找所谓的真实,可能需要有多种材料作为辅助,这是全知式的历史研究喜欢干的事情,但其实我对此是有怀疑的,我认为哪怕把所有报纸都引进来,也未必提供所谓的“真实”,你顶多提供不同的说法而已,并没有发生质变,只是发生一个量的变化。

实际上,当时报界情况也不是你想象的有好多报纸,能够获得大众公信力的日报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在《申报》当中也会大量引用其他报纸,与其他报纸对话,报界本身会构成一个舆论场。除了像《申报》这样的大报外,当时虽然有几百家报纸,但是新闻部分,大部分报纸都是抄来抄去,各报的差异点主要是议论,就跟我们现在的公号一样,很多时候不是针对新闻真实,它没有这个能力去探讨新闻的真实,它用力的点是站什么样的立场,以这个立场赢取它的利益。所以你理解了现在公号圈,就能理解当时的报业状况。这是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

前面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在关注历史的时候,有几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特别能够构成历史的广阔图景,恰恰不是我们特别喜欢说的人物、事件或理念,真正能够构成历史全貌的东西,包括时间(用什么历法,新历还是旧历),包括身体(要不要剪辫子),包括服饰(穿什么样的礼服,这个在国会里面争了很久),还有就是制度(采用中央集权还是采用各省自治,采用美国式民主还是英国式民主),最后一个就是符号,比如首都、国旗、新国家的国民特质,最后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共和”这个词等等。这些元素会比习惯性的历史更能构成历史的全图景,在《元周记》里我比较有意探讨这些元素。

我想反过来问杨老师,当写一些比较传统的话题,被很多人写过的,甚至被鲁迅写过的,“头发的故事”这种话题,在材料或者整体的思路上有什么特意的安排,怎么避开前人的成果和叙事,这种老话题怎么写出新意?我想问难道只是材料的新吗?有没有别的方面的考虑?(彭江河

简单回答一下。如果你有历史感的话,应该知道,鲁迅写《头发的故事》,那种想法在当时是很新的,因为对民元剪辫这件事情的反思,本身就是很新的一种观点。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鲁迅“封神”以后,当我们接受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先碰到的是鲁迅,我们很容易会“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这是很大的问题,你会将历史上很多原生东西给遮蔽掉。

其实我愿意写老话题,因为当老话题变成一种单线叙事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去掉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看这些去掉的东西能不能找出来,能不能找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知或者想象,在当时到底是什么一种状况。

所以我在看报的时候,关于头发这个话题,就会反复的追问到底剪辫的合法性在哪里:你走过去就把人家的辫子咔嚓一下剪掉,而且你还振振有辞觉得自己做了很好的事,这个话题背后,我们对共和、对民国到底怎么看待?这里面蕴含巨大的想象,就好象我们现在说某某人不爱国,你怎么证明他不爱国?是没有国籍?还是国庆日的时候没有挂红旗?还是什么?整个民间会涌动着一种思潮,在这种对比之下,会发现头发当时作为一个既是身体的也是符号的存在,它在那时候有曾什么样的功能,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以前做《话题》也是这样,一旦一个话题出现争议和不同的歧路之后,它背后的意味就比较容易捕捉。如果当时没有分歧,就需要通过历时的分析,把分歧找出来。

我这本书的81页字体和其他页不一样,加印的时候可以修改一下。(张宇帆

81页这个问题,宇帆大概是第36个人提醒我的。我拿到书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包括第3页目录上也有问题,这些小疵,只能加印的时候改过来吧。

我问题还蛮多的,尽量简短一点。我觉得抄报是特别酷的事情,我特别喜欢抄报,真的是第一手的资料,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选择、有取舍,当然首先是大范围的了解,如果我退休之后,我特别想再重新学历史,再从抄这些史料开始研究。所以我第一个想问杨老师,“元周记”这三个字做何解?第二,按月份的编年体,比如1月份的主题是“改元”,2月份叫“进退”,7月份叫“暴力”,是在抄报纸的过程中先设定这么一个主题,还是发现大部分都在讲这个事情,然后挑出来一些论据集中写,是有这样一个设计吗?或者里面有这样一个逻辑吗?因为不同的人去抄,可能关注的点不一样,政治、经济、文化这么多新闻,是不是有一条主线或者怎么设计下来的?(阿飞

《元周记》这个书名是妥协的产物,熟的朋友都知道这本书的原名叫《共和是》。

为什么叫“元周记”?后来想想也是挺乌龙的事情,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把它写成周记,民国元年的周记,但是后来这个东西为什么实现不了?这也能回答你最后问的问题:这本书关注的线索是什么

我关注的线索,像“进退”这些主题肯定是后设的,但是我在抄报的时候,确实最关注的,是哪些东西在变,1912年是一个变化之年,整个社会各方面都在变化,立法、发型、制度都在变,而对“变”的关注,自然就会忽略很多的常态,那些在1911年和1913年都会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时候我会把它简单地放过,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周记”做不下去的原因,其实连“月份”也能看出来:前面的事特别多,前半年的事极其丰富,因为什么都在变,一个新的国家成立起来,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重新制订,过不过旧历、什么时候还债、交易怎么进行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搅在里面,但是随着社会慢慢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后半年这些事情变得少了,可以给我们变化感觉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无法写成“周记”的一个原因。

我想问的也是方法学的问题,您抄了一年的申报这么多素材,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筛选,比如说是不是有个选择的标准,有个选择的流程?当然您刚才也回答了是否变化是个维度,但是能不能进一步阐述一下,比如同样都是在写一年的事,如果《元周记》用变与不变来衡量,跟您之前牵头编写的也是年度图书的《话题》系列也是,有共通或者传承之处吗?(Nellie

这个说对了,我真的是应用了《话题》的经验,比如我抄报可能抄百把万字,但是我另外有一个文件叫“1912热点”,我会列出哪些东西是热点,把相关条目放在一起,写作的时候会根据热点来吸附事件。比如女子选举是一个热点,关于剪辫是一个热点,关于立法和服装是一个热点,还有选定首都也是一个热点,你把热点事件放在一起以后,这条线索自动就会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资料再整理的过程。

我对这个书有一个吐槽的地方,每次记者穿越,是竖排版,但是你翻页是从左边翻,所以特别别扭,你翻到这一页以后要从右边往左边读,翻到下一页的时候又要再翻回头去,两种排版本身应该分别对应从右边翻起或者从左边翻起,现在穿插在一起就特别违和,挺别扭的。(凤梨)

我回应一下,一个书的形成就是妥协的过程。今天责编不在,我代她回答一下。最早这个创意是责编的,最早的想法是希望把里面竖行排版做成折页,如果做成折页拉开来,一定是从右往左读的。当时为了这个事还较了半天劲,最后我把折页都校完了,印刷厂说实现不了,这样做的话第一是成本太高,第二是出来以后书根本压不平。所以没办法,最后妥协成这样。

我想了解一下,早老师在写的时候,介绍历史时对背景有怎样的处理规范,能做到让我这样的读者感觉到容易读且有收获?

再有就是细节上面,举个例子,228页,谁打了宋教仁耳光这一篇,当时开会,有一句话说“张继觑了个空,大声宣布‘散会’,但是还要等一等,“请大家到会馆门口摄影留念”。“请大家到会馆门口摄影留念”是用了双引号,这是一句直接引语。下一页也有,“有人大叫,勿要动手,勿要动手,表决表决,民主。”这也是直接引语。

在细节的处理上,我相信直接引语肯定是报纸上的话,前后的一些细节的补充,怎么做到流畅、自信地把它书写下来,让人觉得它是历史的真实的,而不是别的非虚构写作?在处理细节上我有这样的疑问,包括前面背景,写到什么程度、写哪些会让读者觉得好像没有更深更全的背景也可以读,这两个问题想问早老师。(彦平

简单回答一下,我记得几年前阅读邻居曾经有人问过,问我为什么要研究近代史,我当时有一个回答,近代史的好处,是那时候人的思想跟我们现在是最靠近的,我们从现在去倒推,最容易理解当时人的想法。写历史的时候我也是采取这种逆推法,很容易理解当事人的言行举止。从理解他们的言行逻辑的角度再来反推这些事情,相对而言很容易去理解。而不是说它是完全外在于你的一个世界。

第二点,你举的例子正好是缝合的例子,比如后面一句不是直接引语,它是属于设想出来的。前面一句,关于张继摄影留念,这就是一个缝合,因为当时的主持人是张继,报纸上又记载说大会之后,大家有摄影留念,我就合理地想象张继要求大家做这么一个工作,因为大会本来已经很乱,但是最后主持人职责所在,还是要完成这样一个会议流程。这就是我用想象力缝合史料的工作。

我想问杨早老师一个问题,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担不担心这些细节最后把民国所谓的政治史,民国所谓的革故鼎新的历史大背景的气氛给冲淡?(明扬

我又不是在写民国通史,我管它与历史大背景有什么关系呢?(笑)我就是写一些——你叫“小历史”也可以。

我倒是想说说我跟明扬兄的一个共同点,我刚才说“反套路”,这里再顺便推一下明扬兄的《纸上谈兵》,他在《前言》里面说的,深得我心,虽然中国人都很喜欢谈战争,但是中国人理解古代战争往往是从演义小说或是戏剧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对战争的理解特别不真实和不贴切,这个我很早就有体会。

比如看《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烧得曹兵焦头烂额,看这些描写的时候,我们一点儿体会不到曹兵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们只会觉得真是大快人心。但你要想想,曹兵也是人,他们也是血肉之躯,被烧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不感觉战争的残忍性吗?所以很多时候主流叙事,就是刚才周群老师说的,它是不把从人带进来的。

我特别欣赏台湾的相声瓦舍,有一出相声,里面有一个片断特别好,讲的就是草船借箭那天晚上,草船还没到对江的时候,两个曹营的士兵在聊天,说今年麦子收得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北方的天气如何,等等,最后结局就是两人说“前面!好象有船!”我看到那里特别感动,从那样一个小人物视角理解历史,那段是我见过相声瓦舍编得最好的一段。

1912年民国了,我们看到一些社会风俗的改变,但在经济上有什么改变呢,共和政府有什么措施呢,天天借款也不是办法。政治改革所对应的经济改革又是什么?所以我看了杨早老师显微镜般的细节叙述方式,反而有了进一步了解宏观历史的兴趣,杨早老师会不会把这些东西也延伸加入?(浩子

有些东西我留给大家自己去理解,你说的这个思路是很对的。比如清政府为什么弄不下去?因为它是一个小政府,传统的中国又是主要征农业税,不征商业税。为什么后来湘军和淮军能够打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们实行了厘金制度,军队自己设关卡收商税。事实上民国政府所有的借款都基于它的抵押品,比如是海关税或者盐税。所以这种事情说起来相对复杂,包括梁启超后来当财政总长的时候怎么考察民国经济的,这些都是后面的事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理解。

如果我的叙事设定是小老百姓的话,他是不太会追溯这些问题的。但这些问题确实很有意思,关于经济史的方面,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因为某种意义上,经济制度决定这个国家本身能够走多远,后来一直到四十年代抗战后方,国民政府讨论实行计划经济,其实就是整个中国二十世纪一个大实验的先声……这是另外一种话题,如果能启发你关注这个话题,也就部分达到我的目的了。

书中有个地方特别好玩,我读的时候笑了半天。你写到一个要建党的四川人,运用的也是四川话。因为语言相通,领会到那种语气,不由让我想到李劼人的《暴风雨前》里那些“闹革命”的人物。第一,你在书中写他怎么梳理关系通道,他找袁世凯,因为认为这个事情袁世凯才抹得平;第二,当时“爱国”也可能是门生意,他建这个党的目的是什么,体现出某种投机性;最后,你自己又跳出文章,评述我们当下也有很多“爱国党”。你怎么想到写这样的事情?从这个小切口似乎还能引出好大一部戏……这种思路和创作,会往前推进更多好玩的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很想跟你学习。(魔菇

当你看史料的时候就会留意到两点,当时有两个热潮,一个是办报热,一个是建党热。

这都是一个社会政治刚刚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的情况。最奇葩的情况是,一份报纸每天只印两张,一张贴在自己的报馆门口作为样板,另一张送给它的投资人,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发行,这样的报纸当时也很多。其实办党也是,办党可以挟党以自重,提出主张,就可以分一杯羹。所以后来宋教仁他们选举的时候,就会把几个党合成一个,他被打耳光,就是在六党合一的成立大会上。所有民主制度初建的时候,党派一定是此起彼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都是,但是最后被资本也好,权力也好,会有一个整合的过程。但是最开始多元的状态是特别有意思的,特别能展现一个社会的底层诉求或者是多元面向。

细究起来,确实是一出大戏,但是说实话,政党史这个东西写的人很多,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面再插一脚。

杨早新书


作者: 杨早
出版: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12
页数: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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